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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论“湖南自治运动”初期毛泽东的政治法律思想
【英文标题】 On Mao Zedong Though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during the Beginning period of “Hunan Autonomous Movement”
【作者】 吕世伦 萧延中 王振东【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期刊年份】 1993年
【期号】 5【页码】 1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2167    

本世纪20年代的“湖南自治运动”一直持续到1924年。在这个运动的初期,毛泽东不仅积极地参与其中,而且就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湖南共和国”,提出了较系统的理论主张,力图通过完善合法的立宪程序,探求一个治理湖南和中国的理想方案,憧憬创设一种崭新的国家制度。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思想,一般来说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重视。但在我们看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一方面是他国家与法的理论的最早形态;另一方面也对他国家与法的理论的成熟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这里有必要展开探讨。

一、“湖南共和国”思想的简要背景

恩格斯曾说过,任何一种思想主张的产生,都“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毛泽东1920年主张建立独立的“湖南共和国”,自然也不是凭空设想的偶然内心冲动。其思想渊源,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

从宏观方面讲,民初以来的中国政治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思潮,形成了某种要求政治权力相对分散,进而抵制和摧毁“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明显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试图恢复绝对王权的传统政治法律秩序直接有关。但袁世凯称帝的政治举措,不但未能导致中国政治秩序的稳定与和谐,相反,这种肆无忌惮地篡权窃国的行为,加剧了旧有社会秩序的失范以及道德伦理的衰败,从而怀疑主义的社会情绪日甚一日,打破“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代之以“省自治”的呼声愈来愈高。

早在1910年,梁启超就在《卢校学案》一文中介绍过瑞士“自身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的情况。[2]袁世凯失败后,国民党要人胡汉民也曾明确指出,“袁世凯利用‘统一’二字,……无限制的集权于中央,……集权于个人”,因此“巩固民权必从分权上着手”,“定一省制”。[3]当时《国民日报》连发社论,认为“民国者,先有省而后有中央,犹之合众国先有十三州而后有华盛顿之政府也。故各省为国之单位,省能治理,全国臻于上治;省之政治紊乱,全国亦无从治理”,“民国之巩固,必先求省之巩固,未有省治而国不治者”。[4]其后又有人反复追述“非自治无以谋生存”,[5]“不在求国法之速成,而在于求省法之先立”。[6]1920年前后,当时思想界对于处于军阀混战中的政治时局也有强烈反映。如孙中山提出,“地方自治……是改造中国的要件,但还不能认为是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只有革命”,[7];李大钊强调,由于中国社会“复杂、扩大、殊异、驳杂”,因此“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一个新中国”[8];梁启超则认为“确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中央权限减至必要范围为止”,“确信地方自治当自由自动,故主张各地皆宜自动的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9];章太炎也主张“自今以后,各省人民,宜自制省宪法,……自县知事以至省长,悉由人民直选”。[10]由此可见,以分治反一统的“省自治”,在当时已构成一般流行的政治法律思潮。据毛泽东本人回忆,“自1911年至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11]因而这一思潮肯定会对他产生影响。

在具体方面论,毛泽东当时参与“湖南自治运动”前,曾在上海当面请教过陈独秀,“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长沙着手组织联盟”。[12]究竟陈独秀当时提出了什么具体意见,有待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但从1919年12月陈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的基本内容及其他与毛泽东讨论相距的时间上看,该文的思想可能是二人讨论的主要内容。《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强调人民直接立宪是“自治”的总原则,“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陈独秀同时认为,“由小村合成一邑,由许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许多州合成一国”,是民主国家实现公意的一般程序。否则“基础不坚固的建筑,像那沙土上建层楼,自然容易崩溃;没有坚固基础的民治,即或表面上装饰得如何堂皇,实质上毕竟是官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决不会实现”。[13]以后我们将会看到,陈独秀的这些观念在毛泽东的著述中一再重现,甚至语言使用的风格也基本相同。因此完全可以说,在毛泽东建立“湖南共和国”思想的酝酿阶段,陈独秀是对他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引路人。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和政治主张的影响下,1920年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二十余篇文章和书信,全面讨证了建立“湖南共和国”的理由、结构、程序和意义,由此构成了他政治法律思想体系非常独特的起点。

二、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法理依据

毛泽东主张建立“湖南共和国”,其理论依据是旧有北洋军阀中央政权出现了合法性危机。毛泽东认为政治权力的基本功能是体现某种合法性秩序,从而说明它存在的正当性。而北洋军阀政权不仅由于自身腐败完全丧失了管理国家的起码效能,而且正是这个政权存在的本身,成了国内政治动乱的罪根祸源。毛泽东说:“中国之乱……社会之腐朽,民族之颓败,非有绝大势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14]

在毛泽东看来,中央政府之所以出现合法性危机,之所以失去国民的普遍信任,其原因就在于代表国家、体现公意的政治权力(政府)实际上被政治派系用于干“营私的勾当”,所以公意的神圣性受到了私利的侵害。这样,所谓中央政府自然就丧失了“整体意愿”的代表资格,“统”的权力已变成了“专制垄断之毒”;由此“治”的功能也相应地成了“乱”的根源。管理社会、体现秩序和代表公意的“中央政府”已走向了它的反面。简言之,“统”变成了“治”的对立物。在法理意义上讲,现实权力恰恰构成了“公意”与“众意”之间的悖论。因此,思“治”必先倒“统”,只有颠倒这种不合理的异化秩序,摒弃这个不可救药的中央政府,由总治变成分治,充分行使各省的主权,才能恢复法理权威的正当性,从而重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造成“统”与“治”相互对立、“公意”与“众意”相互背离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不合理。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而政治结构却是高度集中的单一体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情的多样化与政治结构的单一性构成矛盾,因而必然形成“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的状况。毛泽东认为,正是这种政治结构的不合理性,使偌大的中华帝国,虽有“大一统”之名,而无“公意”的一致表达之实,所有政治更迭的历史循环,都缺乏理性的合法性依据,“每朝有几十年或几百年的太平,全靠住一个条件得来,就是杀人多,流血多。人口少了,不相杀了,就太平了,全不靠有真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的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15]

出现这种有“国”名而无“国”实的状况,究其理论原因,“不是全无热心国事的人”,也“不是全然没有知识和能力”。毛泽东认为,最为要害的问题在于人们弄不清“细胞”与“机体”的关系,颠倒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相互位置,把“基础”做“形式”。“凡物没有基础,必定立脚不住。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不能有政治组织。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成大国家。勉强建设,只是不能成立。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16]这样看来,“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办得好的,……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组织。在沙诸(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堵(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有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是一个空架子上面的描写”。[17]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因此,毛泽东认为要拯救中国出动乱之水火,空喊民主的口号是不够的,仅仅进行中央政治的变革也无济于事,如果不在国家权力总体结构的调整上下功夫,那么政治改革仍然会复几千年王朝循环的历史旧辙。他说:“民国成立以来,名人伟士,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又有愈闹愈难”。[18]“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19]“推究原因,吃亏就在‘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20]: 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公开打出了“反对统一”,实行“各省自决”的旗帜,一反五四前期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空想理论,不再排斥政治和摧毁国家,而代之以建立各省拥有独立主权的“共和国”。鉴于以上分析的诸种情况,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自身建设”。“(全国)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21]以“各省自治”的方式,实现国家的民主改造。最后,毛泽东的结论是:“中国民治的总建设,二十年内完全无望。二十年只是准备期。准备不在别处,只在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决,……十几年二十年后,便可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了”。[22]

不难看出,在毛泽东国家理论的早期阶段,建立各省的独立政权,用“联邦体制”取代中央集权为特征的专制体制,进而实现国家的民主化、法制化的思路,是极其独特的,并初步形成了以“统”与“治”、“集权”与“分治”、“公意”与“众意”等法的概念为基础的论证体系。

三、“湖南共和国”的政治原则与类型

毛泽东不仅对建立“湖南共和国”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而且就这个“国家”的权力要素和政治准则做过若干设想。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原则。毛泽东接受西方普遍传播的国家“三要素”说,认为“‘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主权尤为要素中的重要素”。[23]这也就是说,是否拥有独立处理自己内部事务的完全主权,是立国的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毛泽东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从字面上将湖南省的‘省’字改成一个‘国’字”,而是要争“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24]为此,他称自己是“湖南门罗主义”的拥护者。建国首先是争取国家主权的完整性。

第二,国家主体的人民性原则。毛泽东强调,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如果失去了“主权在民”这一实质,那么即使装缀了某些民主的外壳,“虽然具了外型,……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虚伪、空的或者是干的”。[25]他甚至认为,诸如政治、法律这样的社会控制和利益调整的因素,归根到底应是大多数人的意志的体现,所以“人民”才是它的依据和源泉。在一定意义上,“主权在民”之权,首先是指立法权,因而“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政治是脑子里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特错了。”“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26]简而言之,国家主权的神圣性,仅仅表现在它彻底的人民性。

第三,国家政体的普选原则。毛泽东设想,“湖南共和国”应当采取以普选为基础的直接民主政体。被毛泽东赞誉为“瑞士光华之国”和“日本充实之邦”的普选形式,是他理想政体结构的现实参照物。毛泽东说:“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发言权”。[27]湖南“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三千万人,人人要发言,各出独到主义,共负改造之责任”,行政举措必须“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28]这也就是说,作为体现公意的立法和行政机构,只能从每一个平民为基础的普选中产生,而且在这里,财产、种族、性别、文化水准和社会地位都不应体现特殊的作用。

第四,政权中党派关系的制衡原则。毛泽东鉴于当时湖南湘军政府与民众团体之间的关系,倡导和赞成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认为这是防范腐败和独裁的有效方法。他明确地说:“无论哪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社会与政治社会相对,或有了在野党和劳动社会,而其力量不足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相抗,那一国的政治,十有九是办不好的”。只有“在野党”、“劳动社会”对“在位党”、“政治社会”,“监督于其旁,而批评于其后”,才能达到政治稳定与均衡的目的。[29]这里,所谓政治制衡原则又突出地体现出两项内容:其一是政治力量的相互对立,最终的目的是要达成某种妥协,妥协成为统一的基础;其二是“在野党”或“劳动社会”必须具有足够的实力,其政治强度起码不能小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这样才能保证整体意愿的均衡实现。

第五,军队是国家政权支柱的原则。毛泽东反对在新国家中“不设一兵”的意见。认为这种设想虽然“陈义甚高”,但却太理想化了,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因为“自决主义,固不是无抵抗主义……强暴忽来乎,正式之抵抗,人不可少也”。因此,必须“保存正式有配之陆军一师”,以保证国家之安全。同时,军队建设应保持“正式”、“集中”和“统一”的原则,否则“七、八个总司令,三、四个镇守使”,反而容易产生矛盾,从内部损害国家的主权和安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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