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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少年司法社会化的理论与实践
【副标题】 以上海法院少年法庭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为视角
【作者】 朱妙陈慧【作者单位】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少年司法社会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犯罪防控;社会管理创新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4
【页码】 98
【摘要】

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法院作为法治保障者责无旁贷。少年法庭是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力量。少年法庭工作的特殊性,决定其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中更应重视少年司法的社会化问题,即发挥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力量,参与和协助少年司法。应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形成政府、司法和全社会的合力,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防控工作不断深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8582    
  
  司法社会化是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法治国家掀起的一次司法改革浪潮。其主题是从福利国家理念出发,围绕如何更好地保障社会成员“接近正义”的权利。我们认为,根据中国国情,从法院角度而言,司法的社会化应当强化司法民主,推动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协助司法。如此,不仅可以达到社会公众监督司法,提升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的目的,而且可以通过民众的参与和协助,起到直接的引领、示范作用,从而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即社会的自治与和谐的社会秩序。本文以上海法院少年法庭作为切入点,探讨上海法院少年法庭如何通过少年司法的社会化,主动协同司法机关和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等,形成合力,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防控未成年人犯罪。
  一、少年司法社会化的理论基础
  少年法庭不仅承担着未成年人案件的裁判工作,而且承担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犯罪防控工作。从少年司法的渊源、少年犯罪的成因、少年法庭的实践来看,少年司法领域社会化具有正当性。
  (一)从少年司法的渊源来看:少年司法的社会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相对于普通司法,少年司法最早起源于少年儿童的福利。从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建立第一个少年法院开始,少年司法制度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尽管世界各国少年司法的模式不尽相同,但少年司法的宗旨基本相似,即对少年儿童进行早期的司法干预,净化社会环境,以期达到预防犯罪,保护他们健康成长的目的。为此,对犯有罪错的少年儿童着眼于保护与矫治,对于无人管教、无人抚养的少年儿童侧重于救助与保护,增加其福利。一方面,从少年法庭的管辖范围来看,未成年人案件具有广泛性。在少年司法起步较早的国家,少年法庭不仅对已经违法犯罪的少年儿童具有管辖权,而且对存在违法犯罪倾向或迹象的少年儿童也具有管辖权,诸如离家出走、深夜不归、经常逃学、流浪街头、吸烟酗酒等特定“身份罪”案件等,甚至对因为被虐待、被遗弃、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监护人的少年儿童,也具有管辖权。另一方面,从少年法庭的处遇措施来看,强调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参与性。如美国少年法庭法官采用的非刑事性措施有:延期判决,即该判处刑罚的暂时不判,以观后效,如果确有悔改,免予刑事处罚;安置在寄养家庭、送交居住性处遇中心、送交训练学校等。英国少年法庭法官采取的社区矫正措施有:责令父母严加管教、监管命令、医疗命令、监护命令等。因此,从少年司法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一直带有社会化的烙印。
  (二)从少年犯罪的成因来看:少年司法更需要推动司法的社会化
  少年犯罪是一个多因素、多变量、多层次、多条件综合作用造成的复杂社会问题。从其成因来看,少年犯罪是一种社会“综合症”,既有社会价值取向、社会风气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共有的普遍性因素的影响,又有学校教育、居住环境、人际交往等地区性、局部性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家庭教养、个人心理状况、性格特征等个人特有因素的影响,是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弊端或缺陷不同程度、不同侧面的反映。对应综合的、复杂的犯罪原因,多种多样的少年犯罪形态以及少年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差异,防控犯罪工作的力量、手段和方法也必然不能仅限于司法手段,而应该是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必须实现社会多方面、多层次、多环节力量相互协调配合,实现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矫治、帮助等手段的有机统一。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防控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涉及政府、学校、司法、社会、家庭等综合的系统工程,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这为少年司法的社会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从少年法庭的实践来看:少年司法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上海法院的少年法庭始建于1984年,是基于未成年人犯罪不断上升,需要对少年犯罪案件进行专业化审理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的目的而在全国首创。近三十年来,上海法院少年法庭顺应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防控状况的不断变化,审时度势,开拓创新,推动了中国大陆少年司法制度从无到有,不断发展。从当前上海少年法庭工作的宏观层面分析:一是未成年人犯罪防控工作总体上不能松懈。少年法庭创建后至2012年,上海未成年人犯罪经历了低位波动、明显上升、急剧上升和基本控制四个阶段[1]。1984-1993年,未成年人罪犯在500人上下波动;1994-2003年,未成年人罪犯上升为1000人左右;2004-2007年,未成年人罪犯上升到2682人,为历史最高值;2008-2012年,未成年人罪犯下降到1349人,基本回落到急剧上升前的态势。二是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防控是工作重点。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状况与未成年人犯罪总体趋势基本一致。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自2004年开始急剧上升,至2005年,已成为上海未成年人犯罪的主体,占56.57%;随后,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与比例逐年上升,至2008年,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为2141人,为历史最高值,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83.27%;2009年开始,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开始下降,但始终主导着上海未成年人犯罪的总体走势。其中除2009年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占七成以外,其余年份均占八成以上,2012年,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比例高达86.73%。三是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问题应当重视。上海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人数在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值,为177人;随后逐年下降,2010年,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人数下降为130人,但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9.53%,重新犯罪比例为历史最高值;2012年,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人数已下降为59人,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4.37%。根据近三年统计数据分析,重新犯罪的未成年人以非沪籍居多,占85.1%。四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任重道远。2006年,上海法院开始由少年法庭专门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民事案件,案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12年,上海法院审理抚养费、变更抚养关系、探望权、校园人身损害赔偿等案件2348件。未成年人民事案件数量已超过刑事案件。如果将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婚姻家庭等家事案件亦由少年法庭审理,民事案件数量还将增长十倍左右。比较而言,上海少年刑事司法保护工作历史较长,上海法院广泛引进了社会力量,如由社工、老师或青保干部担任社会调查员、合适成年人等,社会调查制度和合适成年人制度被刑事诉讼法所确立,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社会化工作机制。少年民事司法保护工作开展不久,上海法院主要引进了由社工、妇联干部等担任的社会观护员,司法的社会化工作机制尚处于探索和规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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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年司法社会化的实践
  近年来,上海法院针对非沪籍失足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预防和控制、“问题孩子”及其“问题家庭”的心理干预等突出问题,从不断加强和完善少年法庭组织机构入手,创建了一系列审判和工作机制,推动少年司法的社会化。
  (一)通过“过渡性安置培训基地”,帮助失足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为了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对于罪行较轻的被告人应当尽可能适用缓刑。然而,上海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占多数,对他们判处非监禁刑成为审判工作中的难点。因为根据修正前《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非监禁刑的人应该由户籍地进行考察帮教,但上海有大量的“民工二代”不会回到原籍,如果适用缓刑就可能脱管失教。为平等保护非沪籍未成年人,虽然社区矫正工作不属于法院工作范畴,但上海法院主动跨前一步,高院少年法庭指导处与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办公室进行商议,在2010年共同建立了六个市级“过渡性安置培训基地”,既便于社区矫正部门进行跟踪考察帮教,也可以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主要是非沪籍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提供技能培训和学习、劳动场所,使他们可以脱离不良的外界影响,通过掌握劳动技能和文化知识,为回归社会、融入社会打下基础。各级法院少年法庭也探索建立了相应的“过渡性安置培训基地”。如闸北法院少年庭联合宝山区综治办、宝山检察院、宝山区职业技术学校、迈浩实业公司等单位,共同建立了缓刑教育考察基地——“未成年人成长之家”。闵行法院则通过区政法委协调发文,2013年在全区各街道、镇均推广设立罪错未成年人安置帮教基地。2008年3月,长宁法院少年庭以抢劫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周某户籍地远在陕西省,少年庭通过上海市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确定由上海某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作为周某缓刑期间安置帮教单位。周某辛勤劳动,后自主创业,开设了自己的汽修店,更成为一名帮教志愿者,将汽修店开成了“帮教中心”,现已帮助8名像他一样曾经失足的少年走出阴霾,回归社会。[2]这一典型案例体现了社会力量参与帮教工作的优势,对为失足未成年人、尤其是非沪籍未成年人创造回归社会的条件具有示范意义。上海法院少年法庭在整合社会各方力量设立基地后,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率大幅上升,由原来的不足20%上升到2012年的36.92%;其中,对非沪籍未成年人适用缓刑人数由原来占适用缓刑总数不足10%,上升到2012年的77.47%。通过建立“非监禁刑安置培训基地”,越来越多的失足未成年人,尤其是非沪籍未成年人感受到了少年司法的公平和温情。少年司法这一社会化举措,对非沪籍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预防其重新犯罪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二)通过“防控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网络”,防止未成年人犯罪和重新犯罪
  上海高院通过调研发现,随着上海实有人口数量的大幅上升,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人数和比例亦不断上升,该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少年法庭主动将对失足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工作与未管所、社区矫正部门对接,将防控犯罪和重新犯罪工作适度延伸。2011年,上海法院建立了三级法院共同参与的跟踪回访工作网络,开发了跟踪回访系统软件,制定了《关于建立上海法院防控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网络的实施意见》,少年审判法官跟踪回访对象不仅包括沪籍未成年人,也包括实际居住在上海的非沪籍未成年人;既包括在社区考察服刑的未成年人,也包括在未管所服刑的未成年人,分别根据不同情况,每三个月或六个月定期回访,一直延续到其生理、心理基本发育成熟,相对稳定的二十五周岁。2011年至2012年,上海法院共回访帮教失足未成年人448人次。因此,上海法院对失足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已经贯穿于案件审理、服刑矫正以及刑满释放全过程,实现了三级法院防控未成年人犯罪和重新犯罪工作的全覆盖。同时,各级法院少年庭庭长每半年与辖区青少年保护部门等进行交流,互通情况;市公检法司每半年召开一次未成年人司法联席会议,共议对策。少年法庭已经主动融入了防控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三)通过心理干预机制,维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在少年司法实践中,失足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往往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或心理问题;而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大多涉及亲情关系,父母亲属间的诉讼本身已给未成年人带来心理创伤,诉讼所造成的紧张情绪、心理压力则可能加重其身心伤害。因此,为更好地教育、感化和挽救失足未成年人,降低诉讼可能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伤害,在多年探索的基础上,上海法院少年法庭2011年建立了具有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的30余位少年审判法官为主,具有同样资质的50位其他法官担任少年审判心理辅导员为辅,引进专业社会力量,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生、专业心理咨询师共同参与的心理干预机制,心理干预工作广泛运用于未成年人案件庭前调查、庭后教育、调解导引、判后释明、回访帮教等各个环节。少年法庭还引入“家庭治疗”干预方法,以家庭系统的整体改变促成“问题孩子”的转变。如浦东、普陀法院分别精心拍摄教育片《点亮爱的希望》、《牵了手的手》,从孩子的视角反映父母相争、离异等对其造成的影响,并通过案例、数字、心理专家论述等生动鲜活地讲述法律与亲情伦理,在开庭前播放,当事人观看后触景生情,非常震撼,认识到成年人之间的争议、争吵会极大地伤害孩子幼小的心灵,影响其健康成长,从而在共同关爱未成年子女问题上很快达成共识,这些案件多以调撤方式结案,减轻了对涉诉未成年人的伤害。2011年至2012年,上海法院少年法庭共启动心理干预267人次,彰显了对未成年人的真情关爱、悉心呵护。专业心理学社会力量的介入,提升了心理干预工作的成效。
  (四)通过社会观护机制,创造未成年人成长良好环境
  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中,由于纠纷大多源于父母之间的对抗,他们往往忽视未成年人权益,需要法院在遵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司法干预,有效、及时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相应工作全部由法官承担,既有违“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原则,又可能使得裁判结果难以为当事人所信服,上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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