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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当前毒品犯罪案件审判中遇到的问题和对策
【英文标题】 Problems in current trial of drug crim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作者】 鞠海亭*【作者单位】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毒品犯罪 审判 疑难问题 对策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5
【页码】 36
【摘要】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温州就一直是毒品犯罪的重灾区,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占浙江全省总数的60.91%,毒品犯罪案件数量约占整个浙江省的三分之二。为了依法严厉、准确地打击毒品犯罪,笔者到温州毒情严重的乐清、鹿城、苍南等地法院就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对毒品犯罪案件审判中遇到的证据审查、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以及立功等疑难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对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0567    
  
  

当今社会,毒品已经成为世界的一大灾难。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不受到毒品之害。[1]我国在解放初期,曾经用两三年的时间将危害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烟毒一扫而光,成为世界反毒品斗争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进入80年代,毒品犯罪又死灰复燃,而且愈燃愈烈,[2]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后,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为毒品犯罪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至于比较富裕的温州成为全国毒品消费的一个重点地区,每克海洛因的非法交易价格高达四五百元,吸引了众多贩毒分子到温州贩毒。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温州就一直是毒品犯罪的重灾区,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占浙江全省总数的60.91%,毒品犯罪案件数量约占整个浙江省的2/3。而且,吸毒人员仍在以每年2000人的速度快速增加,毒情十分严重。为了依法严厉、准确地打击毒品犯罪,最近,我们到乐清、鹿城、苍南等法院就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对毒品犯罪的情况和毒品犯罪案件审判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了了解、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希望能对毒品案件的审判工作有所助益。

一、毒品犯罪案件审判中遇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毒品犯罪案件审判中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一)毒品犯罪中对作为孤证的言词证据如何进行审查判断问题

由于毒品犯罪以毒品作为交易对象,交易的双方以及中介人、运输人等参与交易的其他人在毒品交易中都有各种利害关系,毒品犯罪现场不会留下犯罪痕迹,也没有直接的被害人,所以毒品犯罪案件有一个显著特点,即证据的种类和数量少于其它刑事案件。在贩卖毒品犯罪中,买卖双方承担的风险程度相当,不会互相告发,且非法交易过程极为简单迅速,只有口头约定并无书面合同,完全凭信用办事,交易后尽可能不留任何凭证。所以,审理这类案件时,经常会出现“一对一”的言词证据即孤证的情况。对这种证据应当如何认定?我们调查的50个毒品犯罪案件中,有17个是属于这种情况。例如,乐清法院审理过这样一个案件,被告人李某在一幢楼上从事毒品交易时被抓获,他供述楼下有一个同伙张某。侦察人员在楼下果然找到张某,但张某否认参与犯罪,而是在等他女朋友。经调查,她女朋友否认有此事。在这种情形下,能否认定张某有罪?

(二)毒品犯罪中的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问题

根据《南宁会议纪要》,犯意引诱是指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运用特情侦破案件是打击毒品犯罪的手段之一)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数量引诱是指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可判死刑数量的毒品犯罪。对这两种情况,《南宁会议纪要》认为应当从轻处罚,且对犯意引诱的不判死刑,对数量引诱的一般不判死刑。但在司法实践中,对犯意引诱能否构成犯罪以及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如何定罪量刑问题仍然存在着一些争议。

对于数量引诱,一般来说从轻处罚是合适的。但如果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很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很大的毒品犯罪,则仅仅从轻处罚是不妥当的。因为毒品数量直接支配被诱惑者刑事责任的大小,如以“过分提高”的数量为标准追究其责任,显然有违司法的公正性。例如本来应判一年,由于数量引诱而最少判15年。这时,应当考虑依法减轻处罚。对此,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基本一致。争执的焦点在于犯意引诱。比如上海市鹿城区法院就曾经处理过一个犯意引诱的案件。被告人是一位65岁的老太太,身体状况很差,长期靠捡破烂为生,生活困难。有一天,公安局的一位特情找到她,告诉她贩卖毒品很赚钱,并说自己有大买家。经过这位特情3次做工作,被告人终于禁不住诱惑而开始四处打听如何购买毒品,最终找到了毒源并购买了3克掺假搀假的海洛因。当她在汽车上将毒品交给特情人员时,被警察当场抓获。审判过程中,合议庭对是否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以及如何进行量刑都存在争议。但最后还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0年4月4日法(2000)142号)(以下简称《南宁会议纪要》)的精神认定犯罪成立,只不过量刑时按从犯从轻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七年。[3]、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特情引诱(包括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在毒品犯罪中所占的比例很高。特别是100克以上的特大毒品犯罪案件中,特情引诱的比例高达80%以上,其中大部分又是犯意引诱。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绝大部分毒贩都是小毒贩,只进行零星毒品贩卖。而大批量贩卖的毒枭很少,且贩卖手段诡秘,极难抓获。二是公安部门(特别是毒情严重的地区的公安部门)工作任务很重,规定具体的年度破案指标,如果完不成任务,将扣发奖金和取消评先进的资格,而如果超额完成任务,就会得到奖励。如果能破获毒品大案,则会获得立功甚至晋升的奖励。三是运用特情引诱抓获毒贩比较容易而且安全。在上述情况下,公安人员大量运用特情破案,于是100克以上的特大毒品犯罪案件就轻而易举的制造出来了。

目前,还出现了一种新情况。过去的特情人员都是一般人(特别是经过教育改造的吸毒、贩毒分子),而现在,公安民警自己充当特情人员,直接与毒贩约定交易时间、地点,然后进行布控,在交易现场将毒贩抓获。而且,公安机关为了破获案件,直接给民警提供购毒资金。这样,公安民警既是证人又是经办人,在证据上认定和毒资处理上就带来了一些问题。

(三)毒品犯罪中的立功问题

1、花钱买“功”能否认定为立功?

由于我国刑法法小宝对毒品犯罪特别是贩卖毒品罪规定了极为严厉的处罚措施,所以犯罪人被抓获后往往会把自己掌握的一些毒品犯罪线索主动提供给司法机关,以获取从宽处理的机会。特别是在毒品犯罪人被判处死刑后,他会十分主动地向司法机关提供线索,检举、揭发其他毒品犯罪,协助司法机关缉捕其他毒品犯罪人、查找毒品、毒资、枪支等。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毒品犯罪行为人归案后有立功的比例远远高于其它同类型案件。这些立功行为基本上都是货真价实的,但假立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在某毒品犯罪案件的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王某突然提出:“我要立功!”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有犯罪线索。根据这一犯罪线索,侦查机关果然破获了一桩大案。但细心的审判长发现,王某长期被关押,他不应该知道该犯罪线索,于是就问犯罪线索的来源。王某开始支支吾吾,最后承认犯罪线索是让家里人花五万元钱买来的。合议庭围绕着王某的行为是否认定为立功问题展开了讨论。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为了获取从轻、减轻处罚的利益而花钱买功,不符合刑法关于立功的立法本意,故不应认定为立功,不按立功来处理。另一种意见认为,花钱买犯罪线索不是违法行为,侦查机关不是也经常悬赏那些提供犯罪线索的人吗?而且,花钱买线索对打击犯罪是非常有利的。因此,这是一种对社会有益无害的行为,应当认定被告人的立功成立,并依法减轻处罚。到底哪一种意见更可取呢?

2、检举尚未实施的犯罪能否认定为立功?

关于这个问题,我院曾出现过两个结论完全相反的案例。我院(1999)温刑初字第170号案件的被告人朱书载归案后向公安机关检举黄乐英贩毒,然后多次打电话给黄乐英,要求其送毒品海洛因1000克到瑞安市,并约定交易价格。后黄乐英找李进宝联系贩毒,在她将毒品运送到瑞安市时被公安人员抓获。一审认为,检举他人犯罪线索,必须是已经实施终了或正在实施的犯罪行为,而本案被告人朱书载检举的是尚未实施的犯罪。而且,没有证据证明黄乐英曾经贩过毒或者向朱书载表示过推销海洛因的意向。黄乐英是在朱书载的催促下,经不起巨额利润的诱惑才犯罪的。因此,朱书载的检举不能成立,不能认定他有立功表现。一审根据朱书载的其它贩毒事实而依法判处其死刑。案件上诉后,二审认为,朱书载有预谋地诱导他人实施贩毒犯罪,并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此案的行为构不成立功。从而驳回了朱书载的上诉请求。最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朱书载的死刑判决。据此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也不认为朱书载检举尚未实施的犯罪的行为构成立功。

但是,两年后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似乎有了改变。我院(2001)温刑初字第277号案件的被告人谢文东在公安人员的监督下,打电话给被告人龚正书,要求龚正书卖给他250-300克海洛因。两天后,当龚正书带着200.1克海洛因从深圳来到瑞安天都大酒店出卖给谢文东时,被守候的公安人员抓获。一、二审均认为被告人谢文东引诱他人犯罪的行为不能构成立功,而按照谢文东的贩毒行为依法判处其死刑。但最高人民法院却认为,“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对被告人谢文东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于是改判谢文东死缓。而所谓的“本案的具体情节”,主要是立功问题。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在检举尚未实施的犯罪能否认定为立功问题上的观点有了根本改变。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毒品犯罪中如何对作为孤证的言词证据进行审查判断问题

1、言词证据的特点

在禁毒实践中,毒品案件的言词证据多数是证明购买运输或吸食的毒品数量的证人证言和提供已走,私、贩卖、制造、运输等毒品量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口供),这些口供、证言、指认或检举多数是孤证,作为证据而言有如下特点:

(1)隐蔽性。毒品案件没有一般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或事主的报案,几乎没有现场(或留下作案现场少)可供勘查。因为毒品交易是买卖双方在秘密状态下非法进行的活动,双方都是毒品犯罪活动的受益者,又都是法律的触犯者,谁都不想暴露自己的活动。因此,虽然有些贩毒案件已成既遂,如果没有了解底细的人提供线索或抓获毒贩的口供、吸毒人员的证言,公安机关很难发现。

(2)不稳定性。多数贩毒犯罪活动是从小到大,从本地贩到外地,作案时间长,次数多,言词证据难以固定。且犯罪分子利用缉毒人员缺乏直接证据,单凭口供、举报材料及吸毒人员证言检察机关难以认定,从而竭力狡辩,开脱罪责,避重就轻,甚至随时翻供,反咬一口,真伪难辩。

(3)调查核实难。这一特点是由毒品犯罪活动的本质决定的。尽管毒品犯罪分子与吸毒者,购毒者有过正面接触,后者多知道某些情况和动向,但是由于“中间环节”大量存在,贩毒分子在进行毒品交易时频繁使用假名、假地址,利用知情不多的“马仔”和根本不知内情的个别贪利公民或无业人员运输毒品以及关键时候“丢卒保车”等情况,常使“言词证据”难以深入核实。此外,贩毒分子日常是居无定所,流动性大,流动范围广,常常是跨地区、跨省甚至跨国进行犯罪活动,给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控制嫌疑人和抓捕贩毒分子造成极大的难度。[4]

2、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和判断应当掌握如下标准:

(1)坚持“两个基本”的原则。刑事案件对证据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一般情况下,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不能判决被告人犯罪和负刑事责任。但是,取证难、认证难是当前办理涉毒案件的普遍现象,而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极大,在温州地区有泛滥之势。如果对证据的要求过于严格,不利于打击毒品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所以温州市法院系统在对毒品犯罪案件的证据处理上采取“两个基本”的原则,即基本事实必须清楚,作为基本证据的关键证据与其他证据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得出的结论具有排他性。

根据这一原则,对于只有言词证据而无物证等直接证据的案件,要严格审查多个间接证据能否构成一个证据链,相互间有无矛盾,得出的结论有无排他性来进行审查。前述案件中,尽管直接有力的证据不足,但审判人员在对本案的所有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后,排除了张某合法出现在犯罪现场的可能性,果断判决张某有罪并负担刑事责任。

(2)根据言词证据的不同情况来判断其证明力。毒品案件中的证人包括从毒品犯罪分子手中购买零星毒品供自己吸食、注射的人;在毒品犯罪分子欺骗下,不明真相为其走私、运输毒品的人;目睹他人从事毒品犯罪活动的人;从他人口中探知毒品的来源而提供传闻证据的人等等。这些证人证言,由于身份不同其证据力和证明程度也不同。从毒品犯罪分子手中购买零星毒品供个人吸食、注射的人和目睹他人进行毒品交易的人,这种和毒品犯罪分子有过直接接触或目睹毒品交易的人与毒品案件利害关系不大或根本就没关系,提供的证言可靠性较大。比如在零星贩毒案件中,经常会遇到在当场缴获了少量毒品,经查,有多个吸毒人员指认他贩毒,但贩毒分子拒不承认贩毒的情况。如果多个吸毒人员能证实向其购买过毒品,且证词在多种细节上一致,如贩毒分子的联系电话、分包的价格、数量等是一致的,在证据意义上应该已经不能算是孤证了,那么对贩毒分子以前的贩毒行为可以认定。关键是看其供述的细节是否一致,能否彼此互证。

(3)将“一对一”的证据变为合成“多对一”的证据。言词证据是含有许多内容的,比如证实买卖毒品的时间、地点、方式、方法及贩毒分子的体貌特征等具体细节,这些可以为判断证据真实性的重要依据。因为通过这些具体细节,可以收集充足的间接证据,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证据锁链”,相互印证,使多个“一对一”变成“多对一”的证据。如贩毒嫌疑人交代除被抓获当次贩运毒品数量外,还交代了过去几次如何到中缅边境带贩运毒品的经过,数量多少。表面看来前几次的贩运毒品只是言词证据,而通过这些口供作为索引,在其家中搜出过去嫌疑人从云南飞往广州的机票及毒赃账目,与其交代的时间、数目基本一致,这就实实在在地证实了前几次贩运毒品犯罪事实的成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也规定:“5.对于毒品已无法查找核实的案件,只要毒品买卖的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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