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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检察监督
【作者】 许建丽周淑婉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检察监督;区分罪质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3
【页码】 78
【摘要】

2019年底未成年人“两法”的修订,使得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再次受到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自2012年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来,各地陆续出台不同的实施细则,已封存犯罪记录泄露事件多发,司法机关对封存标准的把握过于机械等问题显现。对此,建议检察机关加强相应的监督职能,由最高检牵头起草全国统一的犯罪记录封存实施细则,对泄漏已封存犯罪记录的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追责,并对重罪记录封存未成年人进行后续考察。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90229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已于2019年10月21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条文从72条增加到130条,并设立“网络保护”“政府保护”专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对其体例结构进行了调整,以体现分级预防的理念。总体来说,两部修订草案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和范围在不断加大。两法的修订突显了少年司法的重要性,作为少年司法组成部分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也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未成年人司法中具有重要地位,关系着未成年人的成长与未来。运行了近八年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是否真正助力了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实问题。本文拟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一、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现况梳理

(一)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改革之争

2012年之前,各地已有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和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污点限制公开等实践。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中正式明确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适用范围、适用对象、封存模式、封存后果以及封存后的查询等内容均予以规定。这项制度的确立符合少年司法的历史潮流,考虑到了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以及国家、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所应负的责任,对于推进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进程无疑具有历史性意义。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和恶性案件多发。有社会民众在网络上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提出质疑,担心封存犯罪记录会纵容未成年人的犯罪,认为这些人道德品质恶劣不应该被宽容,他们的恶行如果被封存会成为潜在的隐患或威胁。犯罪记录封存还可能会提高未成年人的犯罪率,也是变相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带着不良记录可能会受到歧视,但更能对未成年人起到警醒作用,时时提醒过错者。因此,有人建议对已有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予以改革,对重罪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当予以公开,对低龄和恶性犯罪的加害人虽未给予刑事处罚,也应该留有“记录”。然而,学界的观点较统一,普遍支持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毕竟该制度的推出有其自身合理性,与以“宽容”为核心理念的少年司法相辅相成。笔者认为坚持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其必要性,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自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施以来,已有很多未成年犯从该制度中获益。从2013年至2015年,全国有12余万名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得到了封存。据浙江省检察院统计,自2016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通过及时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让145名涉罪未成年人顺利考上了大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后,其在以后的升学、就业、参军等方面的发展均未受到影响。第二,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展不健全的时期,不能因为一次过错就让其终身背负犯罪记录,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秉持宽容、保护的理念,让其有重新改过的机会。第三,法律应当具有普适性,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应当保持谦抑性。未成年人恶性案件毕竟只是极端情况,不能因为个别未成年人犯下恶劣的罪行便放低对所有未成年人的程序性保护。当前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绝对不能将其废除,否则少年司法将会走向倒退。

(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问题评述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2012年被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成为未成年人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但《刑事诉讼法》中对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过于原则,《刑事诉讼法》第286来自北大法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2019年12月30日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检察机关如何执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做出了进一步细化规定,如对解封条件、查询条件等予以明确。实行8年以来,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地方性的实施细则各异。据笔者调查,自2012年刑诉法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确立了以后,全国各地都陆续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了细化规定,形成了细则庞杂、制定主体不一、内容各异的混杂状态。

(1)制定主体不一。由于全国的犯罪记录封存实施细则数量庞大,笔者只能挑选其中部分地区进行研究。为使研究范本更具科学性,笔者将时间跨度选择为2013年至2019年,地域跨度涵盖了东北地区(辽宁、黑龙江)、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南、山东)、华东地区(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华南地区(广东、广西)、西北地区(甘肃)、西南地区(四川),对这些地区实施细则进行归纳整理,形成了如下图表。

表1 部分地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施细则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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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叶青:《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2}“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课题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与检察监督》,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5期。

{3}肖中华:《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载《法治研究》2014年第1期。

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4}张丽丽:《从“封存”到“消灭”——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解读与评价》,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5}于志刚:《犯罪记录制度的体系化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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