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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规范刑法学视野下非法狩猎罪司法解释的基本逻辑
【英文标题】 The Basic Logic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n Illegal Hunting Cr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mative Criminal Juris-prudence
【作者】 蒋兰香【作者单位】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非法狩猎罪;解释逻辑;实质正义
【英文关键词】 illegal hunting crime; interpretation logic; substantive justice
【文章编码】 1009-8003(2019)06-0150-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150
【摘要】

近些年来,我国加大了运用刑事手段保护“三有动物”的力度。但是,审判机关对非法狩猎罪的系列判决引发了公众的争执。究其缘由主要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非法狩猎罪的司法解释存在定罪标准太低,背离立法原意越权解释,循环解释以及对主观违法性要素“明知”解释欠缺等。非法狩猎罪司法解释在刑法规范框架内科学、合理地完善,以实现立法的实质正义。具体来说,应当删除现行解释第6条中第2项和第3项,适当提高定罪数量标准,将狩猎数量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结合起来确定定罪的基本标准。当非法狩猎行为没有达到规定数量时,应当增加使用禁用的工具和方法10次以上以及非法狩猎行为被行政处罚过两次以上应当定罪的标准,将“明知”证明要求在解释中予以规定。

【英文摘要】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strengthened criminal means to protect “the three animals”, i, e.species listed to be valua-ble in ecology, socie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But a series of court decisions on the crime of illegal hunting triggered public con-troversy. The major reason is that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illegal hunting crime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shows a lowstandard of conviction, ultra vires interpretation deviated from original legislative intention, circular interpretation, the lack of in-terpretation of subjective illegal element “knowing clearly”, and other problems.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me of illegalhunting should be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improv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riminal law so as to realize the substantive jus-tice of legislation. In particular, the current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s 6(2) and(3) should be deleted, the number of convic-tions should be appropriately raised, and the basic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a conviction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number ofhunt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wildlife resources. When the illegal hunting behavior does not reach the specified amount, the stand-ards of using prohibited tools and methods for more than 10 times and the illegal hunting behavior has been punished twice ormore shall be increased as standards of crime, and the " knowingly" proof requirements shall be stipulat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895    
  
  

规范刑法学是“以本国的现行刑法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注释方法揭示法条内容并加以评注而形成的刑法规范知识体系”[1],其法理根基是罪刑法定原则。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必须遵守刑法规范,既要遵循法律的形式理性,因为形式理性是“刑事法治的逻辑基础”[2],也要满足法律的实质理性,以实现刑法正义。非法狩猎罪并非我国刑事法治领域重点关注的罪名。然而,近些年来随着环境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司法机关加大了对非法狩猎罪的惩治力度,通过判决系列非法捕捉癞蛤蟆、壁虎、麻雀、黄鼠狼、青蛙等“三有动物”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非法狩猎犯罪案件,彰显了刑事手段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严厉立场。这些刑事判决虽然对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意义重大,但引发了学界和社会公众的质疑,致使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两高”对非法狩猎定罪标准“情节严重”解释的不合理,使得法院对有些案件的裁判偏离了刑事立法规范的内在逻辑。本文拟从规范刑法学的视角,在对引发争议的系列非法狩猎罪判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第6条关于非法狩猎罪的相关解释进行合法性检视,以使该司法解释内容保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轨道内,进而实现非法狩猎罪刑事立法的实质正义。

一、问题缘起:非法狩猎罪系列刑案判决引发争议

我国《刑法》第341条第2款规定了非法狩猎罪刑法规范:“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基于普通刑事法律逻辑,非法狩猎罪的构成要件可以表达为:非法狩猎罪=违反狩猎法规+(禁猎区或禁猎期或使用禁用的工具或方法等特定构成要素之一)+非法狩猎行为+情节严重。如果进一步分解细化,非法狩猎罪可以由以下七种情形构成:(1)非法狩猎罪=违反狩猎法规+禁猎期+非法狩猎+情节严重;(2)非法狩猎罪=违反狩猎法规+禁猎区+非法狩猎+情节严重;(3)非法狩猎罪=违反狩猎法规+禁用的工具、方法+非法狩猎+情节严重;(4)非法狩猎罪=违反狩猎法规+(禁猎期+禁猎区)+非法狩猎+情节严重;(5)非法狩猎罪=违反狩猎法规+(禁猎期+禁用的工具、方法)+非法狩猎+情节严重;(6)非法狩猎罪=违反狩猎法规+(禁猎区+禁用的工具、方法)+非法狩猎+情节严重;(7)非法狩猎罪=违反狩猎法规+(禁猎期+禁猎区+禁用的工具、方法)+非法狩猎+情节严重。上述非法狩猎罪成立要件要素中,违反狩猎法规与禁止性规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违反狩猎法规通过在禁猎期、禁猎区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体现出来。逻辑上,非法狩猎行为只需满足上述情形中的任何一种即构成非法狩猎罪,反之则无罪。如下列案件就是按照上述犯罪成立的条件进行了判决。

表1

┌──┬──────────┬───────┬───────┬─────────┐
│序号│案件事实      │判决理由   │判决结果   │判决法院及案号  │
├──┼──────────┼───────┼───────┼─────────┤
│1  │2013年10月,肖某、王│使用禁用的工具│二人均被判处罚│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  │某使用电筒照明并利用│、方法非法狩猎│金人民币2000元│人民法院(2014)丽莲│
│  │弹弓、钢弹等工具非法│,情节严重  │       │刑初字第     │
│  │狩猎麻雀21只。   │       │       │59号判决书    │
├──┼──────────┼───────┼───────┼─────────┤
│2  │2014年7月,汪某某捕 │在禁猎区狩猎,│拘役3个月   │河南省确山县人民法│
│  │捉87只蟾蜍(癞蛤蟆)。│情节严重   │       │院(2014)确刑初字第│
│  │          │       │       │00262号判决书   │
├──┼──────────┼───────┼───────┼─────────┤
│3  │2016年6月,阿某某四 │在禁猎期(每年3│分别被处拘役4 │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
│  │人分别猎捕中华大蟾蜍│-7月为四川省禁│个月,缓刑5个 │院        │
│  │200、124、127、275只│猎期)进行狩猎 │月;拘役3个月 │(2017)川1421刑初63│
│  │。         │,情节严重  │,缓刑4个月  │号、       │
│  │          │       │       │79号、81号、89号判│
│  │          │       │       │决书       │
├──┼──────────┼───────┼───────┼─────────┤
│4  │2015年9月,李某甲、 │使用禁用的方法│二人均被判处有│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
│  │李某乙通过夜间照明方│非法狩猎,情节│期徒刑6个月, │院(2015)梁刑初字第│
│  │法猎捕无蹼壁虎   │严重     │缓刑1年    │256号判决书    │
│  │1028只。      │       │       │         │
├──┼──────────┼───────┼───────┼─────────┤
│5  │2016年6月,汤某某用 │在禁猎区、禁猎│有期徒刑6个月 │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
│  │头灯照明,徒手捕捉" │期使用禁用的方│,缓刑1年,实 │院(2016)湘0181刑初│
│  │石蛤蟆"44只。    │法狩猎,情节严│施社区矫正  │723号判决书    │
│  │          │重      │       │         │
├──┼──────────┼───────┼───────┼─────────┤
│6  │2015年6月,张某使用 │在禁猎区狩猎,│拘役2个月   │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
│  │矿灯、套杆等工具非法│情节严重   │       │(2015)沛环刑初字第│
│  │捕猎青蛙407只,次日 │       │       │0056号判决书   │
│  │准备销售时被抓获。 │       │       │         │
├──┼──────────┼───────┼───────┼─────────┤
│7  │2012年10月,李某等四│在禁猎期使用禁│8个月至1年有期│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
│  │人在农田及沟渠边采取│用的方法非法狩│徒刑,缓刑1年 │院(2013)睢刑初字第│
│  │设置铁夹等方法非法猎│猎,情节严重 │至1年     │128号刑事判决书  │
│  │杀"黄鼠狼"268只。  │       │6个月     │         │
├──┼──────────┼───────┼───────┼─────────┤
│8  │2014年,赵某富等七人│使用禁用的方法│均被判处罚金20│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
│  │使用自制捕捉器和照明│狩猎,情节严重│00元(赵某生另 │院(2014)鄢刑初字19│
│  │设备在农户家院墙外捕│       │案处     │5号判决书     │
│  │捉壁虎,数量分别为15│       │理)      │         │
│  │3、         │       │       │         │
│  │374、309、104、291、│       │       │         │
│  │198、260只。    │       │       │         │
└──┴──────────┴───────┴───────┴─────────┘

上述所判案例从形式上看都符合非法狩猎罪的构成要件。非法狩猎罪作为社会危害性相对较轻的犯罪,司法机关判处的刑罚均不重,8起案件中有2起案件的被告人分别被判处3个月和2个月拘役,有4起案件的被告人被判处缓刑,还有2起案件的被告人仅被判处2000元的罚金附加刑。可见,尽管司法机关运用刑事制裁方法对被告人进行了定罪量刑,但判决彰显更多的刑罚功能还是教育和威慑。出乎预料的是,此类非法狩猎案件判决并未得到公众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反之却引发了民众的一片质疑。尤其浙江桐乡男子因捕捉44只麻雀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后续是否对其定罪量刑语焉不详)[3]、河南鄢陵县人民法院对六位农民利用自制工具捕捉1600余只壁虎定罪判刑[4]、四川仁寿县人民法院对三男子阿某某等四人在禁猎期抓200余只蟾蜍定罪判刑[5]、河南确山县人民法院对村民汪某某逮了87只癞蛤蟆定罪判刑被媒体报道后,非法狩猎刑事案件判决更是引发了公众对司法判决的激烈争执。有媒体认为如此判决说明“法律严酷超出普通人的常识”,甚至用“抓壁虎被刑拘‘恶法’需清理”作为评论的标题[6]。据人民网调查,对于表中所列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对李某三人捕捉壁虎的判决,多数网友表示惊诧。该网站随机调查了300名网友,对什么是“三有动物?三有动物包括哪些种类”不知道的有39%,对“三有动物”构成犯罪这条法律表示不知道的有38%,认为该条法律刑罚过重的有20%,认为“壁虎现在很少看到,应该保护”的只有2%。[7]浙江桐乡抓麻雀44只被刑拘案件曝光后,有网友评论“比窦娥还冤”[8]。在南京市江宁区一男子因捕杀3只野兔被刑拘后,许多网友也认为警方小题大做,没必要刑事拘留,教育一下即可。[9]网友们对捕捉青蛙、癞蛤蟆、麻雀、壁虎20只以上构成非法狩猎罪之所以不予认同,并非基于对立法和司法的理性认知,而是可能出于以下理由:第一,上述“三有动物”都是千百年来常见于农村百姓餐桌且作为重要菜谱来源的动物,之前没有听说过违法且构成犯罪;第二,将其认定为犯罪超出了普通人的法律常识,有违普通民众对刑事法律的基本认知;第三,法律对捕捉上述“三有动物”的行为评价太过严厉。认为捕捉田间地头的这些野生动物,进行罚款教育即可,无需动用刑事手段进行严厉的制裁。

法律条文在实施中出现了广泛的争议,无外乎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法条内容制定不科学,落后或超越了法律所根植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生活。这种情况下主要表现为法律严厉超出普通人的常识,致使公众产生误解;二是案件在司法操作中出了问题,如司法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导致案件错判;三是司法政策导向上不合理,如司法解释不科学,从重从快等司法政策蕴含司法不理性等。系列非法狩猎案判决引发的争执显然不是第一种和第二种原因所致,推测由第三种原因即司法解释不合理、不健全引起的可能性较大。请你喝茶

二、非法狩猎罪司法解释的法规范检视

司法机关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离不开刑法规范。刑法规范在我国的适用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法条明确具体,法官基于自身知识即可以在封闭的刑法系统内部通过合目的性、合理性的解释对案件予以判决,实现刑法正义。如故意杀人罪,法官裁判案件只需查明是否有杀人行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等主客观事实就可以认定犯罪。另一种是法条过于抽象,或罪状空白使得法条待补充的内容呈开放性,需要借助刑法之外的法律、专业知识来解决犯罪构成,一般通过发布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来解决法律适用的明确性问题。因为“立法所做的价值判断往往只是勾勒了大致的轮廓,必须由司法者去充实具体的细节与填补其间的空白”[10]。若不对之进行解释,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可能会进行新一轮造法,而“成文法的特点决定了法律在规制危害动物的行为时,难免在分类、数量、价值等衡量社会危害性的指标上过于固定、机械,无论是规范判断,还是价值判断都不是容易的事”[11]。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证司法工作人员刑事追诉活动的可操作性,刑法解释在法律适用中必不可少。除了立法机关发布少量的立法解释外,我国更为通行做法是由最高司法机关发布司法解释。法官通过适用司法解释,让案件在法律和解释的框架内得到合理合法的判决。总之,从立法到司法,目的和价值判断是立法者与司法者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刑法规范本身就凝结着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当司法者运用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三段论,来完成整个涵慑的过程,本身便是在实践立法者的价值判断”[12]。对于刑法理论而言,合理建构刑法规范知识体系,可以指导刑事立法和司法,进而可以减轻裁判者价值判断的负担。

在刑法规范层面进行古今中外比较,我国《刑法》第341条第2款规定的非法狩猎罪本身并未凸现问题,其构成要件要素结构合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目标和价值明确。但是,非法狩猎罪属于行政犯,其构成要件具有开放性,“情节严重”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通过法律解释方能解决其操作适用问题。一般而言,在刑法规范高度抽象、语义不明、司法又急需适用的情况下,在法律框架内通过发布具有“副法体系”[13]性质的司法解释对模糊立法予以阐明是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一以贯之的做法。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27日对非法狩猎罪适用中的定罪标准“情节严重”发布了《解释》第6条。该条解释实际上是对非法狩猎罪刑事违法性所做的诠释,其中前半段“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是一般违法性解释,后半段“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狩猎情节严重”是刑事违法性解释。《解释》发布后,2001年国家林业局和公安部颁布了《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这两个司法文件对非法狩猎罪立案标准的规定与《解释》保持一致。

司法解释是有权解释,对司法机关司法具有直接约束力。《解释》发布后,全国各地司法机关判决非法捕捉20只以上“三有动物”构成非法狩猎罪的案件数大增。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到截至2009年1月1日的非法狩猎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有1817份。这些判决从形式上看都在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框架内进行,具有形式理性,所彰显的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价值、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的作用显而易见。但是,这些符合形式理性的判决却仍然遭受质疑,说明司法规则出现了梗阻。根据刑法第342条第2款非法狩猎罪的立法原意,按照基本的法律逻辑对《解释》进行检视,发现《解释》仍然存在如下问题:

1.定罪标准太低有刑事追究扩大化之嫌。根据《解释》,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数量20只以上就可以构成犯罪。而根据2016年《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条规定:“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我国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在刑法上已经进行了重点保护,制定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等系列罪名制裁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行为。据此推定,作为非法狩猎罪犯罪对象的野生动物就是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之外“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14]。根据我国2000年发布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三有动物”有1700多种,比较常见的就是麻雀、癞蛤蟆、壁虎、青蛙、白鹭、黄鼠狼等。这些不同种类的“三有动物”种群和数量相差悬殊,如麻雀、癞蛤蟆、壁虎、青蛙等随处可见,白鹭、黄鼠狼等相对少见。《解释》笼统地将捕捉20只以上的“三有动物”解释为构成犯罪的起点标准,似有定罪扩大化之嫌。司法实践中,对猎捕“三有动物”的行为定罪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捕捉20只“三有动物”是否非得运用刑罚手段才能解决其责任问题?可否用行政处罚替代?第二,捕捉20只“三有动物”是否会造成野生动物资源严重破坏?为强化环境保护,我国为保护野生动物采取严厉的法律措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非法狩猎罪的犯罪主体基本都是山区农民。对于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作为生存理念的农民而言,捕捉田间地头的不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三有动物”20只就构成犯罪似有严刑峻法之惑。尤其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得到重视的当下,这类“三有动物”的数量繁殖惊人,照这种繁衍趋势,有些“三有动物”可能需要人为控制[15]。另一层面,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已经得到非常严格的刑法保护的情况下,破坏“三有动物”行为的刑事制裁理所当然应当宽缓。况且,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已经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规定了罚款、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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