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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诉讼欺诈行为定性之探析
【英文标题】 Qualitative Studies of the Act of Litigation Fraud
【作者】 欧阳竹筠汪飞容【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分类】 诉讼制度
【中文关键词】 诉讼欺诈;定性论争;定性分析;立法建议
【英文关键词】 litigation fraud;qualitative arguments;qualitative analysis;legislative suggestion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5)10—0127—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10
【摘要】

诉讼欺诈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目前我国现行刑法对于诉讼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在司法实践中对同一行为处理结果差别悬殊。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立法上对于该行为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刑法理论上对该行为的定性问题争论颇大所致。对于诉讼欺诈行为,不宜按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于诉讼欺诈犯罪过程中所实施的触犯现行刑法的行为,应依法定罪处罚,对于刑法没有规定的部分应按无罪处理。我国刑法应单独设立“诉讼欺诈罪”。

【英文摘要】

Litigation fraud does great harm to the society.The penalty which China’s existing criminal law has provided is far away from enough at present,and results of dealing with the same act of litigation fraud in judicial practice show great differences,the reasons for which may be that litigation fraud has not been unified and enacted explicitly in legislation and there is much difference in defining this act in China’s theory of criminal law.Litigation fraud should not be convicted and pun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rime of fraud.The acts of litigation fraud that go against the existing criminal code should be condemned and those that haven’t been enacted by criminal code should be convicted innocence.China’s criminal code should establish“crime of litigation fraud”sing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066    
  
  

诉讼欺诈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种客观存在,其具体犯罪的形式复杂,手段多样,危害性大,利用诉讼形式进行各种目的的欺诈在司法实践中已十分常见,其目的具有多样性,主要表现在,有的是利用诉讼诈骗钱财,有的是通过诉讼诋毁他人名誉,有的企图通过耗时费力的诉讼使其竞争对手在经济上一蹶不振,甚至破产从而丧失竞争力。目前,我国法律对诉讼欺诈行为如何处罚尚无明确统一的规定,各地司法机关自由裁量范围很大,相同性质的行为由于定性的混乱导致在处罚结果上十分悬殊,有的按无罪处理或按伪证罪处理,如这样一则案例:甲为朋友从A公司购买一辆桑塔纳轿车,因未付款,便以自己的名义打了一张欠条,后车被甲的朋友卖掉,车款用于吸毒。A公司派出代理人乙、丙、丁三人前去向甲索款,当得知甲无任何财产偿还,又了解到甲数年前曾经承包过B公司,手中尚有一些盖有B公司印章的空白信笺时,三位代理人便说服甲用该空白信笺伪造了B公司向A公司的“还款计划”,并以此为证据向开封市郊区人民法院起诉B公司。法院遂依照“还款计划”判处B公司向A公司支付车款,并多次冻结B公司的账户。1998年11月,检察机关对乙、丙、丁三人向开封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罪名是伪证罪,后经审判委员会讨论,法院最后判决三人无罪{1}。有的按诈骗罪处理,案例如下:新疆某律师事务所王雄伟采取伪造证据的手段,试图制造假案,骗取他人财物42万余元,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法院审理后以诈骗罪(未遂)判处王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5000元{2}。有的则根本未作处理{3}。这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诉讼欺诈行为的泛滥。

一、诉讼欺诈行为定性之论争

诉讼欺诈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诉讼欺诈,是指欺骗法院,使对方交付财物或财产上利益的一切行为。狭义的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将被害人作为被告人而向法院提起虚假的诉讼,使法院产生判断上的错误,进而获得胜诉判决,使被害人交付财产或者由法院通过强制执行将被害人的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者第三者所有{4}。可见,广义的诉讼欺诈不仅仅限于提起诉讼骗取财产这一种情形,还包括基于其他动机目的而在诉讼活动中实施的多种欺骗行为。对广义诉讼欺诈意大利刑法374条有相关规定[3]。新加坡刑法208条则从狭义的角度规定了诉讼欺诈[4]。

德国、日本等国的刑法,并没有将诉讼欺诈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但是刑法理论的通说与审判实践均认为诉讼欺诈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故成立诈骗罪{4}。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对狭义的诉讼欺诈都未作明文规定,我国刑法也一样。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增设单独的“诉讼欺诈罪”或者“伪造民事证据罪”似无必要。鉴于“诉讼欺诈”行为主要是通过伪造证据,妨害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因而将该行为归于伪证罪较为适宜{5}。可见,这种观点实质上主张将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诉讼欺诈行为一律直接定性为伪证罪予以惩处。

第二种观点认为,诉讼欺诈行为既有犯罪性,又有应受刑罚处罚性,在法律对此行为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应通过自由裁量对该行为以诉讼欺诈罪论处,并将此罪纳入妨害司法罪的客体范畴。当然也可以诈骗罪或直接以妨害作证罪论处{6}。这种观点实质上主张赋予司法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或定诈骗罪或定妨害作证罪,完全由司法机关决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诉讼欺诈从主客观方面来看,都同诈骗有本质区别,不能归人诈骗罪一类,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目前的法律也不能对这种行为治罪,但是这种行为既骗到了财物又妨碍了司法公正,明显比诈骗行为更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另立诉讼欺诈罪的法条,归于刑法第六章第二节妨碍司法罪中为宜{7}。这种观点实质上主张在立法上增设独立的诉讼欺诈罪之前对即使是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诉讼欺诈行为因法无明文规定应一律作无罪处理。

第四种观点认为,诉讼欺诈不同于诈骗罪,而更接近于敲诈勒索罪。理由如下:敲诈勒索因是采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手段,强迫他人交付财物,而威胁、要挟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恶意诉讼是要借助法院判决的强制力迫使被告交付财物,而不是骗取被告的财物。实施诈骗往往是利用被害人的弱点(如贪便宜或缺乏警惕性)行骗,比较容易得逞,社会危害性大。而法官负有审查案件事实判别真伪的职责,具有专业技能,行为人搞恶意诉讼得逞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为,既使一审判决原告胜诉,被告也会提出上诉,争取改判;即使二审判决原告胜诉,被告还可请求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仍有获改判的机会。由此可见,把恶意诉讼看成是敲诈勒索的一种特殊方式更为恰当{8}。

第五种观点认为,诉讼欺诈行为符合诈骗罪的基本特征,应按诈骗类的犯罪定罪。对此,学者们又有不同的主张:有的学者认为诉讼欺诈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应当以诈骗罪论处{4};该观点是指主张将构成犯罪的诉讼欺诈行为一律直接按普通诈骗罪惩处,这也是目前刑法请你喝茶理论界的通说。有的学者认为,诉讼欺诈也符合诈骗罪的基本特征,具有侵犯他人财产权的性质,只不过由于它是采用诉讼这种特殊手段来欺诈,妨害国家的司法活动,侵害双重的社会关系,具有特殊的社会危害性,目前虽可按诈骗罪定罪,因而有必要规定独立的罪名,予以严厉打击{9}。这种观点实质上主张,诉讼欺诈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罪,虽然具备诈骗类犯罪的主要特征,但与普通诈骗罪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目前虽可按诈骗罪定罪,但在时机成熟时仍应单独规定独立的罪名归于特别诈骗罪的类罪中。

第六种观点认为,诉讼欺诈行为不成立诈骗罪,但如果其行为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则以相应犯罪论处。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10月24日《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的规定(以下简称《答复》)。该答复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280条第2款的规定,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指示他人作伪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307条第1款的规定,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该《答复》实质上是主张以诉讼欺诈的方法行为的伪造性来认定诉讼欺诈整体行为的性质,亦即排除了《答复》所规定的方法行为以外的其他伪造性行为(如伪造公民个人签名)进行诉讼欺诈构成犯罪的可能性。

二、诉讼欺诈行为定性之分析

我国媒体对诉讼欺诈的报道已是数不胜数,近年来,该类行为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但由于诉讼欺诈行为犯罪手段的特殊性,加之绝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典中对该种行为的处罚都没有专门的规定,因而导致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存在不同看法。这里笔者先就诉讼欺诈作为一种行为是否应界定为刑法上的行为以及是否具有刑法学价值,作一简单分析。行为是刑法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刑事责任理论的基础,但行为的概念在刑法学理论中始终没有定论,纵观各国刑法理论,学者们提出了因果行为论,认为行为是由主观意志导致外部世界发生某种变化的人的举止,把行为视作一个意志支配到外在变化的因果历程;目的行为论,认为行为是目的的实现。强调人的主观目的对于行为的支配性,从结果无价值转向行为无价值;社会行为论,认为行为中概念包括以下三种要素:一是有体性,二是有意性,三是社会性及社会重要性。凡人类的举止(包括作为与不作为),不问故意还是过失,只要足以惹起有害于社会的结果而具有社会重要性,都可视为刑法意义上的行为。反之,就不能认为是刑法上的行为;人格行为论,认为行为是行为人人格的表现,是在人格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根据行为人的主体的态度而实施的。行为是刑法评价的核心内容,理所当然地成为刑法学研究的对象,也必然具有刑法学价值。所谓刑法学价值,也可称为对于刑法研究者的价值,是指事物在现行刑事立法、司法解释及法律适用中所具有的能够满足其研究需要的某种属性。行为的存在不仅是犯罪存在的基础,也是整治和预防犯罪的刑法的存在基础。简言之,行为应当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身体动静;而刑法学理论中的行为概念应当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具有刑法评价意义的身体动静{10}。诉讼欺诈是行为人以恶意提起或进行民事诉讼为手段进行的破坏人民法院正常司法活动的身体动静。可见,诉讼欺诈不是单纯的身体举止,而是具有非法占有等主观目的,是一种目的意义上的行为。按社会行为论,诉讼欺诈具有有体性(是人的身体动静),有意性(具有非法占有等主观目的),社会重要性(足以惹起破坏法院司法活动的有害于社会的结果),显然是刑法上的行为。诉讼欺诈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已十分常见,并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现行刑事立法中已具有能够满足刑法学研究需要的某种属性,即具有刑法学价值。

下面对上述观点逐一进行分析,以求教于大家。

第一种观点显然混淆了构成犯罪的诉讼欺诈行为与伪证罪的界限。首先,两者的主体不同。诉讼欺诈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指利用整个诉讼为手段骗取财物的人,一般是指诉讼的当事人(包括单位),而非指单纯提供伪证的人,而伪证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一般由自然人构成),即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其次,二者在客观方面也有很大不同。诉讼欺诈犯罪时发生在民事诉讼之前或过程之中,而伪证罪是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再次,二者的主观目的也有区别,诉讼欺诈犯罪的主观目的一般是利用法院作出的判决获得他人财物或财产上的不正当利益,而伪证罪则是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目的。可见诉讼欺诈犯罪不符合我国伪证罪的构成要件,以伪证罪定罪处罚显属不当。

第二种观点所主张的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把该类犯罪的处理权完全交给司法机关自由裁量,对一个行为以两个罪名定罪都不违法,这意味着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性质类似甚至犯罪情节和危害程度相同的行为,可以作出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判决,这不仅会导致司法不公,也为出人人罪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自由裁量权”已包含着量刑随意性的弊端,如果伴有审判人员个人的人品素质和执法水平等非优因素,“自由裁量权”过大则更可能使国家法制有遭受损害的危险。因此,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有效的限制,是现代法制社会的共同要求{11}。譬如,在法院不对此类行为进行处理或判无罪时,诉讼欺诈必将更为猖獗,而已受严惩的当事人则感到冤屈。具体案例前文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5]。至于该观点提出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可直接通过自由裁量对该行为以诉讼欺诈罪论处,不仅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曲解,也严重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由于我国立法没有明确规定诉讼欺诈罪,故第三种观点实质是主张对司法实践中形形色色的诉讼欺诈行为作无罪处理,这显然有悖法的价值。正义是法的首要价值。英国学者罗卡斯(J.R.Lucas)认为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诉讼欺诈”行为干扰了人民法院的公正审判,并使他人的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甚至可能导致有的企业破产倒闭或者个人生活无着落的后果,因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一味以对此类行为定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为由主张一概作无罪处理,不仅使法的正义价值得不到体现,也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曲解。因为诉讼欺诈行为中的具有伪造性质的方法行为是完全有可能符合刑法明文规定的相应个罪的构成要件,如果仅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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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马中东.伪证乎?无罪乎?(N).中国律师报,1999—01—11.

{2}吕立峰,时荣国.制造假案.骗人钱财——新疆一律师被判刑八年(N).检察日报。2000—03—06,

{3}朱荣成.一张欠条引出四份判决书,作恶者聪明反被聪明误(N).人民法院报,2000—01—12.

{4}张明楷.论三角诈骗(J).法学研究,2004,(2):99,99,103,102,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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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司钦山.论诉讼欺诈与自由裁量(J).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3):90.

{7}丁吁平,杨翠莲,姚岚.也析诉讼欺诈案件的定性(J).人民检察,2002,(2):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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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郑飞.行为犯论(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30,86—89.

{11}杨兴培.刑法新理念(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34.

{12}陈南松.朱汉飞.欺诈诉讼的刑事可罚性考量(EB/OL).中国法院网,2004—10—09.

{13}林山田.刑法特论·上(M).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8.324.

{14}张明诸.外国刑法纲要(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627;张明楷.论三角诈骗(J).法学研究,2004,(2):102.

{15}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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