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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儒法墨道之犯罪行为防治论
【英文标题】 Four Chinese Ancient Schools on Crime Prevention & Control
【作者】 金其高【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文关键词】 儒家 法家 墨家 道家 个人行为 群体行为 领导行为 犯罪行为防治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3
【页码】 2
【摘要】

犯罪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人的行为。本文从行为科学的角度专门分析了儒法墨道四家的犯罪行为防治论,涉及激励个人行为,防治违法犯罪;重视群体关系,防治违法犯罪;做好领导工作,防治违法犯罪。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0438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春秋战国百花齐放,儒法墨道魅力四射。

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派主要有四家,即以孔丘、孟轲、荀卿为代表的儒家,以管仲、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翟墨为代表的墨家和以老聃、庄周为代表的道家。四家对犯罪行为的防治都有著述,涉及现代行为科学所言之个人行为、群体行为、领导行为等诸多方面。弘扬民族文化,繁荣行为科学,整饬社会治安,不可不对儒法墨道之犯罪行为防治论作专门的研究。

个人行为、群体行为、领导行为是行为科学理论的基本范畴,本文谨从此三个角度具体分析儒法墨道之犯罪行为防治论。

一、激励个人行为,防治违法犯罪

1、内容型激励

儒法墨道四家都认为,人皆有一定的欲望,倘若需要得不到满足,其就会出现行为问题,甚至违法犯罪。因而,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欲求,使人们的个人行为得到一种激励,从而就能避免不良行为,犯罪也就得到了防治。

儒家认为,君子很少犯罪,小人,即老百姓多会犯罪,其原因是小人只知利而不知义。要防治老百姓犯罪,首先要满足其低层次的需要,即满足其对基本生活之利的追求,然后通过“教之人伦”,促其追求较高层次的目标,从而疏远犯罪。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小人寡斯滥矣。”(《卫灵公》)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曰:“既富之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孟子认为,犯罪的根源是破坏了小民的“恒产”,使其基本的生存需要得不到满足。“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他提出犯罪预防的首要措施是“制民之产”,使民有衣食之源,然后再“教之人伦”,“驱而之善”。荀子认为:“凡人有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荀子·荣辱》)“欲而不得”就会违法犯罪,解决的方法是给予行为激励,满足欲望,先富后教。“不富无以养民性,不教无以理民性。”(《大略》)

法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欲望得不到满足则会出现行为问题,直至违法犯罪。然而,掌握其行为机制,却又可用之预防违法犯罪。商鞅认为“民之有欲”(《商君书·说民》),因此,“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错法》)管子曰:“故利之所去,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管子·禁藏》)“仓廪实则知礼义,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治国》)韩非认为,当今“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解决的首要办法是以刑罚手段迫使人民富起来。

墨家认为衣食住行乃人们的基本需要,无此则社会不能稳定。安邦治国首先要抓经济建设。然而,墨家更看到,违法犯罪的深层原因在于人与人不能“兼相爱”,必须在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后促使人们作更高的追求,即对爱的追求,形成人人相爱的社会关系,违法犯罪才能得到防治。墨子认为,“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是人民的“三患”。“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是统治者的“三务”。(《墨子·非乐上》)墨子进一步指出:“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因此,君臣、父子、兄弟及农工肆之人要“兼相爱,交相利”。(《兼爱》)如此,便能防治犯罪。“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同上)道家认为人的需要不在于义、利、爱等方面,而在于静。倘若个人与社会的动作太多,就会出现违法犯罪。解决的方法就是尽量减少乃至禁止作为,使人们满足清静的需要。老子认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十八章》)“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庄子认为,“绝圣去智,大盗乃止;摘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揞斗折衡,而民不争。”(《庄子·肱箧》)如此便达到了“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在内容型激励方面,儒法墨道都有深刻见解。部分儒家法家非但认识到人的一些基本欲望得不到满足会出现行为问题,直至违法犯罪,犯上所乱,籍此给以行为激励,满足其欲望就能避免违法犯罪,实现犯罪防治,而且进一步认识到满足人们的各种欲望要有一定的限度,过份满足人们的欲望反而又会引起违法犯罪。因此,又需要采取各方面的行为激励,克制与限制人们的欲望。在这一点上,儒家主要讲个人的内在克制。孔子谈解决社会治安问题要“富之”、“教之”时,又言:“放于利而行,多怨。”个人要“吾日三省吾身”,控制自己的欲望。“荀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史记·孔子世家》)“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法家主要讲乱社会的外在控制。商鞅认为求富避贫是人天生之情性,防治犯罪就要先使人富起来。然而,正因为人的欲望是天生的,富起来后人的欲望更高,富使人放肆,太富也会使人犯罪,相反,穷又可使其聪明起来。“富则淫,淫则有虱。”(《商君书·说民》)“穷则生知而权利,权利则畏罚而易苦。”(《算地》)因此,社会治安之要在于使穷的人富起来,富的人穷下去,穷富维持在一定限度之内。“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说民》)管子认为百姓之基本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凌上犯禁,因而必须富民,然而人们的基本经济欲望满足后,甚富使人“不可使”(《管子·侈靡》)“家足其所者,不从圣人。”(《轻重》)甚富同样会产生违法犯罪。总之,“贫富无度则失。”(《五辅》)复需进行行为激励,施以国家干预,“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揆度》)

2、过程型激励

儒法墨道四家之理论都有让人们事先认清其所付出的劳动、功效要求、奖酬价值的状况,以激励其行为的内容。孔子设立一种以义为核心的“圣人人格”,鼓励人们内省自束,只要按照期望值调适自己的行为,最终可成为受人尊重的“君子”,从而疏远违法犯罪。“君子”原是贵族的专称,身份是固定的,孔子将“君子之道”向广大社会阶层传播开来,将“君子之道”作为一般的做人之道,只要能实行“君子之道”,最终皆可成为“君子”,将“君子”从指示一种特定身份转而指示一种特定人格,从而激励人们内省自束,疏远违法犯罪。“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困穷而改节。”(《孔子家语·在厄》)孟子认为,义是君子所追求的最崇高的目标,为使自己的行为达到这个目标,应该而且能够做到舍弃其它欲望。当生与义不能两全时,则杀身成仁,从而能激励人们的向上追求,疏远违法犯罪。“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苛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孟子·告子》)

商鞅、李悝等法家利用人们之利欲而设置目标,激励人们的行为,使人人按“名分”进取,从而做到整饬治安,安邦定国。商鞅在实行社会改革之初,为使公众相信其言必信、事必成,便在一城门口立一大柱,言谁能将其扛至另一城门口,可得五十金。诸人不信,故不去扛。一汉子去扛,果得五十金。国人于此皆信鞅言,商鞅遂厉行改革,促进了治安。李悝,魏文候时曾为上地之守,欲鼓励人民习射以便防御秦人之侵袭,令百姓有兴讼皆以射箭胜负为讼事胜负。如此,上地之人皆善射,后来非但违法犯罪减少,而且大败秦人。这样,商鞅、李悝的目标设置法均达到了良好的激励效果。

翟墨为了减少和控制人们“亏人自利”而引起的违法犯罪,设置了一个“天”来激励人们的行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能赏善罚暴,人们根据天的意志、天罚来调适自己的行为,就可以得天独厚,得到爱护,天下尚同。“天欲人之相爱相利”。“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中》)墨子的“以天为法”的目标设置是其所代表的小生产者阶层为摆脱不贵不富的社会地位在治安方略上的一种主观幻想。

老子、庄子设置了一个“道”来激励人们的行为。让人们为追求“道”而化实为虚,化干戈为玉帛,从而也就必然不去违法犯罪。如果说儒法墨是主张“入世”,则道是主张“出世”。道家之“道”兼有自然主义、绝对精神、最高范畴之成份,是神秘的、人们所无法感知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廿五章》)人们通过对所设置的、虚幻的“道”之目标的追求,最终修悟成性,势必自身也逐渐虚幻起来,任何也不企求,当然也就疏远了违法犯罪。

3、强化型激励

儒法墨道强调人的行为结果对于行为的反作用,认识到当行为的结果有利于行为人时,其行为就可能重复出现,反之则会自动消退与终止。儒法墨道都注意运用现今行为科学所言之“强化”原理来激励人们的行为,实现犯罪防治。

儒家的强化激励主要是正强化。赏刑并用,德主刑辅,主要是正面激励,正面引导。孔子的主张最为典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即倘若主要靠行政的、法律的乃至刑事惩罚的方法来控制人的行为,老百姓虽然也能不去犯罪,但其主要是出于对法与刑的畏惧,其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心里也不真正愿意这样做。而主要以德政来引导并加以多多说服教育,民众就不会去违法犯罪,因为他们已知道为什么不能去违法犯罪、内心也不愿意去违法犯罪。

法家的强化激励主要是依靠惩罚,以一些带有强制性、威胁性的结果,特别是以刑罚乃至重刑来对违法犯罪行为加以否定,从而消除违法犯罪行为在该行为人身上、在社会上重复发生的可能性。商鞅在谈到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的激励方法时说:“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商君书·说民》)他主张防治违法犯罪要采用轻罪重刑、严刑峻法。“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开塞》)“行刑重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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