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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挑战及回应
【英文标题】 The Theoretical Challen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 and its Responses
【作者】 刘强【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人工智能
【中文关键词】 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伦理;经济学;主客体二分;交易成本
【英文关键词】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thics; economics; dichotomy of subject and object; transaction costs
【文章编码】 1009-8003(2019)06-0095-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95
【摘要】

人工智能生成智力成果能力的提升给知识产权制度正当性带来了伦理与经济学方面的挑战。在伦理方面,产生了主客体界限模糊、劳动理论与人格理论被颠覆、数字鸿沟及作品鸿沟等问题。在经济学方面,主要是激励不足、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秩序被破坏等困境。为此,有必要改变知识产权主客体二分的思维定式、克服作者中心主义的障碍并转向债权保护模式,实现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不断涌现和有序发展。

【英文摘要】

The enh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ability to generate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has brought eth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to the legitimacy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 On the aspect of ethics, there are problems of the subjectand object boundary being blurred, the labor theory and personality theory being subverted, the digital gap, the work gap and soon.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theories, the main difficulties are the insufficient incentive, the increase of the transaction cost, thedestruction of the market order and so 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thinking pattern of the dichotomy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bject and object, overcome the obstacles of the author's centralism, and transfer to liability protection model, so as to realize the incessant emerging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881    
  
  

目前,对于人工智能的含义而言,在其描述了计算机模拟人的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如学习、思考、创作等)方面已经形成共识。[1]人工智能已经改变了“人”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方式,引起了人们对其社会定位的讨论。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整个社会规范的架构都是以“人”为中心,并习惯于将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活动的辅助工具。但是,在具备大型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型人工智能面前,“人”是唯一具有创造性的主体的事实在客观上被改变了。[2]因此,规范“人”与“人”社会关系的“法律”制度也出现了不协调的问题。其中,以保护人类“智力劳动成果”为出发点的知识产权法,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受到了伦理以及经济学等方面的挑战,需要在理论层面加以回应。

一、问题的产生:人工智能生成智力成果能力的提升

人工智能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及技术发明领域也逐步显现出发展势头。在文学艺术领域,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程序生成小说、诗歌、音乐等类型的作品。例如,有人工智能软件可以生成绘画等视觉艺术作品。[3]利用神经网络系统算法开发的智能机器人(Creativity Machine)已经被用来创造新的舞蹈编排、音乐和汽车设计。[4]在发明创造问题上,人工智能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地位互换:人类使用者不需要付出任何涉及技术创新专业能力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只要通过简单手段对人工智能程序加以运行就能够使其完成一项技术的发明。[5]当前,人工智能与真正意义上的“人”还存在较大差别,但是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的支撑下,人工智能经过深度学习已经在某些领域代替了人,以至于很难区分其与人的差别(如新闻写作)。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已经从工具性使用阶段跨入到创造性主体阶段,从而引发知识产权法在理论上面临挑战,以及在制度层面有变革需求。

(一)人工智能工具性使用阶段

在人工智能科技还未发展成熟的伊始,人工智能并没有被当作一种新型的创作主体来看待。关于人工智能在作品创作中的地位,有学者根据其性质分为工具性使用和创造性主体两类。[6]第一类由人工智能所产生智力成果的独创性内容是由人类加以设计、创作并输出的。在这种情况中,人工智能属于由人控制的创作工具,被用于实现创作者所期望的表达,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工具性利用”。通过人工智能程序可以对音律、颜色进行接近于“无限”的细分,并且能够将画面布景进行智能化分层处理,从而为创作者提供传统创作工具无法比拟的优势。[7]如果艺术家选择一种颜色及工具类型(画笔大小和笔触样式)创作一幅画,并且将创作要求输入到用于创作作品的人工智能算法中,可以促成生成物的创作并对其生成结果有特定的期待。[8]在研发领域,目前仍然处在从专用人工智能(Spe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向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及超级人工智能(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进化的阶段;前者尚不符合发明人资格要求,但是人类的研发能力已经广泛地被创新型计算机所增强。[9]在此阶段,计算机仍然被作为研发工具加以使用。

在工具性使用阶段,人工智能程序与传统上用于作品创作或者发明创造的其他工具在独创性或者创造性贡献方面并无实质差别,因此在理论上不存在对智力成果提出权利要求的可能性。处理工具性利用与版权之间关系的法律分析可追溯至188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Burrow-Giles案。[10]在该案中,用于拍摄照片的相机被法院视为辅助摄影师创作作品的工具,作者仍然是独创性的来源。创作工具的机械化、数字化、自动化不能取代人类在独创性贡献方面的统治地位。在人工智能技术还未发展到独立贡献表达的阶段,计算机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也被局限在此类工具性利用之中。1978年,美国国会版权作品新技术利用委员会(CONTU)曾认为计算机与照相机、打印机一样,属于一种“惰性设备”,在创作中只能被动性地协助人类创新,并拒绝给予计算机不同于其他创作工具的特殊地位。[11]在工具性使用阶段,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理论并不会形成显著挑战。

(二)人工智能创造性主体阶段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计算机的地位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与前述不同的第二类情形,即人工智能程序成为创造性主体。这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对人类输入的依赖程度下降,直接承担全部或部分的创造性工作,代替人类成为作品产生过程中独创性成分的主要乃至全部来源。感知和判断是人类思维的重要表现方式,也是人区别于“物”的重要标志。人工智能在经过海量的大数据分析与学习后,能够实现类似于人的感知与判断。[12]这就意味着计算机程序的智能化,使其超越了一直以来对“物”的定义,并从单纯的机械工具逐渐学习进化成具有感知与判断能力的类似“人”的主体。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算法与规则的预设,能动性地解决新问题。[13]过去只能由“人”来完成的工作,现在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并且有可能达到人无法企及的程度,从而给知识产权制度带来了挑战。

在专利领域,人工智能在发明创造活动中的作用及其程度不尽相同,从辅助人类创造到机器独立创造,表现了“人机合作”。[14]2019年8月,美国专利商标局在发布的联邦公报中已开始针对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在专利法上的发明人资格、权利归属等方面的特殊性公开征求意见,意图在此方面制定新规则。[15]根据该文件,在自然人对发明的创造性贡献不足时,未来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发明人资格。在版权领域,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OTA)在1986年发布的《电子与信息时代的知识产权》报告中,质疑将计算机类比于照相机、打字机等“惰性设备”的结论,认为当人工智能程序能够创造出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时,有可能成为合作作者。[16]1993年,一部由斯科特·弗伦奇(Scott French)及其计算机助手“撰写”的小说《就这一次》更为强有力冲击了“计算机是惰性设备”这一观点。[17]人工智能程序的出现,不仅可以为人类创作者提供更为优质的创作工具,而且其生成内容在创作要素的组合模式方面甚至可以超出人类作者的想象,从而对后者的创作起到启发作用。[18]在著作权领域,人工智能创作物已很难与自然人作品做出具体区分。在国内首个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纠纷案——菲林律师事务所案中,所涉及的影视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是由电脑自动生成的,人类参与者对于独创性并无实质性贡献,由此导致法官否认该报告属于作品。[19]有人预言,在近年内九成的新闻将由计算机编写,并且给计算机颁发普利策奖的日子也即将来临。[20]人工智能对音乐、文学等艺术领域的“入侵”也引起了关于“机器人统治艺术世界”的担忧。[21]当人类从产生智力成果表达的创作活动中不断退出时,仍然坚持人工智能只属于创作工具并将人类视为唯一创作主体的观点将受到质疑。

在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知识产权法面临伦理与经济学两个方面的理论挑战。对理论问题的回应也将有助于知识产权制度变革问题的解决。“何谓作品而谁又是作者?”当涉及计算机生成作品的著作权法问题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如此追问。[22]回答这两个关键问题需要以解决人工智能创作物在知识产权法上地位的理论困境为前提,并探寻相应的回应路径。

二、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伦理挑战

“知识产权法律的正义观念和体现正义的法律规范,都是以其相应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23]在人工智能领域,伦理问题先于法律问题出现,并且影响着有关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因此,有必要首先考察人工智能创作能力的发展对于知识产权伦理问题的挑战。

(一)主客体界限模糊问题曾经瘦过你也是厉害

在知识产权法上人工智能的主体问题涉及其能否成为创作主体及权利主体两个方面的资格问题。其中,创作主体资格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权利主体资格则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在私权体系中,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不仅相对应,而且彼此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得转换,所以权利主体不能是权利客体,权利客体亦永远无法成为权利主体,只可能是法定支配权的对象。”[24]知识产权制度亦适用该理论学说。基于此,只有“人”能够成为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主体,可以对智力成果进行创作并享有权利;而人工智能只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难以成为创作主体及权利主体。

但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人工智能越来越具有类似于人类所独有的创造能力。[25]它以海量数据为基础,经过不断学习,可以脱离事先定义的规则,通过算法利用数据进行训练,就能实现独立创作。[26]这种独立“创作”的人工智能,已经完全混淆了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原本作为客体存在的人工智能,通过自身的学习进化,已经具备了成为“主体”的雏形。一定程度上说,该“智能创作”满足了“人”通过“劳动”进化成“社会人”的基础条件,也就为人工智能脱离“物”这一固化概念提供了可能。

尽管如此,人工智能是人创造智力成果所利用的客体或工具,人则作为知识产权主体的理论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依此理论,客体的非主体性是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劳动”是依附于“人”这一特定主体的自然状态,只有主体才具有“劳动”的可能性。当作为客体的人工智能具备能动的“创造性”之后,能否将其“创作行为”归属于“劳动”的范畴将受到主客体界分问题的制约。

(二)劳动理论与人格理论颠覆问题

1.劳动理论颠覆问题。知识产权劳动理论是由洛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在人类智力成果领域进行移植并发展而来的。创作者为智力成果付出了劳动是其能够享有知识产权的道德基础。[27]知识产权是财产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对创造性劳动增加社会价值的公正回报,也是激励创作者愉快地从事智力劳动的最有效制度安排。[28]然而,依赖劳动理论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知识产权保护寻找正当性基础,将显得很难有足够的说服力。

其一,人工智能创造活动脱离了传统的“劳动”范畴。首先,知识产权自其诞生之初就具有异化“创造性劳动”的趋势。资本与技术在市场中结合之后,“劳动”便改变了它的内涵。当出现机器代替人类工作及商业资本运营模式时,“劳动”便不再由人类所专享。从工具论的角度出发,人工智能的“加工”不能被评价为“劳动”,因为它依然不是主体而只是人的辅助工具,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从主体角度来看,虽然人工智能依赖于设计人员的编程规则设定,但是当第一次算法设定完成之后,人工智能就可以自主学习与进化,此时仍将能够自主运算、学习与创造的人工智能视为工具,显然超出了人们对工具的定义。[29]其次,人工智能不具有评判劳动成果价值的能力。一般认为,“劳动”是具有“劳动力”的人利用体力或脑力创造价值的行为。劳动者需要能够对成果进行价值评判才能具备实际意义。[30]人工智能也能赋予物以价值,但是其完成的附值加工是否也能被评价为“劳动”依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其二,人工智能不属于劳动者人权的主体范畴。洛克劳动价值理论蕴含了自然权利的思想,其重心在于强调“人”的权利,以维护“人”的利益为基础。[31]“人”通过劳动而拥有其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是劳动者人格权的表现和扩张。[32]随着社会的发展,“人”这一核心概念已经发生变化。过去“人”仅指自然人,是唯一的权利主体,后来增加了“法人”等主体。[33]法律为了激励一些社会组织或宗教团体从事有利于人类的事业,将“劳动”的范围从单纯以自然人为主体的行为,扩展到法人的投资等行为。总之,无论是“法人”的拟制,还是“劳动”范围的扩展,依然保留着“自然人”的因素。[34]但是,人工智能却不具有该种因素。从本质上说,人工智能只是一系列的代码,并不能将其称之为“人”,更难以将其作为享有劳动者人权的主体看待。此外,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难以满足劳动理论中共有公共物的假设与自由资源无限性的条件,也冲击着劳动理论。[35]在此情形下,不仅人工智能“劳动者人权”因为主体资格问题难以得到承认和彰显,还会影响人类作者“表达自由”等方面人权的充分保护。

2.人格理论颠覆问题。知识产权人格理论来源于传统财产权人格理论。法源自精神的东西,精神是意志的体现,而意志是自由的。[36]智力成果源于个体精神活动的客体化,是创作者自由意志在文学艺术及科学领域的体现,知识产权保护体现了对其人格尊严的尊重。人工智能显然不具有“精神”“意志”自由”“尊严”等判断能力,其“智能创作行为”颠覆了“劳动”中所蕴含的自然人特有的人格属性。首先,人工智能导致人类意志施加物范围的扩张。创作主体通过人工智能程序施加意志的物可以成为财产权的客体,导致知识产权客体的无限扩张。“人格理论中认为人有权将自己的自由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而体现其自由意志的物均可成为其私有财产”。[37]因此,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没有范围限制的,可以扩大到所有领域。[38]然而,在界定知识产权的客体保护范围时必须给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等留有必要的空间。知识产权作为人格的体现,它是一种高度抽象之后的产物。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创造物是编程者原始程序下的计算而非创作。[39]很难说该种运算规则下的产物具备“人格”这一人的基本定在。同时,人工智能在学习对象方面具有无限的扩张潜力,也会造成法律所必须预留的公共空间被缩限,进而损害“人”自身的人格尊严与自由。

其次,人工智能创作物难以体现创造者的人格或个性。人格理论认为创造者的人格自由与个性自由需要法律保护,而智力劳动成果承载着这两种自由,更需要法律进行保护。在知识产权创造过程中有精神活动的成分,不能得出创造物客体必然具有人格或者个性要素的结论。人工智能所产生的作品虽然在算法上体现了程序设计者的某些思想,但是在创作结果上可能并不包含设计者、使用者或者所有者的人格或个性。[40]日本学者辻本良知认为,对于人工智能自主生成的创作物而言,其本质特征在于完全不包含人类的思想感情,这将成为适用人类智力成果领域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的障碍。[41]虽然可以通过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将只有人类才有的情感进行数字化建模并输入人工智能,但毕竟不是真实的人类情感,而是纯粹的数字模拟信号。因此,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依照传统知识产权人格财产理论是难以解释其合理性的。

最后,人格理论无法解释人工智能创造物知识产权的时间限制及人身权限制问题。人工智能不存在时间期限的问题,在理论上是可以一直存在的。根据法律规定,知识产权保护是有明确时间限制的。[42]但是,在创造物被授权之后,人工智能不会出现如人一样的“死亡”状况。若在创作物不能体现作者人格的情况下突破保护期的限制,则会与人格理论在蕴含作者“思想”“个性”方面的要求产生更为严重的冲突。此外,根据现有民事主体制度,人工智能很难被认定为“人”,故而也不可能享有具有人身性质的部分知识产权内容。这与著作权兼具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双重属性相抵触,更与人格理论侧重保护作者精神权利的理念存在矛盾。

(三)数字鸿沟与作品鸿沟问题

1.数字鸿沟问题。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技术措施等因素影响下,人工智能给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发展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数字鸿沟”问题。[43]由于人工智能具有在互联网上自主学习与抓取信息的特性,[44]不同群体会依据是否掌握人工智能程序而形成明显的“数字鸿沟”。数字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加快了“数字化社会”发展的进程。[45]人工智能在推动“数字化社会”演进的同时,存在逐渐脱离造福人类轨道的风险,有可能技术性地剥夺了“公共利益”为公众所保留的权益空间。尤其是当资本与技术深度结合之后,人工智能所导致的“数字鸿沟”会阻碍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知识产权领域的人工智能“数字鸿沟”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人工智能获取他人作品能力的提高限缩了作品传播的自主性。作品著作权人应当有权自主决定作品传播的方式与范围,不受他人是否掌握智能化抓取手段的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并享受知识产品的方式,作品传播者决定权受到人工智能使用者的威胁。其二,获取并利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差别会导致不同主体之间获得数字资源能力的差距扩大,不能掌握人工智能的部分主体将会处于相对劣势。

在人工智能技术与智力成果传播活动融合的影响下,人们利用数字资源的智能化渠道将成为引发数字资源不公平、形成数字鸿沟的重要诱因。“数字鸿沟本质上是由技术、经济、知识和社会四个层面构成的综合性的差距。”[46]数字鸿沟影响了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引起信息分配不公,违背了法律所追求与构建的公平、公正、和谐的立法宗旨。[47]为此,对于保护知识产权和解决数字鸿沟两方面问题,均需要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公平的信息资源共享秩序,如此才能有力地保证知识产权所有人合理利益的实现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48]由此,可以克服数字智力成果获取与利用平等性方面的知识产权伦理风险。

2.作品鸿沟问题。人工智能在创作能力方面的区别将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使用者创作能力的差别,从而形成“作品鸿沟”问题。[49]该问题主要体现在扩大作品生成能力的差距及穷尽作品表达两个层面。

其一,在人工智能环境下,不同群体所拥有的产生作品能力差距拉大。掌握人工智能软件的人将拥有趋近于无限的作品创作能力,而自然人创作作品的能力有限,不能在数量上与之匹敌。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结合创造知识产品,使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大为拓宽。[50]部分群体掌握较为优质的人工智能,将在新产品研发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技术发明包括文本性发明和实质性发明两种。[51]前者成本更为低廉,所能够生成的技术方案数量也越多,尽管部分内容可能并不符合实用性等专利授权条件,但是若将其公布也足以对竞争对手的研发策略和商业策略造成冲击,突显人工智能使用者在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

其二,人工智能穷尽表达侵蚀公共领域。知识产品具有公共物品属性,这要求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知识产权保护应保留足够的公共利益空间,保持公权与私权的平衡保护。人工智能有可能穷尽某个领域作品或者发明的所有潜在表达,并被私权所独占。有日本学者认为,海量人工智能创作物被生成并加以公开,会使得后续能够创新并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被严重压缩,甚至导致创作者因为担忧人工智能所有者对自己主张权利而致使创作活动萎缩。[52]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大为拓宽、合理使用范围被逐渐蚕食及作品垄断地位日益强化,[53]作品鸿沟也逐渐增大。作品鸿沟的出现对于社会公众的表达自由及创作自由将会产生不利影响。知识产权公共领域被侵蚀将是人工智能创作物作品鸿沟问题的极端情况。有必要防止创作物技术性扩张加剧创作能力不平等的伦理问题。

三、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经济学挑战

(一)激励不足问题

激励理论作为论证知识产权制度正当性的经典理论之一,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冲击下,已暴露出不适应性。在激励理论中,知识产权为创造性劳动和投资提供有效的产权激励,使其得到合理而充分的市场回报,由此可以激励智力成果的不断产生。但是,人工智能完全改变了激励理论的存在环境,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作用也将更为不明显,甚至会出现激励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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