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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我国大陆地区未成年人司法转处措施的多样化初探
【副标题】 基于对澳门地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思考
【英文标题】 Diversity of the Juvenile Criminal Justice Diversion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英文副标题】 Based on the Juvenil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Macao
【作者】 刘奕君【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刑法学【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司法转处;非监禁刑
【英文关键词】 juvenile criminal justice; judicial diversion; non-custodial penalty
【文章编码】 1674-5612(2018)04-0101-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101
【摘要】

澳门地区确立了比较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制度,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正面效应。而大陆地区《刑事诉讼法》虽然新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但是对于未成年人司法转处问题关注不够,制度单一且问题重重,不仅不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充分实现立法的目的。因此,为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可以适当借鉴澳门地区的司法经验,结合我国大陆地区现有立法问题,构建形态多样化的司法转处与非监禁性措施。

【英文摘要】

The Macao area has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system of juvenile criminal justice diversion, and has achieved positive effects in practice. Although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the mainland has added the criminal procedure for juvenile criminal cases, it does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juvenile criminal justice diversion. The system is single and has many problem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s, nor can it fully achieve the purpose of legisl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juvenile criminal suspects, we can learn from the judicial experience of the Macao area and build a diversified judicial diversion and non-custodial penalty based on the existing legislative issues in Chinese mainlan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8533    
  
  未成年人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中,由于心智未发育健全,辨别是非能力不足,抵制诱惑能力较弱,容易受到不良因素影响,误入犯罪歧途。未成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未成年犯罪不仅影响未成年今后的发展,而且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危。相较于成年人犯罪,未成年犯罪具有主体特殊,可塑性强,可改造成功率高的特点,因此,对于未成年犯罪应当以预防和教育为主,而非片面地强调惩罚犯罪。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较为完善,监管教育措施形态多样化,体现了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理念,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犯罪的健康成长。澳门地区的先进司法经验做法可为完善我国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提供借鉴。
  一、大陆与澳门地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立法模式
  澳门地区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典,而是采用分散性立法模式,相关实体和程序规定散见于多部独立的法律法规中,包括《刑法典》《未成年人司法管辖范围的教育制度及社会保护制度》以及《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我国大陆地区也没有统一规定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但关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规定散见于《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
  顾名思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仅适用于未成年人。那么,未成年人身份的界定决定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适用对象。澳门《刑法典》第18条规定:“未满十六岁之人,不可归责。”澳门《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第1条规定:“本法律适用于在年满12岁尚未满16岁时于澳门特別行政区作出被法律定为犯罪或轻微违反的事实的青少年。”《未成年人司法管辖范围内之教育制度及社会保护制度》则规定,未满12岁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由其进行规制。由此可见,16岁为澳门地区刑事责任年龄的分界线: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需要负刑事责任,12至16岁的未成年人由《监管教育制度》进行规制。澳门地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采取不同的措施,多样化的分层式处分措施“因材施教”,更加有利于未成年的教育与挽救。“澳门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典型地倡导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处理模式,以竭力避免负面效应极大的‘标签’问题,为未成年人的矫正和更生提供条件。”{1}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有意区别成年人罪犯与未成年人罪犯,目的就在于从理念上、制度上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帮助和矫治,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充分发挥教育引导作用,及时引导未成年人回到正确的轨道,预防其再次犯罪,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二、澳门地区未成年人司法转处措施及配套机制
  《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规定了八种教育监管措施,分别为警方警戒、司法训诫、遵守行为守则、复和、感化令、社会服务令、入住短期宿舍与收容。可以将上述监管措施划分为以下几类: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一是语言告诫类。语言告诫类包括警方警戒和司法训诫,二者均是由司法机关向青少年作出严正警告,指出其行为的不法性、不正确之处及后果,区别在于做出告诫的主体不同。所谓警方警戒,是指由治安警察局的专责小组进行;所谓司法训诫,是指由法官做出。二者的目的在于告诫未成年人所作的行为须符合法律规范及法律价值观,并鼓励其以适当和负责的方式融入社群生活{2}。
  二是行为告诫类。行为告诫类包括遵守行为准则、社会服务以及入住短期宿舍。所谓遵守行为准则,类似于我国大陆地区《刑法》中规定的禁止令,是指禁止未成年人接触特定的人或事,禁止未成年人出入特定的场所,旨在强化规制未成年人的行为条件。所谓社会服务令,是指由法院规定未成年人进行社会公益服务活动。所谓入住短期宿舍,是指未成年人白天可以自由行动,而夜间必须在短期宿舍内住宿,且住宿期间也要遵守相关规定。
  三是复和措施。复和措施是指召集违法行为所涉及的人举行复和会议,在复和会议中通过协商,决定由青少年做出以下四种行为的全部或部分:向被害人道歉;就由其造成的财产损害,向被害人做出全部或部分经济上的补偿;为非营利机构进行社会性质的活动,有关活动应在一年内完成;遵守必要的行为守则{3}。复核措施不论是由法官依职权决定,还是由社会重返厅建议采用,都必须经过被害人同意。
  四是教育感化类。教育感化类具体是指感化令措施,需要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或实际负责照顾未成年人的相关人或单位参与,由法官规定他们在教育感化中的义务,同时法官也可为未成年人规定在感化令措施中应遵守的行为准则。
  五是收容。收容虽然不是刑罚措施,但导致未成年人离开自由环境,限制其人身自由,属于最严厉的处遇措施。少年感化院负责执行收容措施,目的是教育青少年遵守法律及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原则,使其以适当和负责的方式融入社群生活{4}。
  除了上述机构与措施外,澳门特别行政区还通过设置社会重返厅和儿童、青年服务处提供司法配套措施,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社会重返厅隶属于澳门特区政府法务局,是专门向刑满释放人员提供援助服务的部门,它通过“社会重返基金”“澳门善导宿舍”及“善导协力社”等向刑释人员提供短期性的援助,服务范围包括经济、住房及工作等方面{5}。此外,社会互助厅设立了儿童青年服务处,该部门主要负责对未满12岁的违法青少年和处于被虐待、被遗弃等危险情况下的未成年人开展保护性措施。这些独立的机构是对未成年人司法的有效补充,可以充分调动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对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有积极意义。
  三、我国大陆地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新增的第五编特别程序中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明确对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及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新增了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有利于实现刑罚个别化,加大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和改造,推动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然而,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避免“犯罪标签”效应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有必要建立多样化的转处措施。
  司法转处,即司法转向处置,从广义上理解是指,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前提下,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由成年人刑事程序转化按照未成年人保护程序处遇,从处遇阶段来看,包括审前的非司法化措施、审判中的非刑罚化措施和刑罚执行中的非监禁化措施{6}。《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1条对司法转处作出了专门规定,要求“应酌情考虑在处理少年犯时尽可能不提交主管当局正式审判”。我国大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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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于君刚.犯罪、社会化及其预防论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140.

{2}钱贤良.澳门独特的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J].人民检察,2008,(3):56.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3}邱庭彪.澳门刑事诉讼法分论[M].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37.

{4}赵琳琳.澳门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述评[J].青少年发展问题,2016,(5):52.

{5}卫港.澳门社会重返厅,帮释囚重返社会[N].法制日报,2001-05-31(8).

{6}盛长富.纵论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J].河北法学,2014,(12):130.

{7}谢青霞.法治与民生新加坡法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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