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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价值标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副标题】 对历史法制得失评价标准的反思
【英文标题】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Value Standards
【作者】 黄凯【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中国法制史 价值评价 标准 哲学人类学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1
【页码】 143
【摘要】 如何对历史上的法制的得失进行价值评价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所必须认真对待并精准回答的问题。为了建立正确的法制史评价系统,既要明确自身的价值评价标准,又要切忌脱离历史在真空中进行评价。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价值标准的迷惘,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人类学的困境。如何处理研究主体与对象的价值意义错位,是突破西方标准与中国标准的关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6879    
  如何对历史上的法制的得失进行价值评价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所必须认真对待并精准回答的问题。若要客观揭示法制历史的发展规律,正确评价法制过程的得失,就必须寻找持之有效的客观标准。本文在对现有的价值评价标准大致梳理之后,拟对其合理性进行反思,进而探求新的标准。
  一、法制史研究中现有的价值评价标准
  目前,法制史研究主要存在着两种标准,即儒教伦理标准与西方法治精神的标准。前者在法制史研究中的作用是隐性的,后者在法制史研究中的作用则是显性的。现在,恐怕没有学者会承认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仍依从儒学学说,而许多学者对于纯粹以西方法治观念来评价中国法律传统的做法往往是驾轻就熟。事实上,现实中,两种价值评判标准并用于研究实不少见。只是许多学者在对具体法律现象、法律制度进行价值评判时,往往是自身都没有意识到是什么观念在起作用。
  在此,有些问题必须明确:第一,对儒学价值标准应持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态度是肯定的,儒学价值标准应该在何种范围内以何种方式在现代法制思想中体现?第二,如果儒学思想不能、至少在一定范围内不能作为评价标准,能否以西方的价值标准来评价中国的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第三,新的价值评价标准应如何建立?
  在19世纪以前,历代中国学者在叙述历史时,总是按照儒学价值标准,将德刑得失的评价贯彻于叙述之中是显而易见的。鸦片战争之后,虽然社会上的显学逐渐为西学体系,但实际上许多现代学者的价值标准都自觉、不自觉地被传统文化所决定,反映出与两千年来的古人相同的文化取向,有的还形成了相同的价值判断。[1]
  比如,按照《历代刑法志》所遵从的价值坐标,凡是法繁的,即为失德,是负价值,而凡是法省的,则是弼教,是正价值;并且,凡是刑酷之举,即为刻薄寡恩,是负价值,凡是持刑轻平,则为有德之举,被推崇为正价值。此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儒学学说之体现,反映了“三代之盛,致于刑措”的儒学价值追求。而从世界历史来看,法繁法简,刑酷刑平,在国家对社会实施的控制中,并非与国运有必然联系。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逐渐分化,法繁是调整复杂社会关系的必然趋势。而现行“中国法制史”教材,多数肯定了《历代刑法志》的这种价值评价。其不同之处仅在评价时换上了与时事相融的词语。
  概而言之,儒学价值标准在法律上直接的表现就是“德主刑辅”,在立法上追求道德的法律化;在司法方面将“中庸”与“慎刑”作为价值目标。它与西方法治观念有较大的差异,在西方以人权为基础的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中国古代法制思想的局限性已经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显而易见,儒学学说已经无法提供对古代法律制度作出评价的适当方法
  但是,现在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中,仍依循古代儒家的法学价值。然而19世纪以后,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法律文化迅速侵占中国法律文化的固有领地,包括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标准的西方法治观念传人中国。在当下的法制史研究当中,又有计多学者认可崇尚西方的价值评价系统,对中国法律文化进行全面否定。我们姑且不论西方价值标准的正确与否,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我们接受西方法律价值标准的前提是什么?应该说以西方法律价值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与19世纪以后西方列强的侵入有极大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经济实力的差别。而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实力的强弱固然对之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必然的,经济程度的发达并不绝对导致社会科学的进步。所以,我们接受西方价值标准的前提不论在何种层面都存在问题。
  现在我们回到问题本身。事实上,西方法律价值标准的正确性当下已得到确立,那么,儒学价值标准有无立足之地呢?虽然学者关于儒学文化也有进步性的论述汗牛充栋,然而,此类论述却是以西方法律价值为标准来评价的,而以儒学思想是否切合这一标准作为评价的结论。儒学价值标准在此种情况下依然不具有独立性。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前所述,中国学者对某一制度、某一规范进行价值评价时,儒学价值标准总是如影随形,使其丧失对事物的正常判断能力。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学者们在观念上试图摆脱儒学的影响,却又无法逃离儒学价值标准的桎梏。在摆脱儒学思想的束缚后,我们依然要借助一定的评判标准,这一标准便是西方法律价值标准。但是接受西方法律价值标准的前提都存在着问题,西方法律价值作为标准本身就值得商榷或再认识。所以不论是显性的对法律制度、法律规范进行评价的西方价值标准,还是隐性的儒学标准在发挥其功用时都捉襟见肘。因此,如何建立新的标准则便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二、新价值评价标准的确立可能
  标准的建立要以问题产生的原因为考察基点。19世纪以后西方列强的侵人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文化遭受到了根本的颠覆,在形式上,我们的方法与观念都基本上属于西方。而即使是意识到这一点并作出反省的学者提出“非西方”的论题,实质上依然是以现今西方文化为参照对象作出的判断,其潜意识里依然脱不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干系。具体到法律制度,中国的法律语词乃至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在形式上基本是对西方的移植。而法律语词、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过因为内容的不同而在独立性上有所区别,它们仍要以观念作为支撑。即便如此,就语词、制度和规范的移植本身而言,也并不是原型的再现,而只是近似的再构,这是技术层面上的缺憾。进一步来说,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并非是白纸一张,相反,她具有悠久的历史,所以,西方的观念传人东方时必然要附上东方文化的烙印,要依据本土文化的解释,对西方传人的概念予以重构。
  沟口雄三认为,要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并非民族的或者西方的立场,而是“人类普遍性的立场”,普遍性不是人们过去通常所默认的欧美中心主义的普遍性,而是不同民族、种族话语之间多元化的视野交融,是各种特殊性中的普遍性。[2]按照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的观念,没有一个特征是所有家族的成员共有的,但所有的“家族”成员彼此之间都有相似之处,再从经验的层次来说,一般认为市场、自由、民主、法治都是近代化的普遍性元素,从“家族类似”的观念加以解读,没有一个特定的元素,比如“民主”是所有近代化家族成员共同具备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都是近代化家庭的成员,都有彼此类似的特征,具有普遍性的性格。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普遍性并非是静止的,不再发展的,相反,随着历史和近代化发展的特殊性认识的深化,它还处于不断的被再发现、再描述、再建构的过程。[3]
  转换到法律价值准则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的法律价值评价标准是一种特殊性,东方的法律价值评价标准也是一种特殊性,只有对各国的特殊性加以观察与比较,才能真正认识和抽象出对中国法律制度、规范的正确评价。而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观念或者可以看作对沟口雄三的论述所作的注解,他是从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进行分析,文化具有普遍性的性格,但是这种普遍性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流动性的。
  而当下对法律制度、规范价值评价对差异性有明显的认识,但是对于普遍性却没有适当地进行把握。所谓的普遍性只是西方法律评价标准的特殊性,在这种特殊性下隐藏的是儒学价值评价标准的特殊性,即普遍性根本就不存在。
  认为西方法律价值观念是评价我国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的标尺是西方主流主义的观念,对自己的价值判断不作分析,先入为主地把儒学价值判断纳入评价的方式中是民族主义的曲折反映。以西方的价值观念为标准,以中国的法律现象为对象的研究方式只能导致法律研究独立性的丧失。在意识深处无视儒学价值评价标准的根深蒂固引起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要对中国法律予以全面的研究,不能仅仅以西方价值观念为标准,停留在外部的视野进行考察。必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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