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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知识产权犯罪特点和执法中的问题及对策
【英文标题】 Crime again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Issues of Execution
【作者】 杨亚民邢玲玲【作者单位】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知识产权犯罪 智能化 程序规则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5
【页码】 63
【摘要】 在入世后的知识经济条件下,必须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刑事司法手段的作用,加大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树立起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刑事司法形象。当前知识产权犯罪呈现出了犯罪类型集中化、数量激增化和行为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但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上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知识产权刑法体系尚不完善、刑事司法的程序规则也有欠缺,加之执法中存在的主体、意识和协作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利于知识产权犯罪惩治的障碍。应突破以上诸项障碍,建立起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对策体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0659    
  
  

1997年刑法修订设立专节的侵犯知识产权罪以来,我国初步树立了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形象。据统计,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2002年至2005年共受理此类犯罪12件19人,起诉7件9人。但是,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刑事执法状况与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乃至TRIPS协议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在打击犯罪、制裁侵权方面仍存在大量的执法问题,特别是在人世以后,如何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刑事司法手段的作用,加大对假冒和盗版的打击力度,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一、当前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要特点

一是犯罪案件类型比较集中,以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件为主。二是新型知识产权罪案数量急剧增加,尤其是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大量出现。商业秘密作为新型知识产权在市场竞争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有些企业人员为了获取优厚待遇,将自己掌握的原单位商业秘密作为个人资本提供给新单位;有些企业为省去高额科研投入,不惜以重金收买有关人员,将他人商业秘密据为己有,以最低成本获取最高利润。这些不法企业和个人通过不正当竞争,给商业秘密权益人造成巨额经济损失。三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向高智能化发展,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更为隐蔽。随着我国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力度加大,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更为隐蔽,运用计算机网络等高科技手段作案、向高智能化发展,这一特点越来越突出,给公安机关的案件侦办工作增加了难度。四是共同犯罪、单位犯罪较多。各共同犯罪人和单位犯罪人分工配合、密切合作,涉案金额巨大,不仅给权利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还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五是连续性犯罪和跨地区犯罪现象较突出。有不少被告人曾因侵权受过行政处罚或者被判处过民事责任,甚至是多次被罚。有的被告人既销售侵权产品,又贩卖假标识,一人构成数罪。为逃避打击,犯罪人往往选择在不同地区组织生产零部件、组装成品和销售。

二、办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一)立法中的问题

1997年修订的我国刑法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专列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从第213条到第220条规定了涉及商标、专利、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七种罪名,分别是:假冒注册商标罪(第213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第214条)、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第215条)、假冒专利罪(第216条)、侵犯著作权罪(第217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第218条)和侵犯商业秘密罪(第219条)。在这七种犯罪中,除侵犯专利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刑罚幅度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外,其他五种犯罪最高均可处七年有期徒刑。同时,对所有这些犯罪,均可以单处罚金或者在前述自由刑之外并处罚金。1998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非法出版物案件解释》),明确了有关著作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2001年4月18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以下简称《经济犯罪追诉标准》)就著作权犯罪以外的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罪的追诉标准作了规定。200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发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内容全面、系统,既对刑法第213条至第219条所规定的7个侵犯知识产权罪中有关定罪量刑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数额较大”、“数额巨大”、“造成重大损失”等规定了具体的数额数量标准,又对“相同的商标”、“使用”、“明知”、“销售金额”、“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非法经营数额”等概念作了明确界定,同时对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所涉及的罪数、共犯以及解释的时间效力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为公、检、法机关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提供了明确的适用法律依据。刑法第三章第七节和这三个司法解释构成了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法律依据。另外,刑法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以及2001年4月9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伪劣产品案件解释》)也适用于部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主要是商标犯罪案件。当然,现行的商标法第54条和第59条、专利法第58条、著作权法第47条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4条、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40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1条也都规定,有关侵权行为涉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应当说,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刑事立法已相对比较完备,但面对假冒盗版屡禁不止,社会经济秩序遭受严重破坏的现状,能够进入审判程序的刑事案件少之又少,确实存在打击不力甚至可以说几无打击的情况,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职能和作用远未得以体现和发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实体法适用中的主要问题

一是侵犯知识产权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非法经营罪竞合严重。实践中,大量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实际上是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非法经营罪来定罪处罚的,原因就是存在法条竞合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非法经营罪在侵犯的客体上有一定差别,但在客观行为表现、犯罪对象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交叉、牵连与竞合。实践中个案认定时掌握三者的简单关系为:如果假冒商标的产品经鉴定为伪劣产品,就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如果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国家专营、专卖、限制买卖和许可证管理等的相关规定,就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伪劣产品案件解释》第10条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一规定具有普遍意义。《非法出版物案件解释》第11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一条至第十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条第(3)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第15条又规定:“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构成犯罪的,可以依照刑法第225条第(3)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从刑法本身的规定看,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经营罪与侵犯知识产权罪属于普通条款和特别条款的关系,但这些司法解释的规定导致刑法规定的特别条款很难适用,实践中以侵犯知识产权罪定罪的案件非常少,这是有悖于立法本意的。特别是由于刑法第225条第(3)项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可以作非常宽泛、简单的解释,客观上导致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条款被搁置甚至落空。

另外,在司法实践中,假冒注册商标往往是为了销售侵权产品进行牟利,同时可能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导致罪名适用混乱。对此应当参照《非法出版物案件解释》第五条第一款,一律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被告人的销售行为以及销售数额等应当作为量刑情节考虑,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仅仅适用于明知属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销售的销售商的行为。

二是侵犯知识产权罪与非罪的界限较难把握。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首先是一种未经权利人许可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侵权情节达到一定程度应受到行政处罚,达到严重程度才构成犯罪。因此,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一般知识产权行政违法行为和侵权行为往往出现一种竞合,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判定罪与非罪的难度。我们认为应当注意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判断:(1)主体基本相同。知识产权侵权、犯罪的主体均为一般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但是国家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不能构成该类犯罪,即不能成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主体。而国家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过程中,却可以构成行政侵权行为主体而导致知识产权纠纷。(2)主观要件不同。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观方面,日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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