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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民法典合同编违约金调减制度的立法完善
【副标题】 以裁判立场的考察为基础
【英文标题】 The Improvement of Liquidated Damages Reduction Rules in the Drafted Contract Book of PRC Civil Code
【英文副标题】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Courts' Verdicts
【作者】 石冠彬
【作者单位】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分类】 合同法
【中文关键词】 民法典;违约金调减规则;《合同法》第114条;意思自治;惩罚性功能;举证责任;商事合同
【英文关键词】 civil code; reduction rules of liquidated damages; article 114 of contract law; private autonomy; punitive function; burden of proof; commercial contract
【文章编码】 1009-8003(2019)06-0058-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58
【摘要】

司法实务适用《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这一违约金调减规则过于僵化,未能充分彰显违约金的惩罚功能,与尊重私法自治这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悖,且可能加剧违约现象的发生,有损诚信营商环境的构建。正在编纂的民法典宜将商事合同排除在违约金调减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应尊重当事人事先放弃违约金调减请求权的合意,且不宜将其纳入法院释明的范畴,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也应当由主张适用违约金调减规则一方提供违约金约定明显过高的初步证据。此外,确定具体调减幅度时,实际损失是重要衡量标准但并非唯一标准;为体现违约金制度所具有的损失预定、履约担保功能,还应重点考虑资金的金融功能。

【英文摘要】

The rule of reduction of liquidated damag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14(2) of the Contract Law in judicial prac-tice is too rigid to fully demonstrate the penalty function of liquidated damages, which is against the requirement of respecting theautonomy of private law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ability. This might be aggravate the occurrence of default andundermin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honest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civil code being codified should exclude the commercial con-tract from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liquidated damages reduction rules and respect the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to waive theclaim for liquidated damages in advance. The liquidated damages reduction rules also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inter-pretation by the court, and the burden of proof should be distributed to the party claiming to apply the rules, who whould providethe preliminary evidence that the liquidated damages in the agreement is obviously too high. In addition, when determining thespecific reduction rate, the actual loss is an important but not the only factor.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loss reservation and perform-ance guarantee function of the liquidated damages rules, it should also focus on the financial function of deposi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890    
  
  

一、问题的提出

违约金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在督促合同主体积极履行义务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行《合同法》第114条在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同时,其第2款规定了意在实现公平价值理念的违约金调整规则,[1]包含了调减规则与调增规则:“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从目前民法典编纂的情况来看,未来民法典仍将保留该规定。[2]

就“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这一违约金调减规则而言,司法实践曾长期尊奉违约金的主要功能是弥补损失这一立场,在当事人合同约定违约金“明显过高”时,甚至有法院在违约方未请求调低的情况下,基于实现立法所追求的“实质公平”这一目标而主动适用违约金调减规则。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曾在“西宁凯达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陈险峰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明确指出:“违约金条款是合同主体契约自由的体现,除具有对违约行为的惩罚性和对守约方的补偿性功能之外,还应体现预先确定性和效率原则。约定违约金降低了发生纠纷时合同主体的举证成本,使合同主体在订立合同时即明确违约后果,从而做到慎重订约、适当履约,人民法院对约定违约金进行调整应依法、审慎、适当。”[3]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例中通过限制违约金的认定范围、[4]认定违约方应当承担双方约定违约金明显高于损失的举证责任、[5]将商事合同排除在违约金调减规则所适用的合同类型之外[6]等方式,尽可能尊重并彰显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上述裁判立场值得肯定:一方面,意思自治是私法的最高价值,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所缔结的合同具有法定约束力,这是契约精神之根本,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体现;签订违约金条款的当事人对自身违约所需承担的违约责任存在明确预见,司法权本不应多加干涉。另一方面,从合同法施行二十年的司法实务来看,法院对违约金调减规则的适用已然到了失范的边缘,[7]从而使得违约金本身所具有的效率性和压力功能被严重限制、违约金除补偿性功能之外的惩罚性功能未得到发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规则加剧了违约现象的发生,严重损害诚实守信商业氛围的营造。此外,“民法上的公平、正义是建立在意思自治的要素上,而非任何一种内容合理或正确性的要素上”,换言之,意思自治之下无不公平可言,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主张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8]也就是说,本文主张双方当事人所缔结的违约金条款应当尽可能得到尊重。

鉴于未来民法典合同编将继续持违约金可请求调整的立场,所以从完善立法以及司法实务的适用上来限制违约金酌减规则的适用,理应成为不二选择。为更好地确定如何限制违约金调减规则的适用,笔者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司法裁判对违约金调整规则的适用情况[9],从笔者所搜集案例来看,当前违约金调减规则的司法实践情况较为复杂,其适用主要涉及法条中所述的“违约金”及“合同”的界定,请求适用违约金调减规则的权利主体、请求时间、请求方式的认定,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法院如何确定违约金减幅等争议。本文将在对相关判例梳理的基础上,就如何限制违约金调减规则的这一司法实务极为关键的问题展开分析,最终对民法典编纂中该制度的立法设计和未来司法适用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探讨于理论和实务界同仁。

二、违约金调减请求权的行使限制

就当事人违约金调减请求权的行使而言,主要涉及到“谁享有违约金调减请求权”、“违约金调减规则适用对象中的‘违约金’以及‘合同’本身应当如何界定”、“请求权人应当何时以何种方式请求调减违约金”,以及“法院应当如何分配‘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这一事实认定的举证责任”等问题。

(一)违约金调减请求权主体的认定

从《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的字面意思来看,合同当事人享有违约金调减请求权,并不局限于违约方,但从司法实务来看,一般都是违约方才会行使该权利,而根据《担保法》第20条的规定,保证人享有债务人针对债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抗辩权,由此可知违约方的担保人也应当享有违约金调减请求权。[10]此外,有论者认为应将其界定为形成诉权,[11]笔者认为宜将其界定为具有抗辩权属性的请求权,因为一方面该权利具有对抗守约方请求权的抗辩权属性,另一方面其并非单纯的抗辩而是提出了“调减违约金”的具体请求。

对于谁享有违约金调减请求权,司法实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已经事先承诺放弃该请求权的当事人是否还有权请求调减违约金这一问题上。“无效说”的裁判立场主张事先协议放弃违约金调减请求权的当事人在双方约定违约金明显超过实际损失时,仍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调减,该立场的主要理由可概括如下:一方面,“违约金是对守约方因对方违约造成损失的补偿,不主要体现惩罚功能,故关于违约金不得调整的约定应以不违反公平原则为限。”[12]另一方面,合同自由并非绝对,当事人的约定不能排除违约金调整申请权这一法定诉权,放弃调整违约金权利的约定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13]“有效说”的裁判立场主张事先放弃该请求权的当事人在违约时,无权请求法院适用违约金调减规则,因为其乃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14]也有法院采取较为折中的立场,其在裁判文书中综合考虑所约定违约金是否明显高于实际损失等因素来确认该类“约定”的效力,比如,在“吴荔丹与万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万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申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二审法院在合同付款方出具承诺书明确承诺如果逾期付款则支付供货方“加价款”的情况下,基于供货方大量垫付资金的损失并不局限于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损失、逾期付款的违约方没有举证证明双方所约定的“加价款”过分高于垫付资金所受到的损失等因素的考量,不支持逾期付款方要求调减加价款的主张是恰当的,符合商事交易性质和各方当事人确认的垫资成本事实以及对风险的心理预期。[15]

笔者认为,未来民法典宜肯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事先放弃违约金调减请求权,即事先放弃该请求权的合同当事人,在自身违约时无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适用违约金调减规则,理由如下:其一,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放弃违约金调减请求权,本质上即属于私权的处分,应当归于诉讼权利预先处分的范畴,法律原则上不应当加以干涉。其二,违约金调整请求权同时属于合同当事人之民事实体权利,当事人放弃违约金调整请求权属于当事人的弃权处分行为,当事人之间放弃违约金调整请求权的约定并不必然违反公平原则。[16]其三,基于合同自由原则,为凸显违约金的惩罚性功能、塑造诚信环境,应认可当事人享有约定放弃申请调减违约金的自治权。[17]

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二)违约金调减对象的认定

就违约金调减规则适用的对象而言,司法实务主要围绕如何认定违约金调减规则中的“合同”以及“违约金”而展开:

1.违约金调减规则所适用合同的认定。就此,相关争论主要围绕商事合同能否适用违约金调减规则展开。对此,学界对于商事合同具有特殊性也存在相当的共识:有论者就认为民法典在坚持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背景下,民法典合同编的立法需要明确确立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的区分模型,并科学地实现相应立法规范的区分,而不能再犯传统民商合一立法习惯忽视商法的独特性的错误;[18]也有论者从民事合同和商事合同缔约主体和价值追求上来明确区分两者,即商事合同之于民事合同在缔约主体的能力、价值选择等方面均有不同,在价值追求上民事合同更倾向于构建良善的社会秩序而商事合同更注重财富的增加与流转。[19]就司法实务而言,承认商事主体特殊性的这一裁判立场在地方法院的判决中也多有涉及:比如,在“吴巍与吉林市华康实业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中,二审法院就认为作为发包人系专门从事农业生产销售的企业,能够预见违约所带来的损失,有预评、预判合同风险的能力,亦有妥善化解商业风险的能力;其对于承包人的可得利益应当知情,故非违约方的“可得利益”应当列于违约方违约赔偿的范围之内。[20]在“张家界天子混凝土有限公司与浙江开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二审法院就特别强调了资金对于商事主体的特殊性之所在,其认为,“在商事交易流程中,迟延支付货款,最直接的后果即导致该资金的周转速度降低,而资金周转速度对所涉企业的商品再生产及剩余价值的生产影响巨大。通常,缩短资本周转时间,是促进资本增值的重要手段,加速资本周转,不仅可以避免或减少因固定资本无形磨损带来的损失,而且可以节约预付资本,增加年剩余价值量。”[21]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基于对商事主体合理预判预期能力的尊重,认为约定的违约金并没有超出商事主体的预见范围,所以一般不应当调整所约定的违约金。[22]

笔者认为,未来民法典应将商事合同中的约定违约金条款排除在违约金调减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理由如下:其一,违约金调减规则违反意思自治的不合理性决定了应当尽可能限制该类不合理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其二,商事主体的风险预判能力、预见能力决定了其是最合理的自身利益决策者,承担违约金是理应承担的商业风险,并与违约金的惩罚功能相契合。其三,商事交易具有特殊性,商品的流通、货款的支付本身都意味着资金可能具有的金融营利功能,法律无法对此加以准确判断,尊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违约金条款是对商主体资格最大的尊重。其四,违约金条款符合商事交易对于效率的价值追求,商事交易中当事人预先通过违约金条款确定损失,有利于减少诸如举证义务承担等纠纷解决成本。其五,现阶段我国强调营商环境的建设,而认可商事主体约定违约金条款的效力既尊重商事主体的意思自治,有利于快速解决纠纷,也有助于营造诚实守信的营商环境,高额的违约金可相当程度地减少所谓效率违约”现象的发生。

2.违约金内涵的认定。违约金内涵的认定,即对什么是违约金的判断,主要涉及到应当采纳实质认定标准还是形式认定标准的问题。从司法实务的情况来看,实践中多倾向于采纳实质认定标准,即将双方当事人之间关于有违约行为后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认定为违约金条款,并不僵化地认为必须出现“违约金”字样,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诸如“滞纳金”“逾期加价款”、“资金占用费”“罚款补偿”等均有可能被认定为违约金的表现形式。举例而言,有判例认为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对逾期付款所产生的“逾期加价款”的性质属于“逾期付款违约金”,[23]有法院将此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之间约定产生的“资金占用费”也认定为违约金。[24]也就是说,“涉案双方在合同违约责任中虽然没有违约金的明确表述,但却在自愿基础上达成了违反合同约定,需向对方承担罚款补偿的条款,从双方合同约定的本意来看,该罚款具有违约金的性质。”[25]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在“江西华唐投资有限公司、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城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转让合同纠纷案”中采纳这一实质认定标准,认为在一方延迟付款构成违约的情况下,双方通过补充协议所达成的“如再逾期或未缴足出让金和利息,未交足部分土地款和利息另按每日2‰支付滞纳金”这一关于滞纳金的合意,系对逾期付款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方式的约定,也应当被认定为具有约定违约金条款的性质。[26]但与此同时,司法实务也有判例采纳形式认定标准,即认为只有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违约金才有可能适用违约金调减规则。仍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例,其曾通过判例认定,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解除时达成的《赔偿协议》中所约定的“损失赔偿款”并不适用违约金调减规则。[27]对此,本文认为从限制违约金调减规则适用的立场来看,应当尽量将其排除在违约金的认定范围之外,但是未来民法典若能确立违约金原则上不能予以调减的立场,并就如何限制适用进行相应完善,则司法实务采纳实质认定标准更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显得更为妥当。

此外,司法实务还存在如下两类违约金的认定问题:

其一,司法实务中经常出现商家在店内张贴“假一赔十”、“假一赔万”类标语,从而以单方允诺形式承诺自己愿意承担何种违约责任的情形。对此,本文认为商家通过在店内张贴或者以其它方式告知顾客的标语在顾客知晓的情况下,也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顾客购物的行为可视为同时与商家就前述标语的内容达成了合意。与前述“约定的违约责任形式”能否认定为“违约金条款”从而适用违约金调减规则一样,关于这类标语本身是否适用违约金调减规则也存在裁判立场的分歧。对于“假一赔万”,有法院认为此类标语是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如果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违约方可以申请调整,但法院在依法调整的同时应当注意发挥违约金制度适当的惩罚功能、使结果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28]对于“假一赔十”,则有法院认为此类标语系商家承诺,商家应当进行赔偿。[29]

其二,司法实务中存在政府规范性文件对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标准/额度)有规定的情形。以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例,2006年12月17日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第7条“强化土地出让收支监督管理,防止国有土地资产收益流失”中,统一规定了逾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违约金标准及去向:“土地出让合同、征地协议等应约定对土地使用者不按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收入的,按日加收违约金额1‰的违约金。违约金随同土地出让收入一并缴入地方国库。”与此同时,还明确违反上述通知规定,擅自减免、截留、挤占、挪用应缴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概言之,国务院办公厅通过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明确了土地出让合同规定迟延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违约金标准,并明确了违反这一要求可能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就此,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先后裁判立场也存在明显分歧:一方面,有判例认为法院不能调整政府规范性文件确立的违约金计算方式(标准/额度)。例如,在“昆明市国土资源局等诉云南仁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土地出让合同中的违约金标准是由国务院规范性文件所明确规定的,不是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任意协商达成的条款,如不违反强制性效力性规定的情形,原则上不宜以司法判决的方式否定其效力或依职权进行调整,并且违约方作为专业的房地产公司,不存在不能预见违约责任后果的情形。[30]另一方面,有判例认为法院有权依法调整政府规范性文件确立的违约金计算方式(标准/额度)。在“霍邱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局与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上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前述规范性文件不能直接作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诉讼纠纷中计算违约金的法律依据,虽有政府行使行政职能的表现,但签订合同时依据的是平等、自愿、有偿原则,可以依照《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对违约金进行调整。[31]对此,本文倾向于认为当存在政府规范性文件对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标准/额度)有规定时,司法机关不宜认定此类违约金适用违约金调减规则,这有利于营造诚信营商氛围、塑造特定的行业规范。

(三)违约金调减请求方式的认定

根据《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的规定,我国目前就违约金的调整采用当事人申请调整的立法模式,人民法院原则上不得依职权直接就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32]但就当事人这一请求权的行使方式并无明确规定,司法实务对此主要围绕“违约方请求调减违约金的表现方式”和“违约方请求调减违约金能否基于法院的释明”而展开:

1.违约方请求调减违约金的表现方式。从司法实务来看,法院整体上在认定当事人是否行使了违约金调减请求的问题上较为宽松,除了明确提出申请调减外,主张违约金计算方法不合理、拒绝承担违约金乃至不同意履行守约方其它基本诉讼请求都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为申请违约金调减,其裁判立场大致可概括如下:

其一,违约方主张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不公平,可视为其请求调减违约金。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伊犁平祥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伊宁市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程相郡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的申诉再审程序中明确支持这一裁判立场,在该案中,双方当事人在所签订的《解除协议》中约定还款义务人如果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的,则将承担已付款和未付款在某个特定时间段内的利息。还款义务人主张按照这个标准计算利息明显过高、对其不公平,二审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终都认为这一主张可以理解为“包含请求降低违约金数额的意思表示”。[33]事实上,“对约定违约金支付标准的否定包含了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对约定违约金进行调整的主张”这一裁判立场同样也出现在违约金调增请求的认定之中。[34]

其二,作为被告的违约方不同意履行原告诉讼请求,既可能是不同意履行合同义务,也可能是单纯的抗辩不存在违约行为,对于此时能否认为包含了“当事人申请调减违约金的请求”在内,司法实务存在裁判立场的分歧:一方面,“抗辩诉讼请求不包含请求违约金调减”的裁判立场认为,此种情况下当事人并未申请法院调整违约金,根据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宜调整违约金。[35]另一方面,“抗辩诉讼请求包含请求违约金调减”的裁判立场认为,只要法院确认主张不承担违约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存在违约行为,则可引申为违约方先前的行为已经提出了违约金调整请求;[36]有的法院将彻底否定对方诉讼请求的抗辩称为“根本性抗辩”,包含了违约方请求调减违约金的意思。[37]对于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曾在提审“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诉广东蓝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等信用证开证纠纷案”时认可了该案二审法院的裁判立场,即运用“举重以明轻”这一当然解释的解释方法,认为从根本否定原告诉讼请求的抗辩同时也属于“违约方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抗辩”。[38]

综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方法院更倾向于宽泛理解请求适用“违约金调减规则”的表现方式,与本文开篇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约金调减规则适用的倾向性裁判立场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从限制违约金调减规则的适用这一立场来说,本文倾向于通过如下方式认定违约金调减规则适用的“请求方式”:一方面,只要违约方明确提出违约金过高或者计算方式不合理,认为对其不公平的,此时即使其没有明确提到要求适用违约金调减规则的,也应当视为其已经明确要求调减违约金,因为其意思表示已经非常明确。另一方面,“否认对方的诉讼请求”的抗辩不宜认定/引申出违约方已经提出违约金调减申请,因为否认诉讼请求意味着否认了违约的事实,而违约金调减规则的适用以违约事实的认可为前提、只是对违约金的数额提出异议,两者本质上是不同层面的抗辩权。将否定对方诉讼请求解读为具有请求调减违约金的意思,过于牵强,也与违约一方当事人“认为自己没有违约”的主张存在着根本性冲突,“举轻以明重”这一当然解释方法不能跨越不同层面的抗辩权予以适用。从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2009民商事案件指导意见》)第8条的规定来看,“违约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进行免责抗辩而未提出违约金调整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就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违约金过高问题进行释明”这一司法规则,事实上也确立了“无需承担违约责任的抗辩”不等同于“调减违约金的请求”这一裁判立场。概言之,本文主张违约金调减请求权必须包含约定违约金过高”这一明确的意思表示,且不能将“不承担违约金”的抗辩理解为调减违约金的请求。

2.违约方请求调减违约金能否基于法院的释明。就违约方调减规则的释明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同的司法解释中并未保持一致立场:一方面,《2009年民商事要件指导意见》第8条规定:“为减轻当事人诉累,妥当解决违约金纠纷,违约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进行免责抗辩而未提出违约金调整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就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违约金过高问题进行释明。……”从这个司法解释来看,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法院向当事人释明违约金调减规则是其权利而非义务,[39]且这种释明是有条件的,既要求“违约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进行免责抗辩”,也要求违约方在进行免责抗辩的同时必须“未提出违约金调整请求”。另一方面,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2买卖合同解释》)第27条第1款和第2款分别规定:“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对方违约为由主张支付违约金,对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等为由进行免责抗辩而未主张调整过高的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法院若不支持免责抗辩,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一审法院认为免责抗辩成立且未予释明,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判决支付违约金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由此可知,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买卖合同中,如果符合违约金调减规则释明的前提条件,则法院有义务予以释明。

值得思考的是,上述司法解释的分歧是否意味着买卖合同的违约金调减规则存在特别之处,针对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立场能否适用于其它合同?司法实务对此尚未达成共识:第一种裁判观念认为,法院无义务就买卖合同之外的合同进行释明。具体而言,根据《2009民商事案件指导意见》第8条的规定,对于违约金酌减规则,人民法院可以进行释明,但并非必须进行释明。[40]也就是说,对于买卖合同之外的合同纠纷,法院不对违约金调减规则进行释明,并不属于程序错误;但在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出现上述条件,法院必须释明,如不释明构成程序错误。[41]第二种裁判观念认为,法院有义务就其它合同进行释明,应当参照《2012买卖合同解释》第27条的相关规定,在衡量违约金是否确实有必要调整后予以释明,有法院就在租赁合同纠纷中采纳了这一裁判立场。[42]第三种裁判观念认为,买卖合同纠纷中,法院应当区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释明。如果当事人没有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同时双方约定的违约金事实上也未过分高于所造成的损失的,此时法院无需就违约金调整权进行释明。[43]应当说,此裁判立场与前述《2012买卖合同解释》第27条第2款所贯彻的指导精神是相符的,其所关注的都是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本身是否会有变化;诚如有法院适用该规则直接调整违约金时所言:“被上诉人一审中对滞纳金进行了免责抗辩,一审法院没有就法院若不支持免责抗辩,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调整违约金作进一步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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