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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保险法因果关系论
【作者】 马宁【分类】 保险法
【中文关键词】 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近因;识别规则;帕特里奇规则;比例分配规则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4
【页码】 860
【摘要】

由于不确定“近因”与“近因原则”的含义,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因果关系的判定标准存在不一致与不合理情形。在普通法系国家“近因”是指保险法意义上的原因。所谓“近因原则”并不存在,因为各国对因果关系的识别规则并不统一。就我国而言,当多个原因连续发生呈完整链条状时,宜采取比例分配规则。当多个原因彼此间相互独立且同时发生时,若其中一个原因是损害结果的充分条件,且其属于承保事项,保险人应承担全部责任。否则,保险人不承担责任。若多个原因都是损害结果的必要条件,应采取“帕特里奇规则”。若独立的多个原因连续发生,应视最先发生原因是否属于承保事项来决定保险人的责任,但后续原因造成新的损害的除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4476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外部事物,并思考其因果关系的运作之时,我们绝不可能在一件孤立的事物身上发现任何必然联系;即一种某件事物是另一件事物的原因,而后者又是前者毫无疑义的必然结果的内在确定性。
  ——大卫·休谟{1}
  在保险法中,我们的格言是,不要庸人自扰,不要去探寻过于遥远的原因。
  ——卡多佐{2}
  引言
  作为民事责任的中心概念,因果关系无论是在一般私法意义上,还是在作为特别私法的保险法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它也是责任要件中最难言说、最难证明的一个,{3}以至于有学者无奈地称,“鉴于因果关系如此捉摸不定,我们对彼此矛盾的判决结果也只能表示容忍。”{4}但问题在于,因果关系的判定不单纯是一个仅限于学术探讨的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直接关乎保险人与保险消费者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对因果关系的判断直接涉及保险责任的承担与否,因而我们必须直面并妥当解决。例如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袭击美国并造成重大损害,许多被保险人在索赔时才发现他们的住家保险原来只承保暴风引起的损失,而将洪水引发的损失排除在外。因果关系的判定遂成为此类保险诉讼的关键问题。{5}在我国,由于保险法对此未作规定,加之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使然,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保险因果关系是否成立,以及与此相关的保险责任的有无与大小的判定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混乱与不一致。{6}如在将“近因”理解为单一原因的前提下,对损害结果系由多个风险引起时,是应以发生时间先后,还是以各个风险的重要性来判断何为“近因”,法院间存在分歧。当作为承保风险的“近因”与其它非承保风险共同导致损害结果时,是应坚持“全有或全无”模式,抑或按照承保风险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大小来分摊责任,法院之间也意见不一。{7}因而有必要予以澄清。相较于大陆法系,普通法系在保险法因果关系问题的处理上更为细致和成熟。加之我国保险立法更为接近于普通法系,{8}因而本文将以保险业最为发达的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和英国作为比较法上的参照,对因果关系判定方法,反多因除外责任条款的效力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尝试对我国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
  一、不同层面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与保险法中的“近因”
  (一)不同层面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的问题似乎非常简单,如果一件事情引发了另外一件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便是原因,第二件事情便是结果。但不幸的是,生活从来不曾如此简单。{9}“因果关系不是一条链,而是一张网。在每一个节点上,影响、推力、事件都先后或同时交织在一起,然后又从每一个节点向周边辐射出去,无穷无尽。”{10}保险法学者迈克尔· E.布拉格(Michael E. Bragg)就此感慨道:“哲学家通常不把因果关系看作等待去发现的外部力量,而将之视为等待去描述的含混的关系构造。……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定论:第一,每一个事件都存在无穷无尽的原因;第二,每一种原因都可以用不可胜数的方式加以描述。”{11}在这一意义上,所有对某一结果的发生无法排除的条件及因素均被视为原因,并且每一条件对于结果之发生均具有同等的价值评定。但这一范式显然难以移植到法律实践中。仅就一般意义的私法如合同法、侵权法而言,因果关系的确定对于判断责任成立与否、以及确定责任的范围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若采取前述定论,一来需承受过宽的责任者范围,二来由于不限制以该结果为原因所诱发的连锁反应,责任人的责任范围可能远远超出当事人的预期与承受能力,进而严重削弱私法主体以自己意思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意愿。因而私法意义上的原因通常被限定为经个别评估后,认为对结果的发生具有相当作用的“适当条件”{12}或“(距离结果在时间与空间上)不至于过分遥远的原因”。{13}而在一般意义的私法上,因果关系又可以被分为“责任成立因果关系”与“责任范围限制因果关系”。相较而言,后者更加受到重视。因为债务人赔偿责任的成立除了因果关系的确定外,原则上仍须具备其他归责要件。例如,主观上对行为损害后果的发生须存在故意或过失等。因此,在探讨赔偿义务人责任是否成立时,其因果关系的认定可以相对宽松,即判断损害后果与引发该后果的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须达到何种程度方可被视为具有法律效果的因果关系——而非简单的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联——的标准可以设定的较低一些,因为裁判者完全可以凭借对其他归责要件的严格解释来加以控制。{14}反之,对于赔偿范围,一般意义的私法并未明确规定赔偿义务人的最高赔偿金额,只要是赔偿范围内的损失,义务人均需承担责任。侵权法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15}相较而言,保险法中因果关系的确定仅仅涉及“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因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范围已由保险法和保险合同明确规定,例如损害填补原则与合同中约定的保险金额。这也是保险法中的因果关系与一般私法意义上因果关系最大的区别所在。再者,由于缺乏其他要件的约束,保险法对因果关系成立的判断标准更为严格,可被认定为原因的条件与因素范围更窄。最后,在对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认定与解释上,二者也存在明显区分。具体而言,由于侵权责任是法定责任,而保险责任是约定责任,保险法上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要受制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要关注当事人因合同而产生的合理期待,而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则更多地强调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可预见性。{16}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目的在于判断在侵权诉讼中被告的作为或不作为是否属受害人损害发生的原因,其所谓原因不包括自然风险。{17}而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在于判断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失是否属于保险人所承保的风险所导致的。由于该风险的范围通常都是通过保险合同界定的,因而法院对原因的探寻也限于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事项,既包括人的行为,也包括自然风险。就保险法因果关系与合同法违约责任的因果关系而言,普通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履行,故合同的履行是常态,而违约赔偿是例外;保险合同则不然,当事人缔约目的就在于当保险事故发生后由保险人承担赔付责任。因此,保险人承担赔付责任是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义务的正常履行,而非违约责任。因此,在普通合同法上的违约责任中,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要受制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对违约后果的预见能力;而在保险法上,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要考虑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以及对合同所产生的合理期待。{18}
  (二)“近因”内涵的澄清
  在我国,现行保险法欠缺对因果关系问题的明确规定。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布《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该稿曾试图引进普通法系所谓的“近因原则”,规定近因是指对造成承保损失起决定性、有效性作用的原因。在引起事故的多个原因中,如果承保危险是对发生事故起决定性和有效性的原因,则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如果(其他)实际危险加重了保险事故的损害后果,保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保险责任。但该解释最后并未出台。在学理层面,学者也多支持引入该原则。许多国内保险法和商法论著甚至将“近因原则”看作保险法的基本原则。{19}司法实践中,亦不乏采用“近因原则”的判决。{20}可见,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引入普通法系的“近因原则”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普遍主张。但在分析普通法系中因果关系的确定方法与所谓“近因”(Proximate Causation)的含义后,可以发现前述认识存在明显误区。如前所述,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联无比广泛,为将责任主体与责任范围限制在可承受与合理的范围内,一般意义上的私法需要对前述哲学上的因果关联做出筛选,仅将那些对结果发生起较大作用或联系较为紧密的事实确定为具有私法效果的原因。而保险法在这一点上比一般私法更为严格。正如一百多年前一位英国法官所指出的那样,“你不必被那些远因所困扰,或对效力原因、重要原因和结果原因进行形而上学的区分;你只需关注那些直接导致损失发生的最接近的原因。”{21}因此,近因更应被理解为相对于一般私法、乃至哲学上无限扩展的遥远的原因而言的、较为接近结果的具有保险法意义上的原因。“在英美法系国家的保险法中,人们使用‘近因’这一概念来指称大陆法系国家保险法中通常所称的‘法律上的原因’……近因规则的目的在于收缩原因认定的范围。”{22}所以,近因至多只是保险责任承担的构成要件之一,而不可能成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23}所谓“近因原则”事实上只能是泛指普通法系所采取的对近因的识别规则,但正如下文所指出的,各国司法实践中的识别规则并不一致。因而那些单纯呼吁应引入“近因原则”的主张只是一种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善意而宽泛的臆想。它不可能为司法实践解决类似问题提供有效的指引,因为前述主张并未涉及因果关系问题的核心——采取何种方法去选择确定保险法意义上的原因(或称近因)。
  二、有缺陷的处理规则:对因果关系识别方法的审视
  (一)因果关系的表现形式:单一原因与多数原因法宝
  因果关系的成立与否直接关乎被保险人能否得到赔偿。实践中,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既可能是唯一的,也可能有多个。{24}在面对“责任成立因果关系”时,如果是单一原因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则问题相对简单:如果能确定该风险属于承保范围,则保险人需承担保险责任;反之,则无须承担责任。例如,洪水冲垮了被保险人甲的房屋,此时洪水就是房屋垮塌的近因。如果甲购买的家庭财产保险中将洪水列为除外事项,则被保险人需自行承担全部损害。反之,被保险人就可以从保险人处获取保险金。就此点而言,各国并不存在分歧。但当结果是由多个原因(风险)所造成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一些了。此时,若该多个风险皆属于承保范围或除外责任范围,则保险人的保险责任亦不难确定。真正的难点在于,在这多个近因中,如果部分事项属于承保范围,而另外一部分未被纳入承保范围,甚至属于除外责任事项时,应如何确定保险人的责任及其范围。
  我们假定存在五种不同原因(风险):A(火灾)、B(地陷)、C(暴雪)、D(盗抢),E(地震)。其中A和B属于保险合同承保事项,D和E属于除外责任范畴,而保险合同对C未作规定。同时假定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总损失数额(S)为100,该保险为足额保险,并且不存在自负额(率),则保险法中因果关系的表现形态及其责任后果大致可如下表所示:

┌──────────┬───────────┬────┬───┬───┬───┬────────────────┐
│不同原因表现    │A(存在√;不存在×) │B    │C   │D   │E   │被保险人可获赔偿额(S)     │
├──────────┼───────────┼────┼───┼───┼───┼────────────────┤
│第1种        │7           │X    │X   │X   │X   │100               │
├──────────┼───────────┼────┼───┼───┼───┼────────────────┤
│第2种        │X           │X    │X   │X   │7   │0                │
├──────────┼───────────┼────┼───┼───┼───┼────────────────┤
│第3种        │7           │7    │X   │X   │X   │100               │
├──────────┼───────────┼────┼───┼───┼───┼────────────────┤
│第4种        │X           │X    │X   │7   │7   │0                │
├──────────┼───────────┼────┼───┼───┼───┼────────────────┤
│第5种        │7           │X    │7   │X   │X   │存在争议            │
├──────────┼───────────┼────┼───┼───┼───┼────────────────┤
│第6种        │7           │X    │X   │7   │X   │存在争议            │
└──────────┴───────────┴────┴───┴───┴───┴────────────────┘

  针对保险纠纷中的因果关系判定——又是保险人责任成立与否的判定——问题,特别是针对存在多个近因的情形,普通法系长久以来总结出了多种识别规则,如帕特森分析法、布鲁尔分析法、直接原因规则等,但其中最主要的有四种,即历史较为久远的传统规则(Traditional Rule)和有效近因规则(Efficient Proximate Cause),以及新近兴起的帕特里奇规则(Partridge —Type Concurrent Causation)和比例分配规则(Apportionment Approach)。{25}但时至今日,问题依然未得到彻底解决。这体现在各国所采取的方法甚至一国内不同法院间所采取的方法都存在明显差异,基于相似事实却做出明显不同的判决的情形也是所在多有,这使得当事人无法合理预期对保险合同所能提供的保障范围。且前述方法均被证明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能产生有失公平的结果。
  (二)近因判定的传统规则
  传统规则又被称为从严认定法或保守性方法,依据该规则,当一个损害结果是由多个原因所造成时,即便大部分原因属于承保事项,只要其中一个原因属于除外责任范畴,则保险人对整个损失也不承担保险责任。这就是保险合同中除外责任条款的效力优先于承保事项的规定。而当承保危险与非承保危险共同造成损害时,保险人则应承担全部保险责任。即在前表第五种情形时,被保险人所能获得的赔偿数额s=100,而在第六种情形下s=0。目前,英国{26}以及美国密歇根州、华盛顿州、内布拉斯加州、马里兰州等少数州{27}采取这种规则。需要提及的是,依据大陆法系的德国所采取的“适当条件说(也称相当因果关系说)”,当出现前表第六种情形(导致损失的多个原因中有一个属于除外责任)时,其适用结果与传统规则完全一致,这被称为“不包括占优(Der Ausschlussgewinnt Uebemacht)”。{28}
  适用传统规则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法院审理的Wayne Tank案。{29}该案中,被保险人为一家工厂提供和安装液腊储存输送设备,但其提供的设备存在缺陷并且被保险人的工程师在机器处于运行状态时擅自离开车间,结果机器引发了火灾。被保险人购买的责任保险约定,因雇员过失而产生的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属于承保范围,但因被保险人所提供的商品的缺陷而导致的损失属于除外事项。英国上诉法院认为,在本案中虽然产品缺陷和工程师的疏忽都属于事故发生的原因,但产品缺陷属于保险合同明确列明的除外事项,其效力优先于承保范围条款,因此保险人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
  适用这种规则的法域通常是将保险合同视为保险人与被保险人{30}间相互磋商、讨价还价的产物。{31}因此,契约自由原则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必须得到尊重。在支持这一规则的克拉克教授看来,除外责任条款应被视为保险人对其所提供的承保范围的限制,特别是对于像责任保险这样的向被保险人提供极为宽泛的风险保障的合同。保险人通过起草除外责任条款明确规定其不承保的风险类别,而被保险人在购买保险时也对此表示同意,因而除外责任条款应当得到尊重。{32}英国法之所以采取这一对保险人更为有利的规则,可能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在保险法发展的早期,海上保险中的被保险人都是从事航海运输的商人,而保险商亦非专业的保险公司,而是自然人或由自然人组成的松散联合。被保险人相对于保险人而言,更具信息优势。被保险人精通航运技巧,掌控保险标的,了解其风险状况。而由于信息技术的落后,保险人仅能凭借被保险人的告知来了解那些时常远在万里之外、处于不断流动中的保险标的风险状况,评估其可保性或办理理赔事务。并且,此时的保险合同通常是由被保险人单方拟定好条款后交由愿意承保的保险人来承保的。这一时期保险业的逐利性并不明显,保险更像商人们保护其合同商业利益的工具,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也经常会出现身份的互换。{33}因此,法院表现出了对保险人更为温和的态度。除前述正当性基础外,支持传统规则的理由还包括,该规则是一种成本很低的补充性规则,并且具有明显的可预期性。对保险合同当事人而言,采取这种规则可以避免其花费过多的原因调查费用。特别是对保险人,只要寻找到一个属于除外责任的原因即可终止调查,而无需继续查明是否还存在其他原因。法院也可藉此降低审理案件的复杂性,压缩其审判成本。对被保险人而言,由于该规则的适用结果事先可明确预见,这将在客观上迫使被保险人通过不同险种的搭配,防止“承保缺口(Coverage Gap)”的出现。{34}例如被保险人在购买了一份承保A危险和B危险,而除外责任为C危险和D危险的保险后,可以再购买一份承保C危险和D危险的保单,以获得完整的保障。
  但在作者看来,传统规则的前述正当性基础大都并不存在。其一,随着现代保险业的发展,一方面,保险人演化为以从事风险经营为营利手段的商事公司,并夺回了对保险条款的制定权。信息收集和传递与保险精算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保险人能更精确地评估特定风险的可保性,另一方面,对保险知识一无所知的普通消费者开始成为被保险的主体,这一切都使得被保险人原有的信息优势发生了倒置,从而摧毁了优先保护保险人利益的基础。这也是大多数美国法院拒绝适用该规则的主要原因所在。{35}其二,就应当尊重保险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论据而言,意思表示一致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当事人用明示或默示的方法表现其意志并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是当事人之间存在协商或至少可以协商。但保险合同多为定式合同,从被保险人的视角来看,保险产品的标准化就意味着将由保险人决定保险合同的具体内容,虚化被保险人协商以确定保险条款的权利。而基于利益偏好所诱发的道德风险,使保险人表现出利用合同草拟权在拟定的标准化条款中对交易风险做出不合理分配的明显倾向,规定对被保险人极为苛刻的条款。由于保险合同具有极强的技术性,内容纷繁复杂,用语晦涩艰深,因而被保险人时常难以察觉此种不公平条款的存在,亦无法明晰其法律效果。因此,定式保险合同的缔结并不必然意味着被保险人同意合同所确立的权利义务,我们至少需要首先确定被保险人是否真正了解合同内容。遗憾的是,对适用传统规则的结果,几乎没有保险人或保险条款对此做出说明。其三,依据前述传统规则的适用逻辑,当承保事项与非承保事项共同造成损害结果时,最恰当的结论似乎应是将非承保事项与除外责任同等对待,免除保险人的责任。因为保险人明确列明了自己的承保范围,被保险人购买保险时也清楚此点。然而,采取传统规则的法院此时反而要求保险人对全部损失承担责任,理由是保险人并未明确排除前述原因引发的损失。但这一论据的矛盾在于,保险人也并未表示同意承保前述原因。显然,传统规则的内在逻辑并不一致。其四,采用这种规则未必会节约诉讼成本。对保险人而言,为免除其保险责任,在多个原因呈先后次序的链状结构——例如A原因引发B原因,B原因造成损害结果——时,他很可能希望将这一链条追溯得尽可能远一些,甚至不惜将那些不属于保险法中的遥远的因果联系重新引入,以寻找可能成为原因的除外事项。这将显著增加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相应的解决成本。
  不仅如此,传统规则的适用在实践层面还会引发众多问题。首先,它可能虚化保险合同提供的承保承诺,有违被保险人的预期。责任保险以及财产损失保险中的一切险所提供的保障范围相当广泛。以我国常见的企业财产一切险为例,它所提供的保障除条款内明确列出的除外风险事项外,涵盖企业财产所面临的“所有自然灾害与意外事故风险”。责任险也能在责任限额内向被保险人提供因其过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赔偿责任以及抗辩费用的补偿。但是,当存在多个损害原因时——这是保险实践中最常见的情形——传统规则的适用却时常会剥夺被保险人所享有的前述风险保障。我们假定在多个原因依次发生而呈完整链状排列的背景下,被保险人为其房屋和屋内财产购买了财产损失险,该保险承保除地面运动外一切风险引发的损失。一天夜晚发生轻微地震,被保险房屋屋顶出现缝隙,导致雨水进入屋内,对房屋及其内部财产造成更大程度的损害。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支付了保险费,要求承保因雨水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但仅仅因为该原因发生在地震之后,保险人便可依据传统规则不承担任何责任。一切险中所承保的雨水风险实际上被转换成了仅仅承保单纯因雨水所造成的损失,这是对保险合同内容极为重大的修改。在责任保险中,引发损害的多个原因大都彼此独立,呈平行排列,此时传统规则的适用依然会引发类似问题。以加拿大法院审理的Derksen案为例,{36}该案被保险人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车厢内所堆放的物品飞出车外,造成与该车并行的一辆校车中的数名学生死伤。引发保险事故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被保险人未能妥当的固定所载物品,另一个为驾驶中的失误。被保险人拥有两份保险,其中一份为一般商业责任保险,承保被保险人在工作过程中的过失行为给第三人造成损害而需承担的赔偿责任,但因拥有、驾驶车辆而产生的责任除外。另一份为机动车责任保险。此时,传统规则的适用事实上将使得全体保险人无须承担保险责任。一般商业责任险保险人可以以除外责任——拥有使用汽车产生的责任占先——为由拒赔。依照同一逻辑,机动车责任保险人同样可以以除外责任——非因机动车使用原因所产生的责任占先——为由拒赔。保险人所提供的事实上只是两种原因中任何一种单独引发的责任。但问题是这两种原因只有相互结合才能引发损害后果,任何一个原因都无法单独引发该结果。显然,由于适用传统规则,导致合同中约定的承保范围发生了重大变更,保险人并未在保险合同中就此作出说明,也极少有保险消费者可以预知和理解这一事实,因而被保险人极可能被保险产品条款所展示的广泛保障所误导,购买保险获得风险保障的合理预期无法实现。就保险人而言,他对各种承保风险都收取了保险费,却因意外事件的出现而可能逃脱其本已应允承担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因被保险人不当行为受害的第三方所期望获得的赔偿主要来自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而适用传统规则更可能剥夺受害人的赔偿金。这将使得那些以保护受害第三人利益为首要目标的强制责任保险难以实现其理论价值。{37}其次,传统规则并未消除承保缺口。在责任保险中,损害结果时常是由数种平行排列的不同原因共同造成的,但被保险人不可能事先预知哪几种原因会相互结合造成损害。目前市场中也并未出现相关产品,对包括承保与除外事项相结合的多种原因造成的损害提供保障。最后,当被保险人因此无法获取保险金时,其可能对保险经纪人提起诉讼,指控其在帮助自己选择购买保险产品时存在过失,从而引发诸多后续问题。因此,我国法不应采取该规则。
  (三)有效近因规则
  在“近因”概念出现的早期,英国法院倾向于认为近因应当是唯一的。为此,这个时期的近因识别方法大都是借鉴侵权法中的识别方法,在众多对损害结果发生产生影响的因素中遴选出起到最大作用时,即应当承担最大责任份额的那一个。{38}这一理念的延续和传播成为有效近因规则创立的基础。{39}英国上议院在Leyland Shipping Co Ltd v. Norwich Union Fire Insurance Society Ltd案的判决更被视为该规则的起源。{40}该案判决称,“真正的近因,应当是效力上最接近的那个原因。尽管可能还会有其他原因出现,但这并不能使构成近因的原因的效力消失或对其产生真正的破坏作用,其效力将依然存续,并对结果的发生有着真实的效力影响。”{41}有效近因规则又被称为主力原因(Dominant Cause)规则,它要求法院在同时存在的多个原因中选择一个作为主力原因,如果该原因属于承保事项,则保险人对全部损失承担保险责任,如果该原因属于除外责任,甚至属于非承保事项,则保险人的责任免除。主力原因被认为是对造成损失产生最大效力的原因,而并不必然是因果链的中最后一环。它应当是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最应承担责任的原因。该种规则是美国目前最为流行的因果关系判定规则,在2001年的Derksen案之前,绝大多数加拿大法院也采取该规则。因为“它是一个直觉上最为公平的方法”。{42}主力原因规则使得法院可以选择自己认为的对造成损害结果负有最大过错的人来承担责任,从而满足了法院作出符合其理想标准的公平判决的意愿,因而它对法院颇具吸引力。
  但同时,该规则也被批评为是最为随意与不具有可预测性的方法。{43}克拉克教授认为,“这种利用‘普通常识’去选择一个原因的方法的不可预测性导致了随意的结果和为数众多判断标准。”原因很简单,在因果关联中选择一个原因作为主力原因将把法官对正义的关注引入此一过程之中,而这种认识在不同法官中、甚至同一个法官在不同案件情境中都有不同的考量,因而极大地增加了判决结果的不可预知性。因此,它的适用在系统层面上难以实现公平。对主力原因的选择甚至将取决于当事人讲述“损失是如何发生故事的艺术”。
  但在作者看来,这一规则的缺陷远远不止于此。首先,在多个原因平行排列时,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主力原因。因为这几个原因如果缺乏其中任何一个,则损害结果不可能发生。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法官McLachlin就曾经对这种“在存在多因之时围绕着主力原因而展开的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辩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44}以前述Derksen案为例,不当放置车载物与不当驾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足以单独引起损害结果,此时只能认为这两个原因都是主力原因。其次,在多个原因呈先后次序排列时,选择主力原因虽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却存在着违反合同中承保范围和除外责任约定的极大的可能性。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承保范围纠纷中,选择一个主力原因以确定保险责任全有或全无,可能迫使那些在保险合同中明确表示并已告知被保险人其仅仅承保一个原因所造成损失的保险人去承担所有并存的原因引起的损失。相反,一个保险人因自己所承保风险未被选为主力原因而免于承担保险责任时,他也可能是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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