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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论刑法的立法解释
【英文标题】 Legislation Interpretation on Criminal Law
【作者】 李希慧【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刑法总则【期刊年份】 1993年
【期号】 5【页码】 6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2168    

一、刑法立法解释的定义

何谓刑法立法解释,对此,理论上的回答林林总总,举其要者,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立法解释就是由立法机关所作的解释。[1]

另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立法解释就是立法机关对刑法规范所作的解释。[2]

第三种观点将刑法立法解释界定为“立法机关对刑法规范本身的含义所作的解释和补充规定。”[3]

第四种观点主张,刑法立法解释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有关刑法司法解释的原则性分歧而进行的解释。[4]

笔者认为,上述四种观点均有商榷的余地。

四种观点的通弊在于它们都只对刑法立法解释作了静态的描述,而没有作动态的刻画,从而造成了定义的片面性。实际上,作为广义的刑法立法,刑法立法解释既有静态的属性,也有动态的属性。从静态方面讲,刑法立法解释是特定的立法机构所制定的对刑法进行解释的规范性文件;就动态方面讲,刑法立法解释则是特定的立法机构阐明刑法条文含义的活动。刑法立法解释的动静态两面性,是由“立法”的动静态两面性派生而出的。法学理论上一般对“立法”作以下界定:“立法”通常指国家立法机关按照立法程序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活动。……立法有时也是对国家制定的法律、法令、条例等规范性文件的泛称,与“法规”同义。如经济立法是泛指国家制定的有关经济管理方面的法规。[5]这一定义不仅揭示了“立法”的动静双面属性,而且将其动态属性摆在主要的位置。由“立法”的动静态两面性派生出刑法立法的动静态两面性,从而也就决定了作为广义刑法立法的刑法立法解释的动静态两面性。既然刑法立法解释既有静态的属性,也有动态的属性,那么,它的定义就理应对这两方面的属性加以反映。因此,仅从静态的角度来界定刑法立法解释是不妥的。除了通弊之外,上述四种观点各自还有不尽相同的其他缺陷。

第一种观点的其他缺陷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其定义没有反映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该观点将刑法立法解释界定为“由立法机关所作的解释”,究竟是立法机关对什么作出的解释,其定义则没有指明,使人从中看不出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特征,从而使人们无法从定义本身来把握刑法立法解释与其他法律立法解释的区别。第二,该观点的定义对刑法立法解释主体的描述有欠精确。据其定义所述,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为“立法机关”,这种表述失之外延过宽。因为:其一,我国实行的是两级立法体制即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与两级立法体制相应的是两级立法机关即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中央立法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地方立法机关则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照我国宪法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绝无解释刑法的权力。将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抽象地表述为“立法机关”,从概念上没有排除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解释刑法的权力,这是其表述欠精确的表现之一。其二,根据我国宪法第67条第4项的规定,解释法律的权力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这就意味着作为中央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不是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由此就显现出将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表述为“立法机关”在外延上的进一步过宽。总之,用“立法机关”来描述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有准确性不够之欠缺。

第二种观点除通弊之外,还有以下不妥之处:一是与第一种观点一样,对刑法立法解释主体的表述准确不够,宽泛有余。二是与第一种观点相比,其定义虽有刑法立法解释对象特征之刻画,但所刻画的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范围却失之狭隘。根据第二种观点的定义,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规范,这是将刑法理解为刑法规范总和的结果。其实,刑法与刑法规范之间的关系不是总和与构成要素的关系。刑法构成的基本单位是条文,而刑法条文并非都是规范性条文,它们中有规范性条文,且占大多数,但也有不少非规范性条文。刑法中的非规范性条文包括以下几类:(1)规定法律的指导思想、任务的条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条、第2条。(2)说明立法理由和目的的条文。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等单行刑法首部的规定。(3)解释性条文。如《刑法》第81—88条;《关于禁毒的决定》第1条;《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8条等。这几类刑法条文既没有规定刑法规范的假定内容,也没有规定刑法规范的处理内容,更不具有刑法规范的制裁内容,因此,它们不是规范性条文。但是,这些非规范性的刑法条文,仍然具有不同程度的抽象性和模糊性,也需要予以进一步的明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1条的规定,立法解释的对象是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的法律、法令条文。既然刑法的非规范性条文也有进一步明确界限的问题,那么,就不能将它们排除于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范围之外。因此,正确地说,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条文,仅仅将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限制在“刑法规范”的范围内是不够全面的。

第三种观点通弊之外的舛误有以下三点:第一,在刑法立法解释主体的描述上,犯有与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相同的毛病。第二,在刑法立法解释对象的揭示上,则与第二种观点的错误毫无二致,人为地缩小了其范围。第三,将立法机关对刑法规范所作的补充规定包含在刑法立法解释的定义之中,存在着逻辑上的不当。因为既是补充规定,也就当然是已有刑法规定中原来没有的,而解释则只能是针对已有的刑法规定,对刑法的补充规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刑法立法解释所涵盖。

第四种观点正确而具体地指明了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也没有将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仅仅局限于刑法规范的范围内,这与前三种观点相比,无疑是重大的进步。但是,除了通弊之外,第四种观点的不足还在于其表述冗长繁琐,不符合定义必须简括精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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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刑法立法解释的定义应该作如下表述:所谓刑法立法解释,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条文的含义进行阐明的活动,或者是其对刑法条文含义进行阐明的规范性文件。

二、刑法立法解释的特征

根据刑法立法解释的上述定义,刑法立法解释具有以下特征:

(一)解释主体的唯一性

根据我国宪法第67条的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权进行刑法立法解释,其他任何国家机关都无此权力。我国宪法之所以确定包括刑法立法解释在内的法律立法解释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独家行使,这是因为:第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同时又是相对独立地行使立法权的国家机构(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种立法机关的性质决定了它可以成为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第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9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般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这样就可以保证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及时地对它认为需要由它进行解释的刑法条文进行解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不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全体会议,如果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法律(包括刑法)的立法解释权,那么,就不可能使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得到及时的、必需的立法解释。这就是宪法没有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法律(包括刑法)立法解释权的理由所在。

(二)解释对象的特定性

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条文,这是刑法立法解释不同于其他法律立法解释的区别所在。具体而言,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是:(1)《刑法》条文;(2)单行刑法条文;(3)非刑法法律中规定刑事责任的条文。

有人认为,刑法立法解释“应当限于对刑法中的重要原则界限和一些基本概念进行解释”。[6]这种主张意图将刑法立法解释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而不是将所有的刑法条文作为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妥:

第一,其立论的法律根据不足。我国宪法第67条仅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法律(包括解释刑法)的权力,并没有限定它只对重要的法律问题进行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也只是说,“凡关于法律、法令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而“法律、法令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并不当然意味着是“重要原则界限”和“基本概念”。因为任何法律、法令条文的含义或者界限都不可能是绝对明确的,都有一个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由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当然有权对所有的刑法条文进行解释。总之,将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限制在“重要原则界限”和“基本概念”的范围内,无论于宪法还是于《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都是无据可依的。

第二,何谓“重要原则界限”,何谓“基本概念”,本身就没有确切的标准。上述观点的主张者虽然将“重要原则界限和基本概念”界定为“是指涉及到在刑法执行过程中带有普遍性和指导性的一些问题”,但是,这种界定不过是界定者主观随意的产物,很难说是一个科学的标准。以《刑法》第139条中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第112条的“枪支、弹药”为例,在上述观点的主张者看来,它们是非基本概念,所涉及的是非重要的界限,因而不属于刑法立法解释的范围,由司法机关解释即可。但是,在我看来,如何理解和解释《刑法》第139条中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第112条的“枪支、弹药”,直接关系到许许多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强奸妇女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罪,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罪的问题,甚至关系到生杀予夺的问题,难道这样的界限就是非重要、非原则的界限?这样的概念就是无关紧要的概念?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就一定要由司法机关去解释,而不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加以解释呢?这实在是令人费解的。由于刑法是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其中的任何规定和概念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定罪或判处刑罚有关,应该说都是重要的。如果对刑法界限和概念硬性地作重要与非重要、基本与非基本的划分,那就会将许多刑法条文和概念排除在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之外,这样,就人为地缩小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刑法的权力。

第三,该观点割断了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的联系,将二者的对象作了泾渭分明的划分,认为前者的对象是刑法中的基本概念和涉及重要原则界限的规定,后者的对象则是刑法中的非基本概念和涉及具体界限的规定,这种划分与法律的规定相背离。《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2条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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