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学》
论我国企业立法的宏观思路
【副标题】 从商事立法的角度分析
【英文标题】 Macro—thoughts on the legislation for enterprises in China
【作者】 任尔昕 马建兵【作者单位】 甘肃政法学院 兰州大学
【分类】 立法学
【中文关键词】 企业立法 商事立法 企业组织法 企业发展法 宏观思路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4
【页码】 91
【摘要】

从宏观上看,当前我国企业发展和企业立法中存在着企业作为商主体的独立性明显不足,企业商文化建设薄弱,法律本质定位不明确,法律形态不明确,企业组织法与企业发展法相混合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企业与商人在发展中出现了分离,还有传统的经济法理论的影响等。今后我国的企业立法在宏观指导思路上,应当确保企业作为商主体的独立性,明确企业组织法与企业发展法各自的功能,重视企业商文化的积淀。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7493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在我国社会中的作用日趋重要,但我国现行的企业立法的格局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所固有的弊端也日渐暴露。近年来,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在各自的领域对我国企业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商事立法与企业立法的契合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由于企业对于不同商事组织的兼容性,它已不仅限于经济领域,逐渐地为法学家和立法者们所接受,成为法律领域,特别是商法范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1]可见,企业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亦是商事组织的一种,是商法的对象之一。在日本,商法甚至被认为是调整企业关系的法律。因此,从商事立法与企业立法的关系出发,对我国目前企业发展及企业立法中所存在问题进行反思,分析其原因,进而明确当前我国企业立法的宏观思路,对完善我国的企业制度或有助益。
  一、企业立法与商事立法的关系
  尽管企业是现代法律用语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最早却是一个经济学中的概念。“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和经济现象,首先出现和反映在直接以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领域,这是自然而然的。”[2]经济学以企业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企业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即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主体。近代以来,为克服市场的固有缺陷,国家开始采取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生活,以国家干预和统制为核心的经济法开始形成。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在法律中的主体地位逐渐得到了确认。企业也便成为各国立法规范的对象,企业制度成为了各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企业已取代传统的商个人在商主体中的垄断地位,成为现代商人的主要形态,因此有学者认为商法的调整对象就是企业,商法就是调整企业内部关系及外部关系的基本法,商法即企业法。[3]这一观点虽因过于绝对而失之偏颇,但却足以说明企业法与商法关系之密切。
  综观各国的企业立法,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针对企业的组织立法,主要涉及企业的组织体系、企业的设立、组织形式、管理与运行等方面。第二部分是有关企业发展方面的法律,主要体现国家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日本在这方面的企业立法较多。企业组织立法为一国企业体系的确立和企业组织的管理与运行提供了规范基础,而企业发展立法对企业的发展提供产业经济政策支持,两方面的企业制度尽管表现方式各异,但却是任何一个国家企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必须承认,企业是现代商事主体的主要形态,但将所有的企业立法归入商事立法则会使商事立法负担过重,更重要的是,也无法完成国家对经济的强制干预之使命,而且,将所有的企业立法归入商事立法与我国的立法实践也相背离。有观点认为,应将企业法的内涵进一步明确并将其外延限定在企业组织法的范围内,因此企业法作为商主体法,乃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4]从这种意义上讲,商法中有关企业的内容应该指的是企业组织法,更何况,企业组织纳入商法的范畴也是世界各国立法之惯例。就企业制度中的企业发展法而言,其宗旨在于维护并形成一种有序的社会秩序,通过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进而实现对公民、法人利益的保护,这正是经济法的法益结构,而非民商法的法益结构。因此,企业发展法应是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经济法中的内容,而不能归入商事立法,这是由商法与经济法各自不同的法益目标决定的。[5]由此可见,企业组织法是商法中商主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事立法中的企业制度应明确地限定在企业组织法方面。
  二、当前我国的企业发展及企业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处在经济与社会转型期的企业在发展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企业作为商主体的独立性不足。企业的独立性是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自主实施市场行为,建立市场经济关系的前提。目前我国企业独立性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企关系和企业的自治与自律上。一方面,我国的企业从设立到运营的各个环节,受到政府干预过多,另一方面,由于缺少自治与自律传统,企业的行为又难以得到有效规范。这导致我国企业作为商主体的独立性不足。
  2.各类企业的不平等问题严重。首先是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平等性问题,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但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由于国有资产集中于公有制企业中,为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公有制企业有时在各方面享有非公有制企业不具有的特权;另一方面,公有制企业有时负担着过重的社会责任,在市场竞争中不能像非公有制企业那样轻装上阵。其次是内外资企业的不平等性。我国目前的外商投资企业一方面在土地使用费、出资、税收等方面享有许多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在市场准入、审批程序等方面又受到较多限制,这主要是改革开放初为吸引外资,解决我国经济建设资金缺乏的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然而却造成了内外资企业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性,导致了内资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在竞争中的先天劣势地位。
  3.企业商文化建设薄弱。企业文化相对于企业内部制度而言,是企业内部组织及企业行为的软约束,对企业的经营效绩至为重要。我国的企业在企业文化,尤其是企业的精神文化上的错位和变异比较严重。首先是企业的理性精神郴足。企业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在形成与发展上依赖于一国的传统文化,而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其与产生于工商业社会的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便在于缺乏理性的指导。韦伯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资产者或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特别重视对于长期利润的精细和有系统的计算,而不是通过简单的投机行为和短期行为获取暴利。[6]企业若没有健全的理性素质,不仅会使社会经济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中,而且会严重地影响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时下,我国的许多企业为了盲目地营利而忽视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为了短期营利而不择手段,对其商誉及经营效绩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其次是诚信理念的缺失。郑百文、银广厦等上市公司欺诈行为暴露出我国企业的“诚信危机”。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7]
  (二)我国企业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有关企业的立法形式主要为有关各类企业的核心法律、法规和相关及配套的法律、法规。有关各类企业的核心法律、法规有:《民法通则》中有关企业法人和法人联营的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乡镇企业法》等。相关和配套的法律、法规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此外,关于企业登记的法律、法规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关于企业破产的法律、法规有:《破产法(试行)》、《民事诉讼法》中对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破产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在企业发展方面主要有《中小企业促进法》。企业立法除了以上全国性法律法规外,各地方还有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如深圳的《深圳特区商事条例》等。
  尽管我国关于企业方面的立法尉为壮观,但表面上的纷繁复杂恰恰反映了企业立法所存在的问题:
  1.立法不统一、不协调。从上述我国企业立法现状中可以看出,我国的企业组织立法既有以所有制为标准,又有以组织形式为标准,这种企业组织立法模式的二元结构使得企业法律体系较为繁杂混乱,难以梳理。比如外资企业可以是一个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与《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的多个投资人要求相矛盾;《民法通则》规定企事业单位法人可以成为合伙型联营(实质上是合伙型企业)的合伙人,而《合伙企业法》又排除了法人成为合伙企业合伙人的可能性。
  2.企业法律本质定位不明确。我们认为,从商法的角度看,企业的法律本质主要在于其商主体性,而从我国目前纷繁复杂的企业立法中却无法得出企业的这一本质属性。《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企业法人只是企业形态的一种,其作为民事主体的特性却无法包含作为商事主体的企业的其他形态如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合伙以及合伙型联营与《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合伙企业的关系法律亦无明确的规定,理论上只能以民事合伙和商事合伙、契约型合伙和企业型将二者加以区别。如此种种,立法对企业法律本质规定的模糊性已成为构建新企业体系的制度性障碍。
  3.企业法律形态不明确。企业法律形态是企业法或商法所确定的企业组织的存在形式,[8]其并非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存在形式,而是指由企业组织法所确定的存在形式,只有一类或一组,具有唯一性。我国目前企业制度中的企业法律形态体系,既有以所有制性质划分的企业形态,又有以组织形式划分的企业形态,还有以投资来源划分的形态,各种不同的划分标准在整个企业立法体系中并存,因此难以确定企业的法律形态,不仅导致企业立法的冲突和混乱,使企业的法律形态与经济形态相混淆,还产生了企业在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性。
  4.企业组织法与企业发展法相混合。前已论及,企业组织法涉及企业组织的设立、组织管理与运作,属商法范畴。而以保护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促进企业发展的企业发展法体现国家的经济、产业政策,属经济法范畴。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是为了吸引外资,规范外资的使用,其反映的是国家在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建设时的投资政策,当属经济法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外商投资企业法却详细地规定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组织管理和运作,经济立法在立法任务上有越权之嫌。另外,以所有制性质为标准的企业组织立法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因为以所有制为标准划分企业种类的目的在于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在组织形式上创设一种新的企业类别,在法律地位上区别对待。由于目前企业立法体系没有明确区分企业的组织法与发展法,使得不同资本来源、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在设立、组织运作等方面受到法律上的不平等对待,难以确保同时作为商事主体的不同企业在市场中的平等竞争。
  三、我国企业发展及企业立法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要解决我国企业发展及企业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必须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入手,唯有这样,才能在我国企业改革与完善中对症下药。笔者认为目前我国企业独立性不足、不平等现象突出、企业文化建设薄弱、企业规模过小、企业立法混乱等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企业与商人在发展上的分离
  众所周知,企业以独资、合伙、公司三种组织形态而存在。独资企业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原始企业形态,其本质是个人经营的一种特殊形态。独资企业的个别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特点与古代社会简单商品经济的社会条件相适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生产规模日益扩大,许多较大规模的生产经营事业对于一人出资、个人经营的独资企业来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多人出资、联合经营的合伙企业应运而生。最早的合伙实际上起源于罗马市民法中的共有合伙,“家父的独资企业在家父去世后,由数个家子共同继承并继续经营,这样,原来由家父所有的独资企业就转化为合伙企业。”[9]罗马万民法上的合伙“是一种合意契约,根据它,两人以上相互承担义务将物品和劳作集中在一起,以实现某一合法的且具有功利的目的。”[10]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海上贸易的风险较大,出现了一种商人出资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企业形态——康孟达(Commonda)。由于团体的发展,法人人格被赋予商业团体,这样,合伙团体便演变为最早的无限公司,而康孟达合伙发展为两合公司。17世纪,为适应集中大量资本、进行大规模商业经营的需求,能容纳大量股东、允许股票任意流动的股份有限公司首先在欧洲殖民地国家产生。后来,为满足小规模商业经营的要求,设立较股份有限公司简便的有限责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法宝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27493      关注法宝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