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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浅析“零口供”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策略
【英文标题】 Investigative Strategies to the Cases of Bribery and Embezzlement Without Confession
【作者】 浦雪章扬伟【作者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
【分类】 刑事侦察学【中文关键词】 零口供 贪污贿赂 侦查对策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3
【页码】 71
【摘要】 随着犯罪方法智能化,案件定性难度增加,取证工作困难加大,影响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和效果,尤其是“零口供”案件日增,成为检察机关侦查部门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以具体“零口供”贪污贿赂案件为例,分析“零口供”案件的普遍规律,并进一步探究其概念、成因及对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0628    
  当前,反贪查案工作面临着诸多前所未遇的新情况,诸如:犯罪方法智能化,案件定性难度高、取证工作困难大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和效果,尤其是“零口供”案件日益增多,成为检察机关侦查部门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之一。
  笔者拟从近两年来参与侦办的上海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邵某贪污受贿、上海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心刘某贪污、上海第六丝织厂财务科王某贪污等多起“零口供”的贪污贿赂案件,并结合我院反贪局在办理此类案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零口供”案件的一些普遍规律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究“零口供”案件的概念、成因和应对之策。
  一、“零口供”案件的基本概念
  所谓“零口供”,正常理解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只作无罪、罪轻的辩解,拒绝作有罪供述或者保持沉默、缄口不言的事实情况。在具体区分“零口供”案件时,我们必须注意“零口供”与“无口供”、“零口供规则”的区别。
  “无口供”即没有口供,通常是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一言不发、保持沉默。我国现行法律以及司法实践中,都不承认“沉默权”的存在,刑事诉讼法第93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从这一意义上讲,“零口供”是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对自己犯罪事实予以明确否认或者拒作供述或作无罪辩解,并由此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零口供规则”是部分地方检察机关公诉部门采取的一种证据规则,是指“当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即口供呈至检察机关提请批捕时,检察机关视其有罪供述不存在,即为零。同时通过在案的有关证据进行推论,证明其有罪。”
  二、“零口供”案件不断上升的成因
  “零口供”案件日益增多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犯罪嫌疑人自身认罪悔罪态度等主观因素,也有诸多客观因素。
  (一)社会舆论的负面影响加之犯罪嫌疑人的错误认识,是导致“零口供”案件增多的重要因素。反贪部门在查案工作中,利用长期积累的审讯经验,赢得了一起又一起案件的突破,但与之相伴的一些弊端也逐渐显现,那就是对于“口供”和依靠“口供”建立起来的证据体系的严重依赖。如同医学领域中病毒的抗药性一样,犯罪嫌疑人在一次次审讯的博弈中积累起足够的抗审经验和能力,这些经验和能力通过“口口相传”,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如“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等反侦查反审讯“技巧”,进而被少数心存侥幸的犯罪分子奉为圭臬,成为他们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金玉良言”。如我局在办理刘某贪污案、王某贪污案的过程中,刘、王二人接受侦查人员的讯问时均表露这样的思想:“这些事情(犯罪事实)我讲了要判刑,不讲也是要判的,还不如不讲。”又如我局查办邵某贪污受贿时,邵某被刑拘后,气焰仍十分嚣张,在一次讯问结束后,竟对侦查人员说:“我赖得还可以吧,我准备在开庭时还要赖掉一点,官司只要不超过5年,我也满足了。”在上述情形下,加之犯罪分子具有“较好”的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就极易形成“零口供”案件。
  (二)法律威慑力的减弱,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零口供”案件上升的势头。对贪污贿赂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来讲,法律的威慑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由于对侦查机关可能采取何种强制措施(“关”或“放”)的不确定而产生的心理畏惧:二是由于对审判机关可能处以何种刑事处罚(“重判”或“轻判”)的不确定而产生的心理畏惧。这两方面心理畏惧所形成的威慑力,外加犯罪分子希望得到“从轻发落”的内心期盼和强烈的求生欲,使他们到案后能够主动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但是,笔者在办理上述几起“零口供”案件中发现,这两种威慑力正在减弱。
  首先,侦查部门在强制措施的运用上越来越缺乏灵活性和可选择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侦查部门缺乏与犯罪嫌疑人进行辩诉交易(诸如认罪换减刑或作证换减刑)的可行性。根据办案实践,侦查部门在犯罪嫌疑人交代有关犯罪事实、并掌握了一定证据的前提下,基本倾向于采取比较严厉的强制措施(刑拘和逮捕),不会过多考虑自首、认罪悔罪态度、犯罪情节、恶意程度等因素。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符合诉讼成本最优化的要求,也不论是否符合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单就在刑事诉讼程序期间可能存在的风险(例如犯罪嫌疑人逃跑、死亡、翻供等),就使侦查部门在使用其他强制措施(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时,不得不慎之又慎,从而影响了选择的灵活性。
  其次,近年来贪污贿赂案件“严查轻判”的现象比较突出,适用缓刑的情况也十分普遍。刑事处罚在“从宽”和“从严”之间的弹性降低,使犯罪分子对于“交代”和“拒供”所带来刑事处罚的落差感受并不明显,于是一些职务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预期提高,这也使犯罪分子到案后更多地选择“拒不供述”来逃避法律制裁。特别是审判过程中对于部分贪污贿赂案件“准自首”情节的认定,例如规定“如实供述罪行的有效时间,原则上应以一审判决前为限。”(《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使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乃至整个诉讼过程中,均采取拒不供述的应对态度,而在实际接受处理时却并未因此承担相应的后果和风险。
  三、“零口供”案件的侦查对策
  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零口供”案件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呈继续上升的趋势,因而要求侦查部门和办案人员积极寻求应对之策。
  (一)转变观念,增强风险决策意识,是查办“零口供”案件的基础。针对职务犯罪日渐隐蔽化和智能化,以及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不断增强的新形势,侦查人员要不断增强在侦查疑难复杂案件时的风险决策意识;正确处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者的辩证关系,通过一定的打击力度体现检察机关惩治犯罪的信心和决心;转变撤案等于错案、不诉等于无罪的传统观念,善于把握法定条件,合理、准确地运用必要的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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