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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论刑事诉讼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英文标题】 On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to criminal suspect in investigative phase of criminal procedure
【作者】 蔡能【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细化法律 少定原则 多订细则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5
【页码】 11
【摘要】

在讨论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命题中,较为流行的观点是主张引进西方的诉讼模式,比如沉默权制度、比如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等等,以此作为当前我国进行司法改革的权威参照。但作者以为,我们不能完全以西方国家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而是应该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看问题,应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走符合本国国情的法治之路。当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呼吁本国的立法机关,重新修订现行刑事诉讼法。重要的是:对法条的修改要尽可能的具体化、明确化,要少定原则,多订细则,只有法律具有了良好的操作性,才能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0572    
  
  

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是当前我国司法改革浪潮中的热点话题之一,通常是指犯罪嫌疑人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应该享有的正当合法权利。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实现人权保障,体现着一个国家人权发展的水平,反映出这个国家民主进步与法制文明的程度。众所周知,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与人权保障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因为在这一阶段,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必然涉及到对人身自由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以及对财产权利的扣押等等。因此,探讨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践中的主要问题

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侦查机关依职权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的强制性处分,是侦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追究犯罪、查明犯罪事实真相、保证刑事诉讼任务的顺利实现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但在这一阶段,由于侦查机关拥有广泛而强大的权力,其侦查活动通常具有主动性、主导性和决定性,而犯罪嫌疑人通常只是消极的被追诉方,只能被动地接受侦查,所以,双方的力量相差悬殊,严重失衡,极易导致侦查权力的扩张和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频遭践踏。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现代法治国家都在其本国法中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以及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一定的权利。联合国制定的一些重要法律文件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也对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力作了相应规定。这些规定的内容非常广泛,比如:被追诉方享有知悉权,即要求告知本被控告犯罪的权利;辩护权,包括犯罪嫌疑人自己为自己辩护以及聘请(或被指派)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沉默权或拒绝回答权;申请调取证据、询问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权利;了解侦查案卷材料或案情的权利等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也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广泛的诉讼权利,这些权利内容主要有:(1)在侦查阶段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2)有权自我辩护以及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的权利;(3)有权申请侦查人员回避、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以及知道用作定罪的鉴定结论内容的权利;(4)不受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进行讯问的权利;(5)对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行为提出控告的权利;(6)要求解除超过法定期限的强制措施的权利等等。所有这些规定,见诸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中,从内容上讲,不可谓不广泛,足见立法者的意图:旨在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人权。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1996年修订后的新刑诉法实施至今,关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些难题,大多体现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对此,专家、学者有过颇多的评论、设想和呼吁。笔者在此不想重复展开,只想择其要点进行进一步探讨。概括起来说,这些难题,主要突出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诉讼的权利仅仅停留在立法层面,实践中难以落到实处;二是犯罪嫌疑人的自卫性权利普遍受侵犯,尤其是自我辩护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具体来说:

(一)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这与1979年旧刑诉法规定被告人只有在审判阶段即开庭七日之前才可委托律师介入诉讼相比,无疑,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大大提前了。从理论上讲,律师的提前介入,有助于侦查人员更加严格依法办案,有利于发挥律师的法律服务职能,也能更好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与旧法相比,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曾被人们誉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进步。”[1]但遗憾的是,事实情况并没有体现出理论上所预期的效果。相反,多年的实践证明: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所享有的参与诉讼的诸多权利根本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就拿最基本的“会见”问题来说,我们知道,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是确保其实现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一系列“法律帮助权”的前提,但这个“前提”常常受到诸多法外因素的限制。比如:会见因种种借口而被无限拖延;即使是非涉密案件,还要经过层层批准;常常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律师会见;律师几乎不可能单独会见嫌疑人;限定会见的时间和次数;会见时派员在场或被秘密监控,如秘密录音、录像等等。所有这一切经常发生的侦查机关非法阻碍或排斥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的情况,使律师普遍感到“会见难”。以至有学者认为:“我国对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规定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宣告性规范。”[2]这话不无道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难”,使得律师的作用在侦查阶段无法发挥出来,于是律师参与诉讼的积极性大打折扣,以至于“自辩护制度改革以来,我国的律师介入诉讼尚不足30%,70%的刑事案件请不到律师,多数律师也不愿意参与刑事诉讼。”[3]造成这样一种现实结果,当然,与立法者的本意是相悖的,其原因也是复杂的,但笔者以为,主要原因在于三方面:一是侦查机关通常以一种戒备心理来对待律师的介入,认为律师的介入会有碍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故而对律师的介入怀有抵触情绪;二是大多数犯罪嫌疑人由于其自身素质的低下而不知道法律规定其享有的基本权利或不太清楚如何行使这些权利;三是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或者说缺少强制性操作规范,使得侦查人员不按照法律规定办事也没有带来不利后果。尽管“六部委”[4]针对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作了许多专门规定,但这些规定由于本身又存在诸多缺陷,以至于从实施情况来看,很少得到贯彻落实,基本上成为一纸空文。由此可见,在这样一种现实环境下,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难”也就不足为怪了。“前提”受到了限制,那么其他后续的一系列权利的实现也就失去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保障也就无从谈起了。

(二)尽管法律规定律师可以提前介入侦查阶段并从事一系列诉讼活动,但严格地讲,在此阶段的律师并不具有“辩护人”的地位,他们所进行的活动通常不被认为是“辩护活动”,而按照法条规定的字面含义以及一般的说法,律师在侦查阶段只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定的“法律帮助”而已。这种“法律帮助”,与大多数西方法治国家相比,其范围本来就显得过于狭窄,加之我国司法实践中受到许多人为因素的影响,再加之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各种不成文惯例的严格限制,使得律师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而从事的“法律帮助”活动几乎不具有可操作性。既然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活动”无从谈起,那么,剩下的就只有靠犯罪嫌疑人自己来行使防御性的权利或叫做自卫性权利,即犯罪嫌疑人要自己为自己辩护,但面对强大的侦查机关,自我辩护又谈何容易!

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在侦查讯问过程中。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权拒绝回答: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首先讯问其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无罪的辩解。本来,法律规定所体现的立法者本意是:希望犯罪嫌疑人向侦查人员“如实”地作出有罪的供述或者无罪的辩解。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这种良好的愿望常常得不到正确的体现,相反,常常演化为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要求犯罪嫌疑人仅仅承担“如实回答”的义务。所谓“如实回答”,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包含二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必须回答问题,而不得保持沉默:二是必须如实供述有罪情节,而不得隐瞒或虚构情节。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能承担“如实回答”的义务,比如否认指控,或保持沉默(拒绝回答问题),或作无罪的辩解,则会被视为“认罪态度不好”,从而会导致对其不利的一系列后果的发生,比如刑讯逼供,比如对其作出“抗拒”的推论,从而可能作为对其日后判决量刑从重的一个情节,等等。

其实,发生这种走极端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西方法治国家相比,我国刑诉法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而只有所谓“如实回答”的义务,加之实践中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十分困难,尤其在讯问阶段,法律没有规定律师的在场权。因此,无法对其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援助;其次,讯问犯罪嫌疑人通常是秘密进行的,尽管法律规定讯问人员必须有两名,但他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常常是令人怀疑的。讯问过程缺少有效的监督,加之侦查人员由于职业趋向,容易先入为主,难以摆脱“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势,形成“如实回答”就是“有罪供述”的观念,所以对犯罪嫌疑人的无罪辩解常常置若罔闻。当侦查人员将破案的重心放在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而未能如愿时,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取证的现象便随之发生。再有就是,犯罪嫌疑人在这一阶段通常处于被羁押状态,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加之他们大多对法律规定并不熟悉,对个人拥有的基本权利也并不清楚,因此自我保护意识差,对抗能力弱,在强大的侦查机关面前显得单薄无力、孤立无援,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剥夺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专家的呼声

鉴于新刑诉法实施以来在人权保障方面面临的诸多难题,专家、学者纷纷撰文,评论、分析目前刑诉法实施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弊端,指出其问题的结症所在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价值目标的偏离或失衡。现行法律偏重于对犯罪的追究,而忽视对人权的保障,于是,专家学者们大多从另一个角度即侧重于人权保障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进而提出主张,这些主张犹如一贴贴治病的药方,旨在平衡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虽然说,众说纷纭、观点不一,但各有道理,从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来说,较典型的主张有:

(一)应该依据联合国司法文件中有关人权保障的最低限度标准,改革我国刑事诉讼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

人权规范与标准一直是联合国各项活动的中心。无论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抑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均应高度重视对人权的保障。联合国从它建立起,就将保障人权作为自己的职责和宗旨之一。典型的有关保障人权的重要司法文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是按照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确立的原则,即“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负有义务促进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而制定的。该公约对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作出规定,尤其是对刑事司法中涉及的人的权利和自由问题规定的更为明确、系统和具体。比如《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逮捕时应被告知逮捕他的理由,并应被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指控。”关于“告知”的内容,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还作了进一步的具体详细解释。[5]旨在保障当事人对于罪状及时知情的权利。

除了《公约》以外,联合国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司法文件,比如《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标准规则》等,都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作了具体详尽规定,旨在不使被追诉者与外界隔绝,并有权取得律师及其他关系人的帮助。其中关于辩护权中包含的若干基本原则,值得我国借鉴。比如:有权自行从独立于政府的专业律师协会中选择律师;有权在保密的情况下与律师联络;有权拥有足够的时间和便利准备自己的辩护;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时和他无力支付律师费时有权享受免费的法律援助;有权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得到律师的帮助等。

总之,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高度重视对人权的保障。这些准则或标准代表着国际社会公认的,而且也是各国政府据以评估本国刑事司法体系的司法原则,虽然这些国际法律文书对本国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它可以提供给我们作为指导和参考。因此专家主张:“鉴于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现实,我国目前司法改革的形势,近年来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加入世贸组织与全球化趋势,应当参照人权公约和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改革我国刑事诉讼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以有效维护和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6]”

(二)应该在侦查讯问中引入沉默权制度

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已是当今西方各国所普遍承认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无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将其确立为一项基本规则。我国法律虽然没有关于沉默权的规定,但近年来,关于犯罪嫌疑人应否享有沉默权的讨论却十分的热烈,极力主张者有之,不完全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从总体上看,极力主张者占有多数。理由是:由于我国已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与国际刑事司法标准接轨的趋势。引入和确认这一制度将只是时间问题。

沉默权的主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来自官方的提问有拒绝回答或者完全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以及对于具体问题的拒绝回答,原则上不得作为不利于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以物理强制或者精神强制等方法侵害这一权利所获得的陈述,不得作为指控陈述人有罪的证据使用。从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沉默权制度的确立,必然与警察讯问权产生直接对抗,也是对警察讯问权的限制。这些限制有学者认为[7],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权利告知规则对警察讯问的限制,二是律师帮助规则对警察讯问的限制,三是预防侵权规则对警察讯问的限制,四是侵权救济规则对警察讯问的限制。其中最典型的是权利告知规则对警察讯问的限制。关于警察所负有的告知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及其他权利的义务,西方国家法律大多有严格规定,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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