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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我国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及其体系初探
【英文标题】 On Regulating Objects and System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Law
【作者】 王朴林【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分类】 环境保护法【期刊年份】 1987年
【期号】 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285    

国内外实践证明:用法律手段协调“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解决现代环境问题的最切实有效的方法之一。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环境问题的出现和日益尖锐化而诞生了现代意义的环境法。这以1967年日本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和1969年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等一系列环境领域基本法的颁布为标志。到目前为止,许多国家在环境立法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美国制定的环境法律法规有120多件,日本有200多件,西德有160多件,苏联及东欧国家、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都有一套环境保护法规。环境法已经或正在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建国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环境法制的建设。1978年宪法中就明确写进了保护环境的有关内容,1982年宪法对此作了修改,内容规定得更加全面、具体。继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以来,仅七年时间,又制定和通过了《海洋环境保护法》、《文物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森林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等一系列环境保护单行法规、条例、决议、命令、办法。地方环境立法也逐步走上正轨。环境法制建设实践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探讨环境法的若干问题。明确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环境法体系便是首当其冲的研究课题。这个理论问题的圆满解决,对于今后的环境立法实践和环境法学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拟在总结环境立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运用法学基本原理对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及其体系作初步探讨。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社会关系通常被解释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结成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考察了大量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提出社会关系分为物质的关系和思想的关系两大类,且物质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的科学论断。法律依其所调整的一定范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当然诸如调整方法等因素也可以成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因此,对部门法的研究就是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研究某种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也即我们通常说的法律的调整对象问题。环境法有无独立的调整对象?它调整的是哪一类社会关系?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划清环境法与其它部门法的界限、明确环境法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建立科学的环境法体系都有一定的作用。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我认为,要确定环境法的调整对象,首先必须树立以下几个指导思想:

(一)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清醒地认识我国的国情和与之相适应的环境问题。

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当今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不平衡。与之相适应,中国环境问题的实质在于它仍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类型。那么,第三世界国家情形如何呢?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环境署的调查统计:世界上有4.5亿人终年处于半饥饿状态,有76%的农村人口饮用不清洁的水,有113的城市人口居住在恶劣的贫民窟里。与这些状况相联系的是森林的大量砍伐和水土流失的日趋加重。这些环境问题都是与“穷”字相连的,这类“贫困污染”而产生的环境问题不能靠停滞经济发展的方法解决。恰恰相反,只有靠经济的大力发展。正如《人类环境宣言》中指出的。“在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大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致力于发展工作,牢记他们优先任务和保护及改善环境的必要”。目前中国环境问题的基本点在于。①人口众多,对环境的压力很大②工业企业的构成中,中小型居多,特别是社队企业、乡镇企业、街道工业的发展对环境造成巨大冲击。③中国能源以煤为主,对环境污染严重。④自然生态的破坏程度相当严重。⑤经济落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国家还不可能拿出很多钱来治理污染。⑥科学技术文化落后,公民的环境意识较差。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环境问题现状为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提供了客观基础。

(二)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必须体现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上的进步,即体现“大环境”的观点和环境管理的最新成就。

西方学者认为:关于环境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特点是:它是转变的十年—在看法上和态度上的转变,它是准备的十年—新工具、新概念和新方法的准备,它是抱有希望的十年—希望一个人类将运用他们的能力明智地管理环境的时代到来。六十年代末,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这就是从“小环境”的圈子里走出来进入了“大环境”领域。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并不仅仅是 “三废”污染,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自然环境的破坏而导致的生态不平衡,“三废”蔓延后与城市、文通等污染融合而产生的环境问题都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把“人一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是这个时期的特色。与之相适应,环境管理的涵义也有了突破。日本学者见一文认为环境管理不仅是限制、取缔对于环境给予恶劣影响的人类活动,而且还包括人类改善、提高环境质量的活动。日本宇都宫教授也认为“今后环境管理的重点是从防止公害向创造环境过渡”。表现在一些治理及控制方法上,由过去的单项治理发展到综合治理,由单纯处理发展到防治结合,由局部控制发展到系统控制。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无疑要体现这一进步。

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根源于客观的物质关系,不是人们主观任意杜撰出来的。我们在考察它的时候必须使主观认识尽量符合客观实际、正确地体现出环境法调整的某类社会关系及其特殊性。鉴于此,我认为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应该表述为:人们因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而产生的社会关系。这里的“人”包括自然人和环境法人。对上述概括的环境法调整对100有几点需要说明:

1.环境法调整的这类社会关系仍然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人认为:环境法调整的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个观点我不赞同。诚然,自然和社会—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并求得发展的两个方面。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必然会产生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范畴,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全部社会关系。并且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劳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因此,人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构成人类社会关系的基础,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诸社会关系反过来又成为推动或制约人们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环境法,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只能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社会关系而达到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目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上层建筑通过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生作用基本原理的体现。另一方面。法律总是通过规定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达到调整某类社会关系的目的,而人与自然之间是不可能形成权利义务关系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只有人才能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对自然施加积极的行为,反之是不可能的。主张环境法也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同志举出诸如“禁止向水体排放污染物”之类的法律规范,说它一目了然地反映了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实不然,仔细分析可以看在这是一个行政法规范。它调整的是国家行政机关与其它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应该把环境法的调整对象与保护对象区别开来,环境法是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在保护、利用、改造自然环境中的关系而达到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目的,它保护的是大气、水、土城等自然环境因素,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环境法的目的而不是手段。

2.确认环境法的调整对象为“因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是从环境系统的角度出发,体现了“大环境”的观点,也是环境立法长期发展的产物。现代科学技术愈来愈表明环境与资源几乎是有着共同外延的概念,所有的环境因素都是可能被人们利用的资源。而所有的资源又无不形成它们的环境。因此现代环境保护应该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从环境本身的角度进行,即防治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二是从资源的角度来保护环境,把资源不仅仅看作是一种可以在经济上加以利用的物质,而且是具有生态价值的重要的环境因素。通过对它的合理开发、利用以达到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目的。现代苏联自然保护立法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生态观点和综合性日益加强,逐渐明确以保护生态平衡为主要目标,强调对自然资源必须保护、合理利用并促进可更新资源的再生。1980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的《大气保护法》就是对1919、1949、 1969年制定的这方面法规的一个重大发展。B·B·彼德洛夫在谈到颁布《大气保护法》的客观必要性时说:“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保护大气对确保环境质盘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大气保护法》从仅仅保护人类健康的氛围中走出来,通过对大气这个无所不在的自然资源的保护,达到对人类及其环环实行生态保护,防止噪声、振动等物理因素以及生物因素和其它因素对大气的破坏的目的。日本学者金泽良雄在谈到日本施行《公害对策基本法》十二年的情况时,认为今天的日本应该摆脱公害的观念,而以环境观作为基本观念,公害对策基本法应该向环境对策基本法的方向发展。总之,我认为:把环境法的调整对象仅限于“因保护和改善环境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就忽略了“资源的环境性”这个方面,而资源的环境性又只能体现在对它的合理开发利用、更新改造上,因此,环境法调整的对象不仅应该是保护和改善环境而产生的社会关系,而且应该包括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环境资源中产生的社会关系。

3.法学领域常常有一个法律部门调整几种社会关系和一种社会关系由几个法律部门来调整的现象存在环境法调整的这部分社会关系是多种类社会关系的集合。既有经济关系,民事关系,又有行政关系和与经济相联系的人身关系。如果把环境法调整的这类社会关系作为一个系统,那么它内部诸多子系统、要素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作用,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例如各级环境管理部门因保护和改善环境而产生的相互关系,公民和环境法人之间因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而产生的关系和因开发、利用自然资想,防治生态破坏而产生的关系,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与公民、环境法人之间因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而产生的关系等等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环境保护社会关系网。在外部,这个系统与其它系统之间也是互相制约、交叉渗透的。如对环境损害赔偿问题的则规定就涉及到民法的范畴,对行政机构、行政措施的规定又与行政法律关系交叉,对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的制裁无疑要到邢法中去寻找答案。

环境法通过规定一定的权利义务来调整人们之间因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由此形成环境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同样由主体、内容、客体三要素组成,它具有法律关系的一般特征。但是,我觉得有两点需要一强调:第一:环境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和诉讼法律关系的综合体。由此环境法律关系主体间形成了四种关系:①国家行政机关与其它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之间因管理环境而形成的垂直的或平行的行政法律关系。②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环境法人之间、公民和环境法人之间因环境问题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③国家与犯罪分子之间因环境犯罪和惩罚犯罪而产生的刑事法律关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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