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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试论刑事审判简易程序选择权
【英文标题】 A Power to Choose the Summary procedure of Criminal Judgement:a Preliminary Study
【作者】 於恒强张品泽【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简易程序选择权 启动权 变更权 完全选择权 不完全选择权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3
【页码】 71
【摘要】

刑事审判简易程序选择权是指刑事诉讼程序参与者根据自己的意思,决定启动刑事诉讼简易程序、适用简易程序后变更该程序以及与该程序相关的事项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简易程序选择权在世界各国存在不同的模式,我国目前施行的模式已暴露出一些弊端,应该加以改革,应赋予当事人以简易程序选择权,以便与国际公约的规定相接轨,有利于保护被告的诉讼权利。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256    
  一、刑事审判简易程序选择权概述
  刑事审判简易程序选择权指刑事诉讼程序参与者(尤其是被告人)[1]根据自己的意思,决定启动刑事诉讼简易程序、适用简易程序后变更该程序以及与该程序相关的事项的诉讼权利。特点如下:第一,刑事审判简易程序与其它刑事审判程序并存(如刑事诉讼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是行使刑事审判简易程序选择权的前提。很明显,如果仅有一种诉讼程序,不论是普通程序,还是简易程序,都不存在程序选择的问题,刑事审判简易程序的选择权当然也无从行使。第二,刑事诉讼程序参与者是行使刑事审判简易程序选择权的主体,法院是程序主持者、裁判者,不参与程序选择,而处于一种消极、中立的地位,依法按照当事人事先选择好的某一程序(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行使审判权。第三,刑事审判简易程序选择权包括程序参与者启动简易程序的诉讼权利和适用简易程序后变更该程序的诉讼权利,[2]以及选择与程序有关事项的诉讼权利(如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时间、范围等)。第四,刑事审判简易程序选择权是一种诉讼主体性权利,是当事人被看作诉讼主体,能按自己的意思表示,实现本人诉讼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听凭法官摆布、处置的客体对象的一种体现。第五,刑事审判简易程序选择权是诉讼当事人以司法公正与效率权衡后的一种处分权。司法公正与效率是诉讼程序的两大基本价值,不同诉讼程序的设计对这两大诉讼程序价值追求各不相同。普通程序要求正式、复杂的程序,诉讼周期相应较长,追求司法公正为主,效率为辅;而简易程序则规定了简便、非正式的程序,诉讼程序迅速,因而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正。当事人选择某种程序,实质上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对程序价值作出判断后的一种处分行为。刑事审判简易程序选择权属于诉讼当事人主体性诉讼权利,直接导源于程序主体性原则,“国民之法主体、程序主体性原则及程序主体权等原理,纷争程序当事人即程序主体,亦应为参与形成、发现及适用‘法’之主体”。[3]此原则已基本成为各国公认的一项宪法和诉讼法原则,并认为当事人在诉讼中必然有意思自由,有处分自己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权利,是立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由,对当事人进行程序关怀的体现。它强调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主观积极性,鼓励当事人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程序,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基于程序主体性原则,当事人有权使用简便、快捷的程序或避免使用无实益的程序的权利。即便选择的某些程序可能对保障其实体权利不利(如选择简易程序),但程序选择权的精髓在于让当事人自己在发现案件真实与促进程序二者之间权衡,[4]由他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作决定,因此产生的后果当然也由他承担。
  确定程序选择权的意义在于:第一,有助于增进判决的合法性,提高公众对诉讼的信服度和接纳度。法官裁判要做到绝对的公正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律程序只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即虽然在程序之外存在一个终极的正义标准,但要完全实现这一标准是不可能的。[5]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案件事实的不可逆性和法官“有界理性”的矛盾。现象学的方法认为,案件事实被认为是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凭借法庭对法官、辩护律师、证人以及原被告间的相互作用来确定的。“法律”和“事实”融为一体,难以区分。[6]法官要作出一个绝对正确的判决是很困难的。即使法院能做出绝对正确的判决,处于利害关系中的当事人也可能觉得判决不公正,而程序选择权使当事人感受到程序正义,使当事人“对判决的结果也就失去了客观依据而只得接受,这种效果并不是来自判决内容的‘正确’或‘没有错误’等实体性理由,而是从程序本身的公正性、合理性中产生出来的”。[7]第二,增进诉讼的效率,提升诉讼机制的社会适应性。程序选择权的设立为当事人提供了诸多便利,时间大大缩短,大幅度地降低了诉讼成本,当事人的积极性亦因此增加,避免了当事人因诉讼的机会成本过高而放弃诉讼。相应地,法院也能将司法开支降到最低程度,司法资源大大节省,诉讼效率得以提高。纠纷形成的多样性,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对立性,决定了单一的纠纷解决模式是无法适应社会纠纷解决的客观要求,只有建立多重诉讼程序,并赋予当事人选择最符合其利益的诉讼程序,诉讼机制对社会生活的适应性才得以显示。
  二、外国刑事审判简易程序选择权的模式
  当今世界各国由于刑事诉讼目的、模式不同,刑事审判简易程序选择权的规定也不尽相同,按照程序参与者对简易程序及相关该程序的事项的选择的独立性为分类标准,国外立法、司法实践中,刑事审判简易程序选择权主要有以下几类模式:
  一是完全简易程序选择权型,即控辩双方当事人几乎完全控制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主动性,自由处分简易程序选择权,不会受到第三者(主要指法官)的严格司法审查,法律限制宽松。英、美等国的“辩诉交易程序”(Plea Bargaining),正是这种完全简易程序选择权型的典型例子。首先,举行这种交易的时机由双方当事人自由掌握,交易一般在审判前任何时间里均可进行。“依据《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联邦辩诉交易按下述程序进行。……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庭审前的任一阶段进行谈判。谈判的方式灵活多样……”。[8]其次,法律和判例对适用这一程序的案件在范围上几乎没有作任何限制。在实务中,被告人甚至可以就诸如谋杀等最严重的犯罪作出有罪答辩,并进而同控方进行辩诉交易。再次,为促进和吸引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检察官可以自由处分指控的内容,如减轻所指控罪行严重程度、数量,以较轻的罪代替较重的罪,接受被告的免刑要求等,而不会受到法官严格有效的司法审查。法官仅有权就双方交易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审查,以确定被告人的答辩“是否是自愿和理智”的,以及“是否具备事实上的基础”。法律一般严格禁止法官参与任何形式的辩诉交易。最后,辩方在这种程序中事实上拥有自行处分自己实体权益的权利。[9]被告人要么作有罪答辩,放弃得到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放弃获得无罪判决的机会,而选择辩诉交易这种简易刑事审判程序;要么作出无罪答辩,不愿意与控方协商交易,而宁愿去接受冗长繁杂的陪审团审判。
  二是不完全简易程序选择权型,即控辩双方有相当部分的自由选择适用简易刑事审判程序的诉讼权利,第三者(法官)或法律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该程序的自由选择运用。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1988年前)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的处刑命令简易审判程序,体现了这种不完全简易程序选择权型。首先,控辩双方能根据自己的意思表示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一些国家,如德国,检察官有权向法官提出适用处刑命令的申请(申请书中必须详细载明案件的情况以及所要求的特定刑罚种类及罚金数额),法官只对检察官的书面申请及案件材料进行审查,并据此决定是否发一项处刑命令(处刑命令只能按照检察官申请书中所要求的那样适用刑罚)。被告人既可以接受这一命令,也可以拒绝接受。如果拒绝接受处刑命令,该令就失去法律效力,案件就转入正式法庭审判;如果接受该命令,处刑命令就同法庭正式判决一样,产生法律效力。而且如果被告人起初拒绝接受处刑命令,后来还可以重新提出接受命令,检察官一般应当同意。在日本,检察官必须向被告告知这一请求的细节,并取得被告人同意才可以向法院提出发布处刑命令的请求。其次,处刑命令程序适用范围仅限制在对被告人判处轻微刑罚的简单刑事案件中,当事人无权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由选择适用该程序。在德国,这一程序只能适用于对被告判处罚金、没收执照等刑罚的轻微案件之中。在日本,只能在对被告人判处5000日元以下的罚金、罚款及缓刑、没收等附加处分的简单案件中适用。再次,控方不能自由处分所指控刑罚,法律明确规定减少刑罚的幅度。如意大利,法官一旦对检察官提出的适用处刑命令的申请予以认可,即可以对被告减少50%的法定罚金数额。
  另外,意大利在1988年的刑事司法改革中,构成了两种简易审判程序:一是“基于当事人请求而适用刑罚”;二是“简易审判程序”。这两种简易审判程序将控辩双方的主动选择,以及双方协议的结果,作为运用速决程序的前提条件,即只要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了协议,那么几乎所有刑事案件均又可按简易的方式加以解决。[10]因此,改革后的意大利简易审判程序选择权已经由“不完全简易程序选择权”型转向“完全简易程序选择权”型。
  三、我国刑事审判简易选择权
  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办案时间,尽量减轻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负担,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增设了简易程序。那么,我国刑事审判简易程序选择权特点又是如何?第一,从简易程序启动上看。首先,作为程序主持者,诉讼裁判者的人民法院对简易程序的启动拥有绝对的权威。刑事诉讼法174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89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司法解释)第217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174条第1项规定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认为依法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并将全案卷宗和证据退回人民检察院。”第219条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此可见,我国刑事审判简易程序启动者依法主要是人民法院。其次,作为程序参与者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具有一定程度的简易程序启动权。如刑诉法第174条第1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建议或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一;”司法解释第218条“对于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时,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174条第1项规定,拟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书面征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同意并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后,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然而,人民检察院的上述简易程序启动权是一种被动的、不完全的选择权,还必须服从人民法院的最终决定,受到该司法解释第217条的制约。最后,程序参与者之一的辩方当事人(被告人)完全没有启动简易程序的权利。修正后的刑诉法没有赋予被告人启动简易程序的权利。司法解释第222条、223条仅规定了被告人对公诉案件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否认权、辩护人的无罪辩护权以及被人民法院告知适用简易程序的知悉权。第二,从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看。一是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二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三是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第三,法律没有赋予程序参与者有关选择简易程序后相应的定罪量刑选择权,即在选择简易程序后,控方不能选择减轻降低其指控的刑罚,辩方没有选择认罪后获得法定减轻处罚的权利。第四,从简易程序变更上看。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后人民法院全面垄断了变更简易程序的权力,刑诉法第179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按照本章第1节或者第2节的规定重新审理”。这里“应当按照本章第1节或者第2节的规定重新审理”指代之以适用第一审公诉案件普通程序或者第一审自诉案件普通程序,从头开始开庭审理。司法解释第229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发现以下不宜用简易程序情形的,应当中止审理,并按照公诉案件或者自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
  由此可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不愿意适用普通程序,不能构成其启动简易程序的前提;当事人不愿意适用简易程序,不能构成其变更该程序的理由。只有人民法院拥有选择或不选择简易程序的双向选择权力,简易程序自由选择权牢牢受控于人民法院。被告人无简易程序选择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增设简易程序的同时,将简易程序的选择权力,主要交由作为程序主持者、裁判者的人民法院掌握,而作为程序参与者的控辩双方(尤其被告人)几乎没有任何真正、实质意义上的简易程序自由选择权利,其立法原因究竟何在?笔者认为,第一,是由刑事诉讼法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法律性质决定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国家飞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标准,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修正后刑事诉讼法规定由人民法院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程序参与者(被告人)没有程序选择权,正是贯彻一切有利国家、集体利益,否定了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赋予被告自由选择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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