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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略论合同诈骗罪的几个问题
【英文标题】 Several Issues of Contractual Defraudment Crime:an Outline
【作者】 梁华仁张先中【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合同 合同诈骗 非法占有 履行 数额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1
【页码】 70
【摘要】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民事纠纷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前者在主观方面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认定这一目的应从两个阶段入手:一是在合同签订阶段,看是否有欺诈行为;二是在合同生效后,行为人的履行态度、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以及合同标的物的处理情况。合同诈骗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确定合同诈骗罪数额的标准:在合同诈骗罪未完成形态中,应依合同标的额来确定;在合同诈骗罪完成形态中,应以犯罪造成的直接损失来确定。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226    
  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关于合同诈骗罪,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应予探讨。
  一、对“非法占有”目的之分析与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目的型犯罪,其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点是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民事纠纷的重要区别。因此,分析、认定非法占有的目的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关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存在的形式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种存在形式:[1]第一种是,存在于签订合同之时,即犯罪主体一开始就无履行合同的诚意,而只是想通过合同骗取他人财物。第二种是,在签订合同时,行为人内心是不确定的,是否履行合同义务对行为人来说尚处于朦胧不清的状态。如果后来行为人通过合同约定取得了对方财物,但是没有机会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也没有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这时可以认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第三种是,行为人与他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骗取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双方签订合同时希望通过履行实现利益的意图是确定的,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促成了行为人主观意图的转变,行为人不再履行合同,只希望无偿占有对方财物。这是行为人主观意图由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转化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的情况。
  对于第一种形式,显然是无可争议的。而对第二和第三种存在形式,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这两种形式的共同之处在于: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是产生在合同签订之前或之时,而是产生在合同签订之后的履行过程中。因此,这两种形式都是强调犯罪目的的转化。我们认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目的不可能有转化形态。因为:
  第一,认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目的有转化形态的观点违背了目的型犯罪的一般原理。从目的型犯罪的一般原理来看,其犯罪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意思阶段,即犯罪分子先有一定动机,然后确立犯罪目的,最后决意实施犯罪,这都属于行为人的心理活动;第二阶段是行为阶段,即在犯罪目的支配下,为犯罪作准备或着手实施犯罪。意思阶段总是先于行为阶段,因而犯罪目的的确立也总是先于犯罪手段的选择。目的相同,选择的手段不同,构成的犯罪就会不同;手段一样,目的不一样,构成的犯罪也不一样。就合同诈骗罪而言,行为人也是先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然后在此目的支配下选择合同这一形式来达到诈骗目的。如果先是合同有效成立,后又生所谓“非法占有的目的”,则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因为行为人已失去了选择犯罪手段的可能。法宝
  第二,混淆了所有权与债权两种不同的事物。所有权是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之一,而债权则不是。如果在签订合同时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无任何欺诈行为,则合同是有效的。此时,一方当事人依有效合同取得相对人的财物,是合法占有,并未侵犯所有权。相对人依合同交付财物后,其所有权即移转,而只享有对行为人的债权。行为人不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的行为,只是债务不履行的民事纠纷,行为人对此只承担违约责任,而不能承担刑事责任。当然,对于非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如借用合同等,行为人合法占有财物后,主观心理转变为非法占有的目的,则只可能构成侵占罪,而决不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因此,在行为人既无诈骗故意,又未采取欺骗手段而签订了合同的情况下,合同即合法、有效地成立,行为人有从合同相对人处取得合同项下的财物的权利,其取得财物为合法占有,不可能再生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一种主观以理状态,我们既不可能通过肉眼直接看到,也不可能用仪器测量到,而只能通过行为人一定的外在表现来认定。关于认定的依据,学界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依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来判断。[2]第二种观点认为,以实际履行能力作为基本出发点,再结合行为人的履行态度以及对合同标的物处理情况等因素进行分析。当然,也有无履行能力却不构成犯罪的例外,[3]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从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造成损失的真正原因三个方面来判断。[4]
  我们认为,仅以履行能力作为判断依据是不妥当的。在合同签订之时,行为人的履行能力可有完全履行能力、部分履行能力和无履行能力三种情形。如果行为人具有完全履行能力,他可能是想通过合同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也可能以此为诱饵,诱骗相对人签订合同,而他自己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一是对方交付财物后,就逃匿或根本不履行合同义务,意图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在行为人具有部分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他或者夸大履行能力诱骗对方签订合同,从而骗取他人财物;或者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小本经营,获取较大利润。在行为人不具有履行能力时,也具有骗取他人财物和实行无本经营、获取合法利润两种可能。所以,是否具有履行能力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二者不是同一的。
  我们主张,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从两个阶段着手。在合同签订阶段,看是否有欺诈行为。具体来说,就是看是否以虚假的身份和虚假的担保来欺骗对方,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交出财物。签订合同要用当事人真实的身份,以保证发生合同纠纷时便于双方及时解决纠纷。如果当事人签订合同时有意隐瞒、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虚构或冒用他人名义,一般可证明其有非法意图。担保是为保证债权人在债权得不到实现时而获得补偿的方法。当事人提供的担保必须是真实的,如果提供虚假的担保,随后又不积极履行义务,则可认定其有诈骗故意。第二阶段要考察合同生效后,行为人的履行态度、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以及合同标的物的处理情况。如果行为人不想诈骗对方财物,合同生效后,都会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最终未获履行也只是由于意外、不可抗力或第三人的原因。倘若合同生效后,行为人对履行合同不作任何努力,或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从而占有他人财物的,可认定为有诈骗故意。此外,行为人积极履行合同与搪塞、应付是有区别的。后者是行为人有履行能力、有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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