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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信用责任:正在生长中的第四大法律责任
【英文标题】 Credit Liability As the Fourth Growing Legal Liability
【作者】 刘俊海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
【分类】 法律社会学
【中文关键词】 信用责任;失信制裁;失信成本;可诉性;信用修复;信用立法
【英文关键词】 credit liability; dishonest sanction; dishonest cost; judicial review; credit reparation; credit legislation
【文章编码】 1009-8003(2019)06-0005-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5
【摘要】

为建设法治、诚信中国,应将信用责任(失信惩戒)纳入法律责任体系,使其作为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比肩而立的第四类新型独立法律责任。信用责任具有人格信用减损性、行为能力剥夺性、三大责任补强性、失信预防前瞻性、惩戒手段综合性、惩戒措施联动性、失信行为警示性、诚信文化教育性与公众心理慰藉性。建议将信用责任区分为12类,并保持惩戒措施的开放性。“三高三低”是失信乱象的根源。“三升三降”是激励守信、遏制失信的良药。建议抓紧建立健全24小时全天候、360度全方位、跨地域、跨产业、跨市场、跨部门、信息共享、快捷高效、无缝对接、有机衔接、同频共振的失信惩戒体系。信用责任具有可诉性,要建立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建议允许与鼓励信用修复。信用制裁要以有期为原则、以无期为例外。建议建立信用修复宣誓制度。建议制定《信用基本法》专章规定“信用责任”。信用责任应专属于法律规定的事项。

【英文摘要】

To build credible China with rule of law, 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e credit liability as the fourth growing legal lia-bility, next to civil, 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liabilities. The core feature of credit liability is toincapacitate the personal credi-bility of the dishonest individuals and corporations. While credit liability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twelve categories, it should beopen to new types of sanctions in the future. All-round credit liabilities should be introduced based on 24/7. The imposition ofcredit sanction should be subject to judicial review. The defective credit could be repaired. As a general principle, the credit lia-bility should be imposed for fixed-term, instead of lifetime. Oath ceremony should be introduced in case of credit reparation.Credit Basic Law should be made to design detailed rules on credit liability, which should be exclusively addressed by the legisla-tur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885    
  
  

为建设法治、诚信中国,应将信用责任(失信惩戒)纳入法律责任体系,使其作为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比肩而立的第四类新型独立法律责任。

一、确立信用责任作为第四大新兴法律责任的紧迫性与正当性

信用责任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信用责任泛指失信者承担的所有法律责任类型,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法律责任都是对失信者的制裁。提高失信成本就要求用好用够用足法律责任工具箱中的所有备用责任类型。而狭义的信用责任限指法律主体因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而承担的人格信用减损的不利法律后果。若无特指,本文中的信用责任为狭义概念。

第一,确立信用责任有助于推进我国法律责任体系科学化。笔者一直主张,市场有眼睛,法律有牙齿。但牙齿几何,值得讨论。我国传统法律采取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包括针对公务人员的行政处分与针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的三分法。《民法总则》第187条重申三分法:“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从实体法角度看,传统三大法律责任旨在弘扬核心价值、保护民事权利、守望公共利益、维护公序良俗、制裁义务违反、预防权力(权利)滥用,捍卫法律尊严。正是由于法律责任的存在,法律才不仅被人们信仰,也被人们敬畏。为确保法律责任落地生根,并充分体现普罗大众追求的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有机融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还专门呵护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合法性、民主性、公开性、公正性与公平性。虽然三分法是法学界传统共识,但随着诚信中国与法治中国建设步伐的加快尤其是如火如荼的联合褒奖诚信、联合惩戒失信机制的全面运行,经过法理提纯的信用责任(失信惩戒)作为独立的第四大法律责任进入法律责任体系已经水到渠成。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完善以奖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直接作用于各个社会主体信用行为,是社会信用体系运行的核心机制”。法律责任制度的本质是违法定价制度。传统三大责任的规范与理论体系虽已相对成熟,但仍存在着失信收益高、失信成本低、失信收益高于失信成本;守信成本高、守信收益低、守信成本高于守信收益;维权成本高、维权收益低、维权成本高于维权收益的短板。这“三高三低”恰恰是我国市场中失信违约侵权欺诈乃至犯罪乱象的根源。无论是食品不安全隐患,互联网金融市场中泛滥成灾的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抑或权力寻租现象,都能从法律责任短板中找到病灶。而信用责任的导入有利于充实与强化传统三大法律责任制度,消除我国法律责任体系的短板与盲区。

第二,确立信用责任有助于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崛起的强国既是经济强国、科技强国,也是文明强国、法治强国。法治强国是强国崛起的核心特征与必要前提。强国崛起不仅是经济成长、科技创新的历程,更是确立法治理念、建设法治国家的历程。保护产权、尊重人权、约束公权、呵护诚信文化、弘扬契约精神、司法公正廉洁、执法文明规范是法治强国的共同胎记。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2019年2月25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1]确立信用责任有助于推动科学精准立法、严格文明执法以及公正透明司法,推动市场主体精准角色定位,确保各方主体各行其道,各得其所,各尽其责,最终营造诚实信用、公平公正、多赢共享、包容普惠、风清气正的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没有信用责任,就没有稳定、透明、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第三,确立信用责任有利于建设诚信中国。诚信中国与法治中国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密不可分。我国当前市场存在道德滑坡、诚信失序的乱象,存在着“好人受气、坏人神气”、“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强调,要“建立健全社会诚信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共十九大报告重申,“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不激浊,难以扬清。不惩恶,无以扬善。“诚信有价”与“诚信无价”看似反义词,实系同义词,都蕴含着诚信的双重含义:巨大的诚信价值与沉重的失信代价。从正面看,诚信是资本,是现代市场的通行证。诚信创造价值,诚信品牌会带来溢价。从反面看,失信者最终要付出沉重代价。“诚信有价”的正面含义需要构建联合褒奖诚信机制,“诚信有价”的反面含义需要构建联合惩戒失信机制。

第四,确立信用责任有利于增强诚信企业核心竞争力。信用责任制度有利于约束市场主体见贤思齐,提升自身信用水准,实现创新与诚信并举。木桶水容量取决于最短木板。诚信恰恰是我国当前企业界普遍存在的短板问题。诚信是企业最重要软实力。诚实守信是聪明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竞争方略和经营之道。诚信者无形资产价值更高,社会形象更好,交易成本更低,商业机会更多,市场份额更大,融资渠道更广。这种诚信溢价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而失信者的无形资产会贬值,商业机会将失之交臂,沽名钓誉如过眼云烟。有些商人荣辱观和价值观扭曲,利欲熏心,热衷于三十六计和厚黑学,漠视法律伦理。偶能图利一时,但行之不远。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失信被执行人就因无法选乘飞机与高铁而“行之不远”。

第五,确立信用责任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维护交易安全。民无信不立,商无信不兴,官无信则腐,国无信则衰。法乃公器。投资兴业与交易安全既相互区别,也密切关联,更辩证统一。倘若失信者无需付出代价,企业、银行、债权人、消费者等交易伙伴开展商事活动时都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此,鼓励投资兴业与维护交易安全是现代商法制度的两大价值追求。制度设计既要关心投资者的利益诉求,也要关注债权人的心理感受,避免债务人的道德风险外溢。而确立信用责任有助于真实记录与回应每个企业的失信行为,提高交易透明度,提高失信成本,降低失信收益,提升诚信收益,降低违约概率,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六,确立信用责任有助于促进公共治理现代化。传统国家治理强调政府在治理社会中的主导作用,但忽视了企业自治、行业自律及利益相关者协同共治。这是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债务人信用缺失问题愈演愈烈的根源之一。确立政务信用责任有助于促进协同监管,消除监管盲区,铸造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确立商事信用责任倒逼企业慎独自律,见贤思齐。确立协会信用责任有利于激活行业自律功能,扩大社会监督平台,促进协同共治。要构建以商事主体自治为基础、行业自律为中心、行政监管为关键、协同共治为保障的崭新公共治理体系,预防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有名无实现象,信用责任的抓手就不能缺位。

第七,确立信用责任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核心特征是民富国强。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申,“扩展投资和租赁服务等途径,优化公司投资者回报机制,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与劳动性收入(如劳动报酬)相对,泛指基于劳动之外的财产而产生的收入。不少投资者、劳动者或消费者与企业打交道时会面临企业的失信违约行为。确立信用责任有利于实现放心投资、幸福投资、放心消费与尊严劳动的中国梦,有助于鼓励草根阶层自由创业,鼓励万众无忧创新,构建投资者友好型社会、劳动者友好型社会与消费者友好型社会,增加人民财产性收入,并大幅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预防不必要的受挫感、失落感、焦虑感。

第八,确立信用责任有利于推动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升级。资本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消费是财富之源。消费是市场经济活动的起点与归宿,是国民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生命的活力取决于微观细胞的活力。宏观经济的质量取决于企业细胞的质量。强化信用责任有助于倒逼企业理性自治、见贤思齐、归位尽责,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提振消费信心,拉动消费内需,挖掘消费潜力,刺激投资需求,鼓励投资兴业,避免资本外流,激活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形成消费驱动投资、投资助推消费的良性互动的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九,确立信用责任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基本建立,但尚不完善,仍存在诸多不和谐因素。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之间的法律关系经常发生紊乱、错位,企业违约侵权违法犯罪等失信现象随处可见。商业欺诈、商业贿赂与商业垄断已成为危害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三大毒瘤。企业失信还会连带诱发政务失信行为,催生公务员滥权弃权牟私的权力寻租现象,甚至会污染商业生态环境,恶化政商关系,毒化社会风气。而确立信用责任有利于维护公平的交易秩序,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秩序,预防和减少市场失灵现象,更好地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十,确立信用责任有助于增强我国经济全球竞争力。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已成候鸟。哪里有诚信文化,哪里就是投资乐土。国与国之间的实力竞争不仅是经济与科技实力的比拼,也是法律制度、营商环境尤其是诚信环境的竞争。要根除跨国公司与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经营过程中的“双重标准”等失信现象,增强我国走出去企业的可信赖度,打造受人尊重的中国诚信企业品牌,必须建立健全信用责任体系。

因此,坚持问题导向,确立信用责任制度对完善我国法律责任体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

二、信用责任的核心特征在于减损失信者的人格信用你怀了我的猴子

信用责任之所以能够成为第四类新兴法律责任,乃源于其具有法律责任的一般属性,包括但不限于信用责任类型法定、主体要适格、程序要严谨、证据要充分、信息要透明、结果要可诉。缺乏这些基本属性的不利法律后果均无法成为具有合宪性、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独立法律责任类型。而传统三大责任之所以成为主流法治国家确认的法律责任类型,就是因为经受了数百年法治生活的千锤百炼。但信用责任既具有法律责任共性,也有鲜明个性。

第一,信用责任具有人格信用减损性。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用责任的核心特征是贬损失信者的人格信用。无论是将失信者纳入信息共享的失信黑名单,还是褫夺失信者已经取得的荣誉或将来申请国家与社会荣誉称号的资格,抑或剥夺或者限制其开展民商事活动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都围绕贬损、否定、责难、谴责、批评失信者的人格信用而展开,因而具有强烈的人格羞辱性和社会报复性。只不过,人格羞辱存在正当性与合法性,且以失信行为为因。社会报复亦是公众与受害者对失信行为的适度理性回应、惩罚与回击。

第二,信用责任具有行为能力剥夺性。传统法律责任虽然也落实到责任人,但责任标的通常指向特定物之给付(如损害赔偿金、罚款和罚金)或特定行为(如恢复原状、继续履行、有期徒刑)之履行。而信用责任标的通常指向失信主体发展机会的剥夺。生存权与发展权是诚实守信的自然人与法人皆享有的权利。死刑是最严重的刑责。现代法治国家都在逐步废除或限制死刑适用。未被判处死刑的失信自然人虽享有生存权,但发展权严重受限。因为,信用责任不仅对失信者的人格信用作出减等或贬损评价,而且会剥夺失信者在法定期限内的权利能力和/或行为能力,剥夺其正常的发展机会。严重失信者的法人主体资格还会被依法吊销行政许可和营业执照,办理注销登记,最终被逐出市场。

第三,信用责任具有三大责任补强性。信用责任具有后置性、继发性、补强性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信用责任往往是在失信者被追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之时同步追究或者延后追究,不会也不应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被追究之前先行启动。原因有二:首先,失信行为的法律性质与法律后果需先由国家与社会依据法定条件与程序进行法律(而非道德评价)评价,更符合理性法治社会的要求。仅基于道德评价而启动信用责任,违反了信用责任作为第四大法律责任的本质要求,也容易混淆法治与德治的界限。其次,失信者仅就个案被追究其他类型的法律责任以后,违法成本、失信成本往往偏低,需要附加信用责任,以提高法律责任的“药效”。重典治乱、猛药除疴是遏制失信行为的核心理念,体现了中外法治建设的一般规律。当然,也不排除失信者接受信用制裁后再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进而再次接受其他法律责任的制裁,然后又跟进新一轮的信用制裁。虽然信用责任在时间脉络上与其他法律责任同步或者延后追究,很少前置于其他法律责任,但延后性并不影响其独立性。

第四,信用责任具有失信预防前瞻性。信用责任的核心不是将已经发生的失信行为予以归零,而是遏制失信者在未来实施新的失信行为。民事赔偿、行政罚款、刑事罚金和没收等传统法律责任着眼于在具体个案中否定既有的失信行为,抹除已经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实现失信者与受害者之间的个案正义,具有评价个案事实的回顾性(历史性)。侵权责任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兼具惩罚性与赔偿性的惩罚性赔偿本质上仍系在具体个案中填平既有损失与奖励受害者维权。确切而言,惩罚性赔偿可称为“奖励性赔偿”。而信用制裁着眼于预防新的失信行为,具有展望未来的前瞻性(未来性)。例如,市场禁入与限制高消费活动等信用责任着眼于在法定期限内将失信者驱逐出局、赶出市场,或者给失信者贴上黑标签,帮助公众在交易生活中精准识别、提高警惕、谨慎缔约。可见,信用责任着眼于防范未来之恶,其他法律责任主要着眼于惩治过去之恶。

第五,信用责任具有惩戒手段综合性。传统三大责任各有其法定限定类型。《民法总则》第179条确认11类民事责任: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继续履行;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行政处罚法》第8条确认7类行政处罚: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刑法》第33条规定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与死刑等五类主刑;第34条规定了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等3类附加刑。相比之下,信用责任的类型多元复杂、动态开放,包括拒绝行政许可或行政给付,加大监管力度,从严追究刑责,禁止获取国有资源,禁止申请荣誉奖励,禁止获得金融市场融资,禁止出境等诸多类型,横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覆盖多个产业,涉及资本市场、消费品市场与经理人市场等多个要素市场,涉及多个制裁部门和机构。因此,信用责任的外延要比传统三大责任更广,内涵也更丰富。

第六,信用责任具有惩戒措施联动性。由于信用责任类型多元复杂、失信者的触角延伸到多个社会角落,任何各部门都无法单打独斗地承担起失信制裁的重责大任。因此,有效的信用制裁必然要采取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惩戒形式。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央行于2014年12月16日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任务分工》要求建立多部门、跨地区信用联合奖惩机制。通过信用信息交换共享,实现多部门、跨地区信用奖惩联动,使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加强失信主体约束和惩戒、建立多部门跨地区信用联合奖惩机制由发改委、央行牵头,各有关部门和省级政府负责。截至2019年7月底,各部门共签署51个联合奖惩备忘录。其中,联合惩戒备忘录43个,既包括联合激励又包括联合惩戒的备忘录3个。[2]根据各领域联合奖惩备忘录规定,相关部门认定并向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守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信息。联合惩戒的前提是信息共享、无缝对接、有机衔接、同频共振。

第七,信用责任具有失信行为警示性(阻遏性)。信用责任虽加于失信者之身,但对其熟人圈或业内的同道人有杀鸡骇猴之效。因为,信用制裁具有“三升三降”的法律功能:一是提高失信成本,降低失信收益,确保失信成本高于失信收益;二是提高守信收益,降低守信成本,确保守信收益高于守信成本;三是提高维权收益,降低维权成本,确保维权收益高于维权成本,切实扭转守信受害者“为了追回一只鸡,必须杀掉一头牛”的尴尬。既然失信不划算,市场主体就会重新校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转变见利忘义的行为模式,自觉避免未来的失信行为。因此,“三升三降”是激励守信、遏制失信的良药。信用责任制度的设计、解释与适用必须以阻遏效果之有无、强弱作为衡量标准。

第八,信用责任具有诚信文化教育性。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人人皆有代入感。人生舞台上没有看客。对熟人之外的不特定公众而言,信用责任也有制裁一人、教育一片的弘法布道功能,有助于培育全社会对法律的信仰与敬畏之心,激励每个人慎独自律,见贤思齐,择善而从。一个真实的失信制裁案例胜过一打普法文件。信用责任的仪式感,包括黑名单的公示、失信惩戒的联动以及信用的修复程序都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强化诚信文化与契约精神对人们的心理暗示。例如,霸座男孙某因在2018年8月21日从济南开往北京的列车上霸座被处罚款200元、纳入铁路“黑名单”,180天内不能购票、乘坐火车。[3]这一失信制裁妇孺皆知,效果良好。

第九,信用责任具有公众心理慰藉性。善恶皆有因果。恶因必有报应。这是朴素的自然与法律逻辑。失信行为都会伤害他人。现实与潜在的受害者在目睹失信者遭受信用制裁之后,会感受公平正义的心理安慰,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会理性提升,挫折感、失落感、绝望感会自动缓释。公众共同谴责、非难失信行为的过程既是心理安慰的过程,也是凝聚共识、释放正能量、弘扬主旋律、传递好声音的过程。

三、信用责任类型梳理与惩戒机制建立

(一)现行信用责任分类的多元芜杂

我国的失信责任体系的建立具有浓厚的政府主导色彩。因此,失信责任散见于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和国务院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之中。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51号)要求,“充分发挥行政、司法、金融、社会等领域的综合监管效能,在市场准入、行政审批、资质认定、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任职资格审查、政府采购、政府购买服务、银行信贷、招标投标、国有土地出让、企业上市、货物通关、税收征缴、社保缴费、外汇管理、劳动用工、价格制定、电子商务、产品质量、食品药品安全、消费品安全、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治安管理、人口管理、出入境管理、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建立跨部门联动响应和失信约束机制,对违法失信主体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重申,“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对严重失信主体,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应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戒措施”。

为强化信用监管,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2015年9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中央文明办等38部门联合印发的《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发改财金[2015]2045号,以下简称“备忘录”)明确了企业登记机关的失信制裁措施,也通过列举加兜底条款的方式规定了其他部门有权采取的18类失信惩戒措施。我国目前的失信制裁措施往往采取列举的方式,但列举的标准并不明确,不同文件列举的失信制裁措施在内容与表述上也存在相互迥异之处,亟待统一严谨的类型化。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失信惩戒实践,建议立法者按照法律逻辑将失信惩戒措施类型化为12种:

1.行政许可类惩戒。提高设定行政许可的门槛,禁止或限制失信者的市场准入是首要失信惩戒措施。主要包括: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批项目,从严控制生产许可证发放,限制失信者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与海关认证企业资格,限制失信者从事药品食品等行业,限制失信者取得房地产和建筑企业资质,将失信者列为检验检疫失信企业,限制新增项目审批、核准,限制股票发行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限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融资,限制合格投资者额度、限制股权激励、限制设立社会组织、限制发起设立或参股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创业投资公司、互联网融资平台等机构,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此类惩戒的目的是剥夺或限制失信者从事特定行业、项目或商事活动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进而铲除其在法定期间内风险外溢的病灶。

2.国有资源类惩戒。政府资金要么源于全体国民的纳税,要么源于国有自然资源以及国有资本收益。此类惩戒措施在于剥夺或者限制失信者获取公共资源的支持。主要包括限制获取政府补贴或政策支持,限制参与政府投资项目或主要使用财政性资金项目,禁止受让收费公路权益,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限制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限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限制国有资产交易,限制使用国有林地,限制使用草原以及利用其他国有自然资源。

3.公共利益类惩戒。公序良俗的核心是公共利益。工程建设人命关天。为预防失信者在不动产开发与建设工程施工中偷工减量、降低建筑工程的质量、危及公众安全,此类失信制裁限制失信者参与工程招投标以及从事不动产开发与交易。

4.商事登记类惩戒。商事登记中的设立登记具有行政许可属性,其他登记(包括变更登记与注销登记)不具有行政许可属性,旨在增强登记信息的公示公信效力,保护善意第三人对登记信息的合理信赖。此类惩戒旨在通过把好商事登记的入口关与出口关,淘汰失信商事主体。例如,对严重失信企业实施市场禁入措施。行业审批部门在对监管领域内严重违法失信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或撤销、吊销、注销、缴销其许可证后,商事登记部门依法要求或强制其退出市场。例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应依法到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逾期未办理的,吊销营业执照。

5.任职资格类惩戒。此类惩戒不仅剥夺或减少失信者的就业机会,而且会降低失信者在同行中的声望。诸如,对严重失信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失信者不得在法定期间内担任任何公司法定代表人,已担任的责令所在企业办理变更登记;失信者申请成为企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商事登记部门不予备案。失信者不得担任国企高管、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金融机构高管、社会组织负责人、招录(聘)为公务人员、入党、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限制以及入伍服役。《备忘录》仅禁止失信者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建议按“重典治乱、猛药去疴”理念,同时禁止失信者担任董事会秘书、中层管理人员、顾问等具有经营权、管理权、控制权、监督权以及重大影响力的各类岗位。问题在于,即使失信者不担任上述岗位,仍可通过控制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操纵企业的经济力量、从事失信行为。

6.荣誉称号类惩戒。失信行为与荣誉称号不具有兼容性。失信者没有资格成为荣誉获得者。此类制裁通过剥夺或限制失信者荣誉权的取得,倒逼当事人在失信前仔细掂量失信的成本收益。此类制裁包括剥夺文明单位、道德模范、慈善类奖项、评先评优资格等荣誉。不仅要褫夺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董事、股东等人员的荣誉称号,也要剥夺失信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荣誉称号。

7.融资授信类惩戒。市场主体有申请融资的自由,但金融机构也有不授信的自由。失信者违约风险高,失信贷款者越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越高,银行储户的风险越高。因此,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融资授信时要从严审核失信企业(尤其是失信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授信申请。

8.高消费类惩戒。此类制裁的核心在于限制失信者的高端消费能力,有助于预防失信者的资产浪费,提高债权人的受偿比例,铲除失信者为追求骄奢淫逸生活而见利忘义的野蛮冲动。此类制裁包括限制乘坐飞机以及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限制住宿星级以上宾馆饭店、国家一级以上酒店及其他高消费住宿场所,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高消费场所消费,限制参加旅行社组织的团队出境旅游以及享受旅行社提供的与出境旅游相关的其他服务,限制失信者以其财产支付子女入学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限制购买支付高额保费购买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产品,限制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9.旅行出境自由类惩戒。公民依法享有旅行自由,包括境内游与出国游。此类制裁的着眼点在于限制失信者的出境自由,避免其滥用出境之机非法逃逸。

10.靶向监管类惩戒。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失信行为的存在意味着监管缺位。此类制裁的实质在于落实精准监管、靶向监管的理念,实现信用监管、高效监管、从严监管。将失信者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大日常监管力度,提高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并可依法对其采取监管措施。

11.刑事制裁类惩戒。对于构成犯罪的失信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对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以及其他妨碍执行构成犯罪的行为,要及时依法侦查、提起公诉和审判。

12.公开揭露类惩戒。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泡是最有效的警察。失信法律事实与法律后果的公开本身就足以贬损失信者的人格信用、降低公众评价的美誉度、减少失信者发展机会。此类制裁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向社会公布失信信息,让公众用脚投票、用钞票投票、用诉状投票,让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二)惩戒措施的开放性

信用责任固然要遵循类型法定原则,但惩戒措施的法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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