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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论宪法的部门法特征
【英文标题】 Observations on the Department—law Characteristics of a Constitution
【作者】 朱福惠【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宪法学【中文关键词】 社会关系;法律部门;特征
【英文关键词】 social relationship;department law;characteristic.
【文章编码】 1001—2397(2000)03—0025—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3
【页码】 25
【摘要】

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广泛性以及宪法规范的原则性不能否认宪法的部门法特征,由于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特定的和具体的,宪法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和方法也有独特性,因此,宪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英文摘要】

The universality and standardization of a constitution should not exclude its department—law characteristics.A constitution adjusts the relationships in a certain society through its specific ways.It should,therefore,also be regarded as a special law departme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3197    
  
  由于宪法规范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因此,它调整的社会关系十分广泛。受政治法律观念和经济条件的影响,近代宪法主要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较少涉及经济生活方面的内容。“二战”后,由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传统的以调整政治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宪法更加注重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宪法甚至规定一些传统上属于私法方面的内容,所以,有学者认为,由于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有广泛性和全面性的特点,宪法是一切法律部门的基础而不能称之为部门法。我认为,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广泛性的特点并不能否认宪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定性以及调整方法与手段的不可替代性表明宪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是客观存在的,从理论上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有利于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改革我国现行宪法体制,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一)近代宪法的产生是法律分离的结果
  虽然调整国家机关相互之间关系的法律在古代就已产生,但近代宪法只有在古代法律近代化时才能出现,因为与古代法律近代化进程相伴随的是法律由诸法合一走向诸法分离:“这种法律表现形式的变化为根本法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条件。”{1}同时,经济条件的变化必然推动国家政治关系的法制化,使得调整国家机关相互关系的法律不能解决近代主要的政治关系,需要从普通法律中分离出一种专门的法律来调整这一关系。
  在古代法律体系中,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建建构更多地依赖于个人权威,因此对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对不利于统治权行使的反叛行为进行压制是法的主要功能,所以,古代法律是以刑事法律为主体包含各种其它法律规范的集合。在古代希腊虽有规范城邦统治机构的“宪法”,但它的制定机关以及法律效力与其它法律完全相同,不可能从一般法律中分离出一个专门调整国家政治关系的法律部门。
  法律由一个统一的集合体走向法律部门的分立是社会进步在法律方面的体现,在欧洲中世纪末期,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手工工场的出现使得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多元社会结构对法律秩序的需求表现为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和受法律规则的约束性,一方面,国家机关的权力被认为不能侵犯公民的私人生活领域,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不应为一个机关所独断,由于法律的正义性和规范性需要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所以法院开始从王权中独立出来。这些变化首先导致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事法律以及关于犯罪与刑罚方面的法律从一般法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限权政府和分权体制也是调整国家政治关系的法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重要原因,因为在专制政治下,国家机关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是根据最高统治者本人的意志来决定的,它可以随时变更这些法律规范,最高统治者与其它国家机关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隶属关系或者主奴关系,法律不过是对这种关系的描述而己。因此,在专制政府下调整政治关系的法律不可能脱离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权威的控制。限权政府和分权体制的目的在于防止个人专制,但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已经不再是一种超越法律的权威,政府权力转向法律控制调整国家机关相互关系、为国家机关配置权力的法律从普为通法律中分离出来创造了条件。
  为古代法律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反映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如上文所述,成立限权政府和确立分权体制为调整国家机关相互关系的法律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创造了条件,但是,近代宪法不仅要调整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进行法律定位,这是宪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价值存在。在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以君主为核心的世俗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从法律上来说并不存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相互对立和制约。而近代法律限制国家权力的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权利,划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边界是政治关系的主要内容,因此调整这一关系的法律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是近代民主政治的需要。
  宪法在古代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中一般法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内容已经不再是古代法律中关于国家机关的组织以及统治者个人权威的重复描述,它以民主政治为价值导向,以法治为基本原则,以保护公民权利为目的,以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作为其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因此,宪法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是近代法律制度形成的标志之一。
  (二)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特定性和独立性特点
  法理学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以其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为基本依据,然后才是调整的手段和方式的不同,任何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都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这是法律部门彼此区分的标志。果然是京城土著
  认为宪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部门法的理由之一就是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广泛的和全面的,而其它法律部门如民法、刑法以及行政法等都只调整社会关系中的一个或者几个领域;理由之二是宪法对本国社会关系的各个重要领域都只作原则性的规定,而其它法律部门对其调整的社会关系一般作出比较具体的规定。从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来看,广泛性和原则性是它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准确地说,是宪法作为近代国家的根本法在调整特定社会关系上的反映,而不应当成为否定其部门法特征的理由。
  第一,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定性。
  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国家或者国家机关为一方而以公民和社会组织(包括经济组织、政治组织以及其它社团)为一方而形成的政治关系,或者双方都是国家机关而形成的政治关系;另一类是以社会组织为一方而以公民为一方而形成的政治关系或者双方都是社会组织而形成政治关系。在这两类社会关系中,关系属于宪法调整的范围,其中第一类社会关系是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因为它是国家最基本的政治关系,如,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国家机关相互之间的关系,国家内部各种政治性团体之间的关系,各种政治组织以及社会团体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等。这些社会关系涉及到国家权力的运作,只能由宪法来调整。就其主体而言,这些社会关系的主体一方通常是国家或者国家机关;就其内容而言,宪法调整的这些社会关系通过主体之间发生的权利与义务来实现,国家机关的权力在宪法关系中表现为权利与义务,即国家机关行使权力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两者是统一的和不可分离的。其它法律部门也有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但它们调整的通常不是政治关系,如在民事法律中将国家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这时的国家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并没有政治权力关系的性质,国家机关的行为被视为民事行为而不是公权上的管理与服从关系。由此可见,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最基本的政治关系,通过调整政治关系来维持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第二,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独立性。
  所谓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独立性是指宪法调整的政治关系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关系,它与其它法律部门调整的社会关系不是重叠的,其它法律部门调整的社会关系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化。
  近代政治的主流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要求法治,即要求法律权威高于实际的政治权威。虽然在中世纪的欧洲国家就已经存在法律高于政治的思想,并在法律制度的改良进程中断续地表现出来,但在封建主义政治制度下,公共权力的实质在于维持君主的统治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君主权威是国家政治关系的基础,法律对国家机关组织与职能的规定不过是统治者权力的规范化的表现形式而已。当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变化,人类文明的发展使得政治关系的法律调整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成为可能时,这种政治关系便相应地转化为独立的法律关系。在近代民主政治下,对公民与国家之间、国家机关相互之间关系的调整是法律秩序形成的稳定的主要因素。
  从宪法的内容来看,虽然它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但它主要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宪法对政治生活的内容规定得比较具体和详细,如国家机关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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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何华辉.比较宪法学(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19.

{2}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327.

{3}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的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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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付子堂.法律功能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3.

{5}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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