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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未成年人网瘾及网络犯罪成因的犯罪学理论阐释
【作者】 刘磊【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法学院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网瘾;社会解组;迷乱理论;社会整合控制模式;网络犯罪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4
【页码】 10
【摘要】

现代犯罪学中的迷乱理论、社会解组理论、犯罪亚文化理论等均有助于解释青少年犯罪原因,未成年人涉网犯罪亦不例外。因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变化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的自我认同与自我心理暗示发生变化,网瘾既是青少年转移内心冲突的方式,亦可能造成犯罪率增加。未成年人网瘾与涉网犯罪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体因素,而是在于社会情境与社会控制能力等社会性因素。预防与治理未成年人网瘾应当从强化非正式控制手段入手,通过关注亚文化、强化社会凝聚力、完善社区功能等综合机制来避免网络犯罪与犯罪转移现象。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8586    
  青春期是青少年处于个体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融合冲突的阶段,亦是青少年极力在追寻“自我认同”同时与外部世界对立的阶段。[1]面对着生理成熟、课业压力、亲子关系离散倾向以及同龄群体竞争等诸多成长压力,他们正思索自我与思考未来,而浩瀚的网络世界则为他们提供了部分答案,协助他们了解现实世界。[2]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青少年虽部分实现了心理上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fy)与自我暗示(Self-Image),即在虚拟的网络里试图消解现实中的挫折感与社会疏离感,但虚拟的网络世界亦可能充斥着暴力、色情、欺诈、诽谤等犯罪诱因。[3]通常,国内学界与实务界对加强网络监控、健全宣传教育体系、学校家庭互动等外部防控手段寄予厚望,然而实际的效果却不容乐观。[4]唯有审视青少年网络犯罪的真正原因与网络犯罪背后的社会机制,还原真实的犯罪世界原貌,才能有效地应对逐年上升的网络犯罪。
  一、现代犯罪学理论与青少年犯罪的诱因
  1938年,美国犯罪学学者默顿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社会结构与迷乱”一文,在借鉴法国学者迪尔凯姆“迷乱理论”(Anomie Theory)的基础上,对越轨行为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剖析。[5]默顿认为,人的本质是善良的,只是在压力紧张之下,人们才会有越轨行为。人的欲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受后天的文化影响而形成。当社会一方面对一般大众灌输、强调某些共同目标(例如以金钱与权力来评价社会贡献),另一方面却又没有提供对等的合法渠道,让所有人或大多数人实现目标,迷乱现象就会在社会中弥漫。[6]虽然,某种文化价值体系无限制地向大部分人赞美一些共同的成功目标,而社会结构却严格限制或者关闭了大多数人追求这种目标的渠道时(例如新移民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成功率其实很低),越轨行为才会在很大范围内产生。[7]
  当代社会,未成年人犯罪亚文化群现象值得关注。根据犯罪学者的实证研究,某些类型的未成年人犯罪亚文化群往往产生于城市之中,特别是大城市中的贫困地区。犯罪亚文化群为部分人群所特有,不可能为社会主流文化或全体社会阶层所接受,在一定时空下,亚文化群往往处于相对“边缘化”的状态。从一定意义而言,犯罪的文化解释相较传统的社病症解释(将涉罪未成年人视为病人)更具有理论说服力。例如在美国,下层阶层和内城区的未成年人犯罪亚文化,不同于中产阶级社区与郊区居民中的亚文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犯罪亚文化(将犯罪视为获利手段)、冲突亚文化(通过武力获得地位)与逃避亚文化(例如鼓励人们吸食毒品)。[8]另有学者将犯罪分为工具性犯罪(Instrumental Crime)与表达性犯罪(Expressive Crime),前者是以犯罪为手段而目的是获利,后者是通过犯罪释放心中的愤怒。通常,青少年网络犯罪可归为表达性犯罪,即通过暴力、强奸、打架、网瘾等方式来发泄愤怒与满足挫折。
  此外,根据社会解组与迷乱理论,较高的人口流动率(无论是垂直流动与水平流动)会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因而降低了非正式管理的有效性并会促进犯罪行为的发生。例如,根据犯罪学学者对芝加哥未成年人犯罪率变化的研究,未成年人犯罪与富于变化的公共机构的不稳定性有关,而并非是因为那些人的本性如此。[9]例如,在现实中国社会下,典型的网瘾少年则是:随外来务工父母入城却鲜有正常的教育机会,现实城市社区的犯罪预防功能几近无效,假设未成年人再有酗酒的父亲与不道德的母亲并生活在一个简陋拥挤的家庭内,其沉溺于网络与犯罪的概率高于城市未成年人的平均犯罪率。
  另有学者提出著名的“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理论,认为快速的社会变迁往往会导致社会控制力量的崩溃,进而促使犯罪的增长。根据社会解组理论,一个社会、社区、团体越团结、凝聚力越高,犯罪率与越轨率则越低。[10]稳定性高、凝聚力强的社区,“熟人社会”度较强,相互的影响力与控制力较高,犯罪率因此下降;而人口流动性较强的社区,因相互的控制力较弱,社区内的未成年人犯罪率会与社区控制力成反比。[11]
  不过,犯罪的原因毕竟复杂而微妙,仅用一种理论解释犯罪成因往往说服力有局限。犯罪是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亚文化、生理遗传、年龄时间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单一的元理论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应当寻求多元化的理论解释。仅凭直觉主观判断原因是可疑的,“事后诸葛亮”式地将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简单地归结于家庭、学校教育、网络监管不力、不良交友等某一种原因是存在局限的。正如学者所批评的那样,“犯罪学学家往往肯定现存的社会秩序,同时,寻找那些不改变他们视为珍宝的社会条件就可以根除的因素中的犯罪原因,或者寻找不伤及任何人情感就可以安全进行谴责的犯罪原因”。[12]
  二、未成年人网瘾状况与成因分析
  1995年,美国精神科医生金伯格(Goldberg)在网络上成立了一个“网络成瘾支持团体”(Internet Addiction Support Group),以研究网瘾成因与治理为主要目的。[13]根据金伯利的网瘾测试标准(包括上网时间、断网难度、网瘾情绪失控率等八项具体参数),我国学者以问卷调查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实证调查后发现:未成年人网瘾率在全部未成年人群体中为6.8%左右。其中,城乡结合部比例最高,男性未成年人网瘾比例是女性未成年人的近两倍。客观分析,我国未成年人网瘾率并不高,但网瘾者涉黄的比例有上升趋势,网瘾者的亲属关系紧张率亦高于非网瘾者。[14]
  通常,学者将未成年人网瘾的成因归结为:未成年人好奇心等身心特点、亲子关系等人际关系紧张、网络秩序与规则不完善、课余闲暇生活指导不足等。[15]学者呼唤社会充分关注未成年人网瘾与网络犯罪现象,呼吁通过建立“健康绿色网吧”、“加强上网宣教”、“政府尽责预防”、“学校与家庭加强监管”等诸多措施来防范未成年人涉网犯罪,通过网络综合治理避免未成年人形成网瘾。[16]然而,真正实现上述目标的困境却是显而易见的,在社会结构失衡、犯罪亚文化系统存续、社区功能低下、人际关系疏离等诸项社会机制短时期内难以改观的背景下,上述对策能否真正付诸实效仍需检验。本文认为,只有审视未成年人网瘾的诸多原因并借鉴欧美社会合理经验,方能有效地应对未成年人网瘾及涉网犯罪问题。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首先,网络世界虽然是虚拟世界,但对于相当多的未成年人而言(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却是消除现实挫折感和自我虚拟实现目标的手段(例如在网络游戏世界中可获取虚拟的人生成就感)。从犯罪学上的“紧张理论”视角而言,对于经济穷困、教育程度较低、家庭关系破碎的未成年人而言,人生成功的预言在现实中不过是“玻璃天花板”(可期待却遥不可及),在现实的社会背景下,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突破等级、身份、阶层的金字塔体制有机会改变人生境遇,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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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2}向国淑、周素琼:《论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预防及其思想教育》,载《科教文汇》2007年第3期。

{3}赵泽碧:《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调查与思考》,载《继续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

{4}关颖:《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2期。

{5}张海芹、陈录生:《城乡未成年人网络成瘾及其归因研究》,载《心理科学》2009年第3期。

{6}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状况及对策的调查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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