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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论犯罪故意中的事实认识
【英文标题】 Recognition of Facts in Committing Crimes on Purpose
【作者】 贾宇【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期刊年份】 1997年
【期号】 3【页码】 3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834    
  事实认识是犯罪故意中第一层次的内容,它是指行为人对于发生构成要件事实的明知。它是违法性认识存在的前提,也是整个故意成立的前提。
  中外刑法中的犯罪故意,都明文规定对事实认识要素的要求,只是措词略有不同而已。有的用“认识到”,有的用“预见到”,我国刑法上的规定是“明知”,除表示认识的程度外,还有否定性的情感色彩。
  关于认识的内容范围,中外学者的主张基本上趋于一致,包括国内赞成刑法上规定认识的内容应为一般的“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学者,在具体论述中,也同意中外学者“都认为故意所认识的内容应以某种构成要件规定的事实为限,即只要行为人认识到某罪构成要件的事实,便可以成立故意,至于行为人对构成要件以外的事实认识与否,皆不影响故意的成立。”[1]
  至于事实故意是否需要认识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没有争议的是,行为人对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件应当全部有认识。“不论是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都必须预见(认识)犯罪构成的一切客观要件。”[2]那么,对于法定主观方面的要件是否存在认识问题呢?一般都认为,故意本身就是犯罪主观方面的要件,不需要提出行为人对故意内容本身的认识问题。下面我们探讨刑法学界有争议的两个问题:第一,行为人对犯罪主体要件应不应当认识?第二,行为人对犯罪客体要件应不应当认识?
  有学者主张犯罪主体应属认识范围。如日本学者大□仁认为:“构成要件性故意的要件,可以说是行为人对犯罪事实的表象和认容。所谓犯罪事实是指符合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例如实行行为的客观方面、构成要件性结果、实行行为与构成要件性结果之间的相当因果关系,行为的主体、行为的客体、行为的状况等即是。”[3]我国台湾学者洪福增认为:“身分属于构成犯罪事实时,则其身分即系犯罪特别构成之一要素,非认识之,即不足成立故意。身分之认识,可分为二:(甲)自己身分之认识。自己身分之认识,属于构成犯罪事实之要素者,非认识之,则其行为即无故意之存在。例如收贿罪,须认识自己之身分为公务员,否则,则不足构成收贿罪者是。”[4]
  我国有学者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批评。“作为犯罪主体核心内容的刑事责任能力是存在于行为人自身的客观事实情况。只有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才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可能。只有对这种人,法律才要求有‘明知’。已经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即使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刑事责任能力,对其认识危害社会的结果也毫无影响。至于犯罪特殊主体中的特殊身分,行为人不是因为具有某种特定身分而决定了犯罪的性质,而是因为具有某种特定身分的人才有可能实施某种犯罪,因而也不是故意的认识内容。”[5]有的学者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认为“身分犯罪的身分并不是决定犯罪性质的关键,而利用身分的权利才是决定犯罪性质的要素,不过,利用权利已不是犯罪主体的特征,而是犯罪客观方面的特征,所以,犯罪主体的特征,哪怕是特殊主体的特征也不是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6]
  笔者同意犯罪主体不属于认识范围的观点。犯罪主体的特性是在犯罪行为导致构成要件事实以前就存在的,而不是行为人的行为将要导致的;我们所要求的事实故意中的认识,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构成要件的事实”,很明显是在行为人符合犯罪主体要件的前提下,对其行为将会导致的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确认犯罪主体是否合格,完全是司法者在认定犯罪成立时站在外部立场进行判断的对象,而不是行为人本身需要认识的内容。因为行为人对其主体情况的认识,不影响其主观恶性的存否,这种认识的缺乏自然也不阻却故意。即使身分犯的情况也是如此。
  关于犯罪客体是否应为故意认识内容的问题,首先需要分清社会主义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客体、犯罪对象与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客体、行为客体的概念。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中,犯罪客体又称保护客体,通说认为系指被害法益与被害人。被害法益是为法律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利益或价值,如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贞操、财产、信用等个人法益,公共安全、风俗秩序、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社会法益,国家存在、政府组织、政体维系等国家法益。被害人是法益的本体,或称享有法益之人,自然人、法人、社会、国家均可成为犯罪被害人。行为客体,则指犯罪行为直接攻击的物体,亦即行为的对象,又称攻击客体、被害物体。以盗窃罪为例,犯罪客体是他人动产所有权之安全性(法益)与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被害人),行为客体为所窃之物。再以伤害罪为例,犯罪客体是人的身体或健康的安全性(法益)与身体或健康受伤害人(被害人),行为客体是人的身体或健康。[7]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认为行为客体属于犯罪特别构成要件,是犯罪故意中必要的认识内容。[8]
  社会主义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客体,是指为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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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对象则是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物或者具体人。可以说,我们所称的犯罪客体比较接近于大陆法系所称的保护客体;而我们所称的犯罪对象,则较接近于大陆法系所称的行为客体。苏联刑法学界一般主张以社会关系为内容的犯罪客体应当是故意的认识内容,例如特拉伊宁指出:“故意应当包括说明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等的全部构成因素。”[9]我国学者目前一般也主张认识内容应当包括对犯罪客体的认识,例如有学者指出:“既然行为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那么行为人对其行为的性质、对犯罪客体和作为选择要件的犯罪对象的事实情况当然也应该是清楚的。”[10]
  笔者认为,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所主张的行为客体的意义上,将其作为认识的内容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作为法定构成要件的行为客体,如果行为人对其无认识,则必然影响行为人对其行为性质的判断,对其认识的错误理应阻却故意。例如误以人的身体为野兽而射杀,不能成立杀人的故意,又如误以他人之财物为自己之财物而予拿取,不能成立盗窃的故意。而在我国刑法理论所主张的犯罪客体的意义上,将其作为认识的内容则是很难成立的。其一,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侵害,这是立法者和法学家对于犯罪本质的深层次的揭示,而不是行为人(起码不是绝大多数行为人)对其行为本质的认识。不能把法学家已有的认识与行为人应有的认识相混同。其二,如果严格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则许多犯罪的故意都应被阻却。例如,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人,如果不懂得自己的行为会破坏自然生态平衡,是否就不能成立该罪的故意?诬告陷害他人的人,如果没想到自己的行为也是对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的破坏,是否就不能完全具有该罪的故意?其三,所谓对犯罪客体的认识,本质上是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属于规范评价的层次,应当在规范认识的内容里去解决其有无,而不应当在事实认识中解决。由于笔者在规范认识中主张以违法性的认识取代社会危害性的认识,所以对该问题的理论态度是,犯罪客体不应当成为犯罪故意中的认识内容。当然,这里涉及一个更大的理论问题:如何评价我国刑法理论中的构成要件之一——犯罪客体?这一问题并非几句话所能论清,需要另作专门的研究。
  笔者注意到,国内有学者在把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合一的意义上,主张犯罪客体属于故意认识的内容。[11]但这种主张给读者留下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主张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合一?第二,我国刑法理论原意上的犯罪客体,到底是不是故意认识的内容?期待这些问题能够引起国内刑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关注。
  综上所述,犯罪主体和犯罪客体都不应当是故意认识的内容。认识的内容应当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全部事实。
  具体分析,认识的内容主要有:
  1.行为的性质
  行为是犯罪的核心要件,行为的性质对于决定犯罪的性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行为人对其行为性质的认识,则是确定犯罪性质的重要主观前提。要求行为人认识的行为性质,在这里还不是法律规范评价,而是指对行为客观性质的评价,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例如明知自己的行为属于偷,属于抢,属于杀人或属于伤害。这里还不涉及行为人对该种行为是否有社会危害性,是否有违法性的评价,只要求行为人知道行为在客观上是什么。例如,某甲受某乙之托,到某地去拿一项财物。某甲以为该财物系某乙所有,故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为“帮助携带”,但客观上其行为是盗窃了他人的财物。由于某甲对自己行为的客观性质缺乏认识,他不能成立盗窃故意。又如,某丙见某丁在街上奔跑,又听见有人喊“抓小偷”,便决定实施抓捕行为,上前将某丁绊倒。实际上某丁是便衣警察,某丙的行为是妨害公务。但由于某丙缺乏对自己行为的妨害公务性质的认识,故不能成立妨害公务的故意。
  行为性质的认识,在很多情况下通过行为人对行为手段或行为方法的认识而确定。例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是在以秘密窃取的方法侵占他人财物,由此确认自己是在盗窃;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是在以签订虚假合同的方法侵占他人财物,由此确认自己是在诈骗。
  2.行为的对象
  行为的对象成为犯罪构成要件时,故意认识的内容自当包括对象。例如,所有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故意犯罪,都以“人”为犯罪对象,行为人必须对此有认识,否则不能成立故意。例如,误认人为野兽而射杀,就不能成立杀人的故意;反之,误认野兽为人而射杀,则不阻却杀人的故意,应负杀人未遂的罪责。再如,破坏通讯设备罪,其对象应是正在使用中的通讯设备,如果不知是正在使用中的通讯设备而加以破坏,则因缺乏对该罪构成要件的对象的认识,而不成立该罪的故意,只能按行为人认识的对象(如普通铜线)和行为性质(如毁坏),追究其盗窃罪或故意毁坏公共财物罪的责任。
  按照我们所主张的“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构成要件的事实”的观点,我国刑法139条第2款规定的奸淫幼女罪,其犯罪故意的成立无疑应当包括对受害人年龄的认识,即明知对方是不满14岁的幼女。因为犯罪对象不满14岁是本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事实。但对这一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不论行为人是否知道被害人是幼女,只要在客观上与不满14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就应以奸淫幼女定罪。第二种观点认为,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构成奸淫幼女罪除了行为人对幼女的奸淫行为外,行为人还必须明知被害人是不满14岁的幼女。否则,就不构成奸淫幼女罪。第三种观点认为,构成奸淫幼女罪,应要求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但是,并不要求行为人确知对方是幼女,而是只要他知道可能是幼女,就可以认定行为人是明知对方是幼女而故意奸淫,从而构成奸淫幼女罪。第四种观点是,对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需作具体分析:幼女身体发育早熟,且谎报年龄,致使行为人显然无法知道其为幼女,同时性行为出于双方自愿的,一般不构成犯罪;幼女谎报年龄,但其身体发育并不早熟,行为人完全可以认识到她可能是幼女的,即使性交已征得幼女同意,仍然构成奸淫幼女罪。[12]
  上述第一种观点,是严格按照我国刑事立法所作的理解,在法律上是正确的,但在理论上却缺乏公正合理性。按照这种理解,我国刑法上也是存在绝对责任或称严格责任的,如英国的威廉姆斯教授的观点:任何国家的刑法中都有绝对责任情况的实际存在,凡法律或事实错误实际上影响罪过,但立法不减免罪责的均可被视为绝对责任,例如强奸幼女案件的年龄错误就是一例。[13]但是严格责任的主张明显违背了我国刑法上主客观相一致的刑事责任原则。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严格责任的规定,将来刑法中也不应该有这样的规定[14]。最高司法机关已经意识到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并指示各级司法机关注意。1984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指出:“在办理奸淫幼女案件中出现的特殊问题,要具体分析,并总结经验,求得正确处理。”虽未明确提出受害人年龄的认识问题,但显然是意有所指的。
  第二种观点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论者认为刑法总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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