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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域外辩诉交易的发展及其启示
【英文标题】 The Development of Plea Bargaining in Other Countries and Its Teachings
【作者】 冀祥德【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辩诉交易;源流溯求;本体内容;传播发展
【英文关键词】 plea bargaining;retrospect;contents;development
【文章编码】 1003—4781(2007)03—0023—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3
【页码】 23
【摘要】

辩诉交易源于美国。其后,辩诉交易在德国的传播实践叫“刑事协商”;在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中被规定为“依当事人要求适用刑罚程序”;在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中被称为“在刑事被告人同意对他提出的指控时做出法院判决的特别程序”,通称为认罪程序;日本学者建议在对其简略程序改造时增加该程序叫做“司法交易”;而在英国、加拿大等国家中仍然习惯称之为“辩诉交易”。辩诉交易从在美国之发端.到在加拿大等国家之广为传播,其之所以在一片抨击与责难声中,仍能保持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根源于该制度所独具的、其它诸多刑事司法制度所无法媲美的价值蕴涵。

【英文摘要】

Plea bargaining comes from the US,and then spread to Germany,Italy,Russia,Japan,as well as the UK and Canada with various terminologies.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ystem,since its origin in the US.its spread in Canada and other countries,it is assailed and scolded by many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but still,it is quite vigorous.The reason of this phenomenon is that this system has its unique value contents which is not included in any other criminal judicial system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4173    
  法律社会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历史从远古的洪荒一步步演变到当今灿烂的文明,无论是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度,还是行进程度相对滞后的族园,人们都无一例外的不能超脱其最基本的社会性质所产生的必然状态:在一定规范中生存。尽管社会形态的不同变化必然引至社会规范的迥异演进,而在无数种社会规范差异中,法律文化往往有着最后共同的归宿,即用法律制度凝聚和表达法律的进步与文明。辩诉交易,这一最早生成于大洋彼岸美国土壤的法律制度,如何成为东方中国司法改革中一个炙手可热的法学焦点?[1]结论的得出还得从问题本身的探寻开始。
  一、辩诉交易在美国的产生与运行辩诉交易制度发端于美国,英语文为Plea Bargaining,[2]意即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的讨价还价。辩诉交易的前提是被告人的有罪答辩(Plea of Guilty)。关于有罪答辩的最早的报告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有资料证明,一个被指控犯有一级犯罪的被告人向一个初级法院作了有罪答辩,法院在给被告人一天的时间进行深思熟虑后,又询问了当时的州长、狱长等人,借以查清被告人在作有罪答辩之时神志是否清楚。是否曾经受到虐待,或者是否得到某种承诺或希望。这反映了当时法院对有罪答辩的抵触情绪。{1}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辩诉交易开始只在一些大城市的刑事司法中使用,处于不公开状态。19世纪后半期,包含明示辩诉交易内容的案件开始在上诉法院出现。{2}直至1970年,美国联邦高等法院在Brady V.U.S一案的判决中才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3}1971年,最高法院在对Santobell V New York一案的判决中’再次强调了它的合法性。判决称:“如果每一项刑事指控均要经受完整的司法审判,那么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需要将其法官的数量和法庭设施增加许多倍。”判决明确指出“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运用得当,它应当受到鼓励。”{4}1974年4月美国修订的《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辩诉交易在司法制度中的法律地位。
  由于辩诉交易具有减少积案、提高效率并且对控辩双方以及被告人都有可得利益之功效’所以其一经问世便显示出了勃勃生机,由开始适用于个别州、个别案件发展到运用于整个美国。据资料显示,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90%的案件是以辩诉交易结案。辩诉交易被称之为“非常令人向往的”“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辩诉交易被85%至90%的刑事案件采用”。{5}(P413)如纽约市1990年有300名法官、500名检察官和1000名律师,1990年该市刑事犯罪和运用辩诉交易的情况如下:犯重罪而被逮捕的有118000人次,轻罪达158000人次,重罪案件中有64000人在侦查阶段就作交易解决了,占54.24%;有54000人按重罪起诉到法院’占45.76%,即不足一半。在起诉到法院的54000人中,45000人是按辩诉交易解决的,占83.33%;5000人因证据不足而撤销案件,占9.26%;仅4000人按正式程序开庭审判,占7.41%。{6}(P186)
  美国在辩诉交易实践之始,法官不参加控辩双方的交易,后来,一些司法区开始允许法官参与交易。现在,美国所有的司法区都已制定了规范辩诉交易的法律和法庭规则,明确要求把辩诉协议公诸法庭并记入正式的法庭记录;辩诉交易在公开的法庭上结束后,必须由法官决定是否接受答辩。法官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必须确认答辩是否符合用于规范认罪答辩的所有宪法、法律规范。如果不符合规范,法官也可以选择是否拒绝认罪答辩。而毋须遵守检察官与被告人达成的协议。如果法官拒绝接受认罪答辩,他必须通知被告人并给他一个撤回认罪答辩的机会。如果法官决定接受答辩,他会通知被告人他的判决。{7}(P389)
  美国的辩诉交易从产生之日起就处在一片褒贬声中。阿拉斯加州检察长在1973年命令全州所有检察官停止参加辩诉交易, “全国刑事审判标准及目标咨询委员会”在全国呼吁,争取在1978年之前废除辩诉交易。但支持派认为,“如果明令禁止辩诉交易,美国刑事审判体系就会崩溃,因为交易不会就此消失,它将会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继续存在而且比现在更缺少法律保障”。有资料表明,1998财政年度,美国50个州的各级法院共办理各类案件8905.5万件,而各州法院系统共有法官16000余名,还有9000余名非职业化的治安法官,法院年人均办案3500余件。这一年,联邦地区法院共办理各类案件181.6万件,而全美国仅有1131名各级联邦法官(此尚含359名可以享受退休待遇但仍在办案的资深法官),以及837名事务性法官,每个法官年均办案近千件。有学者指出,辩诉交易已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没有辩诉交易,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8}(P22—23)
  笔者研究发现,尽管在美国反对辩诉交易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但是,美国司法界目前大多数人却并不倾向于废除这一制度,而是主张在努力抑制其弊端和不断改良中,进一步发挥其任何其它制度所无法替代的功能。可以预见,辩诉交易将继续在美国的刑事司法体制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辩诉交易在美国域外的传播发展
  辩诉交易给美国的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也引起英国、意大利、德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西班牙、爱尔兰等其他国家的兴趣,进而纷纷效仿。
  英国与美国在辩诉交易所适用的案件范围上相同,轻罪案件和重罪案件都可以适用辩诉交易程序进行处理。但是英国辩诉交易的做法是,检察官只可以与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就减轻指控进行交易,不能对量刑问题交易,量刑的轻与重完全取决于法官。同时辩护律师可以直接与法官进行交易,但检察官应当在场,被告人的有罪答辩可以导致法官将刑期轻判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英国司法实践中的辩诉交易有指控交易、事实交易和答辩交易等交易形式。指控交易包括:第一,当被告人面临两项以上指控并表现出答辩无罪意图时,检察官可能撤销其中一项或几项指控,借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第二,当被告人面临严重的指控并表现出无罪答辩意图时,检察官可以降低指控,如将故意杀人降为过失杀人、抢劫降为盗窃、强奸降为性骚扰等,借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事实交易是指在某些案件中,控辩双方达成协议,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检察官承诺以特定的方式陈述案情,如不提及某个加重情节或不提及他人(如被告人的配偶、子女、朋友)参与犯罪的情况。答辩交易主要是通过量刑折扣等刺激,鼓励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交易的达成往往是控辩双方律师交换意见的结果。{9}
  辩诉交易在意大利的实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意大利刑事诉讼中,依当事人要求适用刑罚的程序与英美普通法的辩诉交易较为相似,即都是由起诉方、被告方同法官之间对量刑进行的商讨,从而使量刑不仅仅是法官的专有职权;都需要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要求进行,法官不是根据职权进行;对被告方的刑罚都有一定的减轻。但是,意大利式辩诉交易并非照搬英美辩诉交易程序,而是具有自己的特点。例如,程序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当事人的请求权更容易行使;法官的作用更加积极;请求涉及的实体内容有所限制等。另外,美国的辩诉交易内容可以涉及定罪和量刑,而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内容只涉及刑罚而不能涉及定罪,只允许控辩双方对施用刑罚进行磋商,不能对指控的罪名进行讨论。 。
  德国的刑事诉讼中没有正式的辩诉交易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有协商、协议、谅解,说法不同,但实质一致。与美、意不同的是,这种协商是以程序的结束为目的的。在德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下三种形式:1.控辩双方在诉前程序中协商(有时还有法官),被告人承认有罪,检察官不提出起诉书,而使诉讼程序在被告人支付一笔罚金的情况下终止;2.控辩双方在诉前程序中协商,被告人认罪,检察官向法官申请发布一项惩罚令,被告人接受该惩罚,从而结束该程序。这种协商可以不经过主审判程序的审理;3.控辩双方在主审判程序或先前的程序步骤中协商,如果被告人被允诺判处轻微的刑罚作为回报,他就承认自己的罪行。经过曲折的发展,协商不仅已在德国的刑事诉讼中建立起来,并且还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
  在加拿大,一段时间以来,辩诉交易已成为刑事司法制度中最矛盾也是最难以理解的一部分。1975年加拿大法律改革委员会评论它是“对于庄重的刑事司法制度而言没有地位的事物”。然而,在关于这种实践及其否定的评论发表后仅十年时间,法律改革委员会1984年在其一篇工作报告中将辩诉交易几乎当成了刑事诉讼程序的日常部分,而且到1989年,委员会评论“辩诉交易不是内在令人耻辱的实践”,且建议这一实践应变得更加公开和更具有责任性。 {10}(P238)与美国的辩诉交易相同的是,加拿大的辩诉交易适用于所有的刑事案件,控辩双方就罪名、罪数和量刑均可交易。加拿大的辩诉交易比美国的辩诉交易更加灵活,控辩双方不仅在案件庭审前可以协商,而且在案件进入开庭程序后,控辩双方均可要求法官暂停审判而交易协商,这一点与德国刑事诉讼中的协商十分相象。在认罪案件的庭审中,加拿大的法官有绝对自主的裁量权,对于控辩双方的协商,法官的最后量刑通常不会超重,并且经常出现法官的量刑判决轻于控辩协商意见的情形。[3]加拿大的刑事案件只有5%左右进入正式的开庭审判程序,95%的案件是以辩诉交易、代替性惩罚和主控官撤销案件而被处理的。
  日本现行之刑事诉讼程序中,虽然没有辩诉交易的规定,但是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简略程序,即法官可以不以开庭之方式审理案件,而是根据检察官提出的案件材料,通过简略命令对被告人处以罚金或者罚款刑罚。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刑事诉讼中规定的简略程序,其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被告人作“有罪内容陈述”,并且自愿选择简略程序。据资料显示,日本检察机关起诉处分的案件有92.6%请求法院适用简略程序,法院办理的刑事案件90%以上适用了简略程序。日本的简略程序适用中,虽然没有定罪与量刑的交易,但辩诉交易的种种好处已经对其产生了深深地诱惑。日本的司法改革中,于2001年6月提出了司法改革最终意见书,描绘了日本司法改革的基本轮廓,并在政府内阁成立了“司法改革推本部”,具体负责有关司法改革的法律起草工作等。本次司法改革已经决定,通过修改法律,将案件区分为有争案件和无争案件,导入英美法中的有罪答辩制度,引进辩诉交易,简化诉讼程序,实现刑事诉讼的合理化与迅速化。为此’日本政府定于2004年国会会期时,向国会提出主要的法律改革,如果获得通过,司法改革将会全面展开并在短期内完成。{11}(P102)
  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于2001年11月22日通过了新《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典》,该法典于2001年12月5日经联邦委员会批准,于2002年7月1日生效。该法典借鉴美国之辩诉交易以及意大利等国家实行简易程序迅速处理刑事案件的经验,规定了三种特别程序:一是因双方和解而终止刑事案件或因积极悔过而终止刑事追究程序,二是和解法官审理案件的程序,三是在刑事被告人同意对他提出的指控时做出法院判决的特别程序,即俄罗斯式辩诉交易程序,或认罪程序。规定辩诉交易适用于对被告人的刑罚不超过5年的案件,且刑罚不得超过所实施犯罪法定最高刑种最高刑期或数额的2/3。
  西班牙在1982年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一种程序,被告人有权通过对检察官的指控表示同意’从而放弃接受审判权。这一程序规定在实践中虽然只起着很小的作用,然而,西班牙在1988年却立法考虑予以推广。1988年12月通过的西班牙《刑事诉讼法典》,规定检察官在起诉书中请求判处的刑罚为6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均可适用此程序,并且规定检察官可以对所起诉的被告人请求适用较轻的刑罚。法官也可以承诺对被告人处以较轻的刑罚,目的在于使被告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作有罪答辩。这种以被告人有罪答辩为条件的从轻处罚制度,实际上就是辩诉交易的一种形式。
  爱尔兰刑事诉讼活动中实行辩诉交易制度。爱尔兰的辩诉交易限于指控撤诉,且被告人在辩诉交易中有较大的主动性。被告人在收到检察官的起诉状后,如果有多项有罪指控,被告人可以对起诉状中某些指控作有罪答辩,从而取得检察官对于起诉状中其他罪的指控的撤诉。这种指控撤诉,往往是起诉状中那些较严重的罪的指控。在爱尔兰的辩诉交易中。检察官委派的律师参与辩诉交易尤其是接受被告人的交易时,必须得到负责人的授权。法官对于被告人自愿的有罪答辩指控通常在惩罚是给予减轻,但是检察官的律师不能向被告人做出任何对于保留的指控可能受到的处刑的保证。为了保证被告人请求采取辩诉交易的自愿性,法官应当极其谨慎地预先对被告人表示他对有罪答辩或定罪情况下适当量刑的态度。{12}(P269—270)
  以色列最高法院在1972年的巴马特克(Bahmoutzki)案的判例中,确立了辩诉交易制度。处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以色列赋予了检察官尤其是检察长在辩诉交易中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以决定是否对某人或某罪提出指控。{13}
  法国在2004年8月通过的司法改革议案中,正式确立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
  我国台湾地区在1990年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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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Commonwealth v.Battis,1 Mass.95(1804).

{2}See State v.Richardson,12 s.W.245(Mo.1889);State V.Kring,8 Mo.App.597(1880).

{3}Brady v.United States,379,U.S 742,752—53(1970).

{4}Santobell V New York,404.U.s 25,260(1971).

{5}(美)艾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M).陈卫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程昧秋.两大法系刑事诉讼模式之比较(J).比较法研究,1997,(2).

{7}甄贞.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8}陈瑞华.美国辩诉交易与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之比较(J).政法论坛,1995,(3).

{9} See Andrew Ashworth.The Criminal Process——An Evaluative Stud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爬数据可耻

{10}(加拿大)柯特·T·格雷弗斯,西蒙·N·维登一琼斯.当前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探讨(A).江礼华.杨诚.外国刑事诉讼制度探微(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1}王云海.日本的刑事司法改革(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2).

{12}汪建成,黄伟明.欧盟成员国刑事诉讼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3}Eliahu Harnon.Plea Bargaining in Isral—The Proper Function of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Victime (J).Isral law Review,Volume 31 Numbers 1—3,Winter—Summer 1997.

{14}樊崇义.论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J).政法论坛,2001,(2).

{15}(美)波斯纳.法律之经济分析(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16}(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17}刘根菊.确立中国式辩诉交易程序之研讨(J).政法论坛,2000,(4).

{18}左卫民。周长军.刑事诉讼的理念(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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