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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以公司法律制度变革为契机解读营业自由权
【作者】 武晋【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分类】 公司法【中文关键词】 职能定位;价值取向;营业自由权
【文章编码】 1008-7966(2015)02-0085-0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2
【页码】 85
【摘要】

2014年以来,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众多变革举措透露出政府角色重新定位和职能转变的强烈信号,商法的效益价值得到实际肯定。更重要的是,作为商事活动本源性权利的营业自由权在此次大变革中得以充分彰显。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2739    
  2014年2月11日,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议上指出:发展经济需要政府简政放权添活力、增动力,并明确提出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此次会议再次显示出新一届政府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导向与决心,并由此展开一系列关于公司法律制度的变革。
  一、公司法律制度变革带来的契机
  此前不久,《公司法》经过第三次修正得以颁行实施,此次修正共涉及12处修改。简而言之,此次修正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转变为认缴登记制。例如公司发起人(股东)不必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出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也不需要一次性缴纳全部出资。公司发起人(股东)可以充分实行意思自治,将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与缴资期限等事项按照约定载入公司章程即可。第二,注册资本登记限额不复存在。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限制,对公司发起人(股东)的首次出资比例和货币出资比例不再加以强制性规定。第三,大幅简化公司登记程序。这一点是配合之前两个部分进行的程序性调整,公司登记时不再需要验资报告,同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所认缴的出资额和公司实收资本不再是公司登记的必要事项。
  不难发现,此次《公司法》修正的核心价值就是要尽量降低甚至消除公司设立的门槛,减少交易相对人的商业信息搜集成本而避免“理性的无知”,同时进一步淡化公权力在公司运作中的色彩,给予商事营业活动更大的自治空间。从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激发投资活力,使人们更愿意且无障碍地利用“公司”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在市场经济中有序地竞争逐利。
  而为配合《公司法》的修正,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14年2月17日迅速对有关的三部司法解释进行了修正。此外,国务院也在2014年2月19日对《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进行了修改,并于2月20日颁布了《公司注册登记管理规定》。2014年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草案)》,为市场诚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提供了必要的法规支持。上述一系列改革措施既是我国行政登记制度改革的一步,也是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年7月7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市场主体发展的基本情况。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593.95万户,比上年同期增加85.03万户,增长16.71%,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8.41个百分点;注册资本(金)9.3万亿元,同比增加3.97万亿元,增长74.51%。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实施后,3月至6月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440.06万户,同比增长20.48%;注册资本(金)7.22万亿元,同比增长54.37%。从这些新鲜出炉的统计数据中不难看出,相关举措确实激发了市场主体的经济参与热情,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此前隐藏的或被抑制的社会生产力也进一步得以解放。
  二、契机中的政府职能定位与商法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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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政府政策导向,或是具体法律与制度的革新,都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政府行使职能并非要“事必躬亲”、处处插手,而应以合理架构市场运行规则与框架来间接引导和规范市场经济活动。政府要做的是在宏观层面把握和引导市场走向,对市场运行进行必要监督,保障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为总体社会财富的增长提供必不可少的助力。
  自资本主义经济成型至今,在世界经济的爆炸式发展历程中,没有人能够否认商事活动的决定性作用,也没有人会忽视“公司”这一商业组织形式的巨大力量。因此在法制领域,商法无疑是现代市场经济法制架构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但由于我国长期受到“重农抑商”等贬商或轻商思想的影响,加之市场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仍然不高,人们对于商法的价值取向一直都莫衷一是。由此导致一些商事法律法规的制定脱离商业实践,妨碍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
  笔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目前的政策导向、法律革新和行政改革,这三者发出的信号是一致的。它们都肯定了商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效益。当然,法律上的效益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学上所言的效益,法律上的效益除了要考虑整个社会的投入与产出比例之外,更强调对个人合法利益的尊重和保护。其主要作用体现为为社会主体的逐利行为创造优良的条件,并对其逐利结果和合法性进行充分肯定{1}。正因没有人能够比经营者自身更清楚自己的效益之所在,才需要政府抛却“强势政府”和“全能政府”的定位,简政放权,以“服务”的姿态让更多的社会资源能够自由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当中来创造财富。此时再来考察实行认缴登记制,取消注册资本登记限额,简化公司登记程序以及取消企业年检制度等举措,就不难理解其意义所在。
  立足以上观点再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应当为企业的创立提供便利服务和良好环境,同时对企业的经营自由给予充分尊重。对于企业自身所进行的各种营利行为,政府应当留给其充分的自治空间。因此,《公司法》的修正以及相关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无疑是上述良好关系形态下的起始部分,而取消年检制度等营业监督规范正是该关系形态下其他层面的体现。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和对商法价值取向的重新认知,无不显示出传统“管制商法”向新型“自由商法”逐步转变的商事法律制度发展大趋势。在此社会经济与法律制度发展趋势之下,当商人不再是一个特定的阶层,当社会中的每位成员都随时可能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之中成为参与商事经营活动的主体,营业自由权理念也必然在此时呼之欲出。
  三、契机下的营业自由权理念解读
  在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大潮中,其重点仍是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而我国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若要避免表面框架上的小修小补,而达到全面深入和革新进取的目的,就需要内在观念的革新与根本理念的突破。在学术研究领域,对于经济权利的研究仍多集中于财产权、福利权方面,而本源性的且符合市场经济精神实质与商法价值取向的营业自由权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一系列公司法律制度变革的事实背后却蕴含着营业自由权的精神实质,因此有必要以此为契机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商事法律制度发展的脉搏,从中提炼并解读营业自由权理念,将营业自由权作为自然民事权利进行研究。
  营业自由权即一国民事主体(自然人、法人与其他非法人组织)能够根据自己的资本基础自由选择进退法律不禁止且不危害他人利益的营业领域,自主设定自己的营业目的、范围和预期利益目标,为经营行为并得与其他营业主体进行交易的资格和权利{2}。亚当斯密曾讲道:“自由经商的权利和婚姻自由等权利如果受到侵害,这显然就损害了人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也就是人自己想做并且不会对他人造成损害的事情的权利。”{3}
  营业自由的内涵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是否进行营业的自由,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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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赵万一.商法独立与独立的商法——商法精神与商法制度管窥[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5.

{2}王妍.商事登记中公权定位与私权保护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2.夫妻本是同林鸟

{3}[美]帕特里夏沃哈恩.亚当斯密及其留给现代资本主义的遗产[M].夏镇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64.

{4}赵万一.商事登记制度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2.

{5}杨春福.权利法哲学研究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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