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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中“定放两难”困境反思与进路探索
【副标题】 囿于事实认定的场域【作者】 管俊兵刘克河
【作者单位】 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法学博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
【分类】 司法制度【中文关键词】 刑事审判;改革;事实认定;缺陷证据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5
【页码】 123
【摘要】

刑事审判的严谨性要求裁判结果的明确性,无论是根据逻辑学的矛盾律还是排中律,在罪与非罪之间应有唯一的决断。而在事实认定的场域里,面对瑕疵证据、短缺证据或证据链无法形成等证据缺陷问题,法官常常陷入定罪还是放人的两难困局。本文通过3起刑事案件的走向,对“定放两难”困局下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从裁判主体和外部制度保障两方面对“定放两难”困局破解提出了解决措施:一是优化法官事实认定的客观环境;二是主张法官应通过辨证思维,权衡处理证据缺陷问题,摒弃与审判为中心要求直接冲突的经验性的折中处理方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1047    
  引言
  证据问题乃关键问题,亦是罪与非罪的根本问题。刑事审判经常遇到因证据缺陷问题导致案件处理暂停的状态,法官往往难以下判,最后逐步沦为冤假错案,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1]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的提出,各界给予了很高期待,并陆续进行了落实。然而从实践来看,司法机关出于部门利益在证据领域虚与委蛇的情况依然无本质改变。201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一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提出要进一步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并明确了具体任务,为避免制度表达与实践逻辑的悖反,使改革目标真正落地,让法官在刑事审判中“定”“放”自如,我们需要在制度支撑层面展开更多探索。
  一、样态考察:“定”“放”之间的现实抉择
  (一)三个样本样本1:吴某运输毒品案[2]——“定”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某将甲基苯丙胺(冰毒)1458.13克,从湖北省潜江市运输至某市,于2016年1月19日在某市被民警当场抓获,从吴某携带的手提袋内起获上述毒品。法庭审理中,被告人否认指控事实,辩护人作无罪辩护。法官通过控方证据内心确认吴某的犯罪事实,但在证据审查环节,发现案件的破获线索来源不明,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吴某具有运输毒品的主观故意,犯罪构成要件缺失,证据链不完整。经法官与公诉人沟通。公诉人答复,该案实则系侦查机关通过技侦手段获取的吴某的犯罪线索,法官提示公诉人提供技侦证据,建议补充侦查。之后公诉人移送了由侦查机关出具的工作说明及技侦录音转化的文字材料。第二次开庭时,吴某及辩护人当庭均对公诉人的上述证据材料的举证提出质疑。庭后,法官到侦查机关调查核实,确认文字材料反映内容的真实性,但文字材料不具备证据能力。法官再次与公诉人沟通提供技侦证据。公诉人答复鉴于技侦证据的特殊性,无法向法庭提供。合议庭经评议认为,在审判经验层面,法官对吴某的犯罪事实已形成内心确认,但如果没有技侦证据,无法认定吴某的犯罪故意,无法达到确信的程度。在此情形下,定罪还是放人?合议庭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公诉机关已经明确不能提供技侦证据,那么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吴某的犯罪故意,应当依法宣告吴某无罪。另一种意见认为,仅有客观存在的技侦证据能够证明吴某的犯罪故意,应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技侦证据进入法庭。为此,法院召开了由公诉机关、侦查机关办案人员参与的案件讨论会,商定将技侦录音与吴某的声音进行比对鉴定,后经声纹鉴定比对同一。第三次开庭播放了技侦录音,并质证声纹鉴定,吴某及辩护人未再提出意见。最终,被告人吴某因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死缓。
  样本2:曹某故意杀人案[3]——“放”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曹某经预谋于2012年2月16日至17日间,在某市某小区租住处,将其丈夫柳某某杀害并碎尸,后于2012年2月20日将尸块抛至某市某小区东侧柏油路西侧便道绿化带内等处。法庭审理中,被告人否认指控事实,辩护人作无罪辩护。法官通过控方证据内心确认曹某的犯罪事实,但在证据审查环节,法官发现案件的所有证据均系间接证据,被告人零口供。曹某具备杀人动机、具备作案时间、具有作案能力,但无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曹某实施了指控的杀人行为,间接证据结合而成的证据链亦不完整。法官建议公诉机关补充侦查,但公诉人明确已无证据提供。通过进一步沟通,公诉机关撤回对曹某的起诉,对曹某变更强制措施。
  样本3:王某故意杀人案[4]——“放”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于2010年6月5日20时30分许,在某市孙某某承租的出租房内,因琐事与孙某某发生争执。争执中,被告人王某先用手扼掐孙的颈部,后又用砖头多次猛击孙的头、面部,致孙某某重度颅脑损伤死亡。法庭审理中,王某否认指控事实,辩护人作无罪辩护。法官根据控方证据内心确认王某的犯罪事实,但在审查证据环节,法官发现公诉人的举证能够证明被害人孙某某死亡的事实、被告人王某曾到过案发现场的事实,亦证明有多名案外人曾到过案发现场,无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杀人行为,依据证据认定的事实不足以排除他人作案的合理怀疑。法官与公诉人进行反复沟通,公诉人坚持认为王某的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在无任何证据提供可能的情况下,法院依法宣告王某无罪,当庭释放。
  (二)样本分析
  1.现实表现:“定”与“放”的三种结果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
  法官依据刑事诉讼法对3个样本案件的处理程序具有一致性,且都从内心确认被告人实施了犯罪,但由于证据不足以及法官的立场,案件的处理环节和处理结果不尽相同。样本1多了案件讨论会的关键环节,由于该环节的推动作用,使客观存在的技侦证据材料转化为法庭证据,证据链得以完整,对被告人定罪处罚。样本2系间接证据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达不到法定证明标准,公诉机关选择了撤诉,属于罪与非罪间的折中处理办法。样本3系依据证据认定的事实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依法宣告无罪。以上样本即为刑事审判中对证据不足案件处理的3类不同结果。
  2.共性问题:证据不足导致的“定放两难”困局及衍生现象
  (1)证据不足:3个样本均属证据不足案件,样本1系犯罪构成要件证据不足,样本2系间接证据不足,样本3系直接证据不足;均导致证成案件事实的证据不充分。
  (2)困局:关于样本1,如合议庭评议的两种意见,法官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均具有经验预感,内心已近确信,但因为证据不足,陷入“定”与“放”的逻辑混乱,判与不判的思维矛盾,“当公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无法充分证实被告人有罪,案件证据存在疑点时,法院到底是按照举证责任分配径直判决无罪,还是在运用调查核实职权之后再确定是否判决有罪?”[5]
  (3)衍生现象:“定放两难”的困局产生的同时,衍生出诉讼拖延现象。无论是样本1,还是样本2、
  3,都经历了诉讼期限的延长,被告人在长时间内悬而未决,三种处理结果的过程同时反映出了“程序倒流的现象”。“这是一种‘宁愿诉讼久拖不决也不愿做出权威决定’的工作机制,其效果必然是刑事诉讼流程的反复拖延,案卷笔录在各个阶段的‘往返旅行’,以及嫌疑人、被告人因为同一行为而受到永无休止的刑事追诉,并受到越来越长的未决羁押。”[6]
  二、深入解析:“定放两难”的制约因素
  对于证据不足导致案件“定放两难”困局的原因,除了从诉讼构造、证据标准、侦诉审人员素养等机制障碍外,立法与司法实施逻辑差异亦是法官思维矛盾的根源。
  (一)理念、结构、标准的差异
  1.中心置前:“以侦查为中心”理念根深蒂固
  “以侦查为中心”诉讼模式中,审查起诉和审判系侦查的后续和确认。社会上把这种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流程形象地比喻为“机关食堂”,侦查机关做饭,公诉机关端饭,审判机关吃饭,无论饭是否夹生,审判机关也得吃下去。其诉讼价值表现为:“侦查中心主义的主要价值是治罪效率。首先,它是有效率的。因为它直接和充分地利用了侦查的成果,避免了审判阶段进行实质性证据调查的复杂甚至缺乏效率的活动。其次,它是治罪(致罪)性的。因为刑事案件发生,法益已经受到损害,如不确定行为人并予以定罪,侦查活动就会受到否定。”[7]但现阶段涌现出的大量冤假错案又表现出其侵犯人权的弊端,注重效率而不注重质量成为司法诟病。“以审判为中心”理念提出后,两高三部联合发布了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制度,[8]从顶层设计确立审判的终局决定作用,但司法实践却不尽人意,具体办案人员的“侦查中心”理念并未得到根本扭转,侦、诉机关依然我行我素、各行其是。从某市中级法院近几年的案件审理情况看,案件质量并未有明显提高,侦查机关办案人员不移送全案证据的情况还时有发生,瑕疵证据、非法证据依然在起诉证据中具有普遍性,补充侦查的情况依然盛行,鲜有侦、诉机关主动向审判机关看齐的情况,“以审判为中心”的具体办案规则更是少见,证人、鉴定人出庭难等诉讼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显然,“以侦查为中心”的理念在侦、诉机关具体办案人员的司法逻辑中根深蒂固。部分侦、诉办案人员对“以审判为中心”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
  2.结构不均:诉讼职能分配不够合理
  我国侦、诉、审三机关的诉讼职能表现为横向结构中3个平行阶段的单项职能,纵向结构中3个递进阶段的对接职能。横向结构中,三机关的诉讼任务各不相同,容易造成各自为战,相互推诿。
  “在没有一个中立司法裁判者的情况下,公检法三机关分别主导或控制某一诉讼阶段,充当事实上的权威裁判者,实施一系列带有调查核实证据性质的诉讼行为,独立地收集案卷材料,制作各自阶段的诉讼案卷,并做出各自独立的诉讼决定,形成各自独立的诉讼文书。”[9]三者中公诉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存在,除审查逮捕权等对侦查机关有制约外,均是对侦、审的事后监督,司法实践中监督作用有限。侦查行为缺乏外在监督,再加上侦查人员秉承的破案理念,收集、固定证据的瑕疵,甚至于是非法证据在所难免。而审判机关在纵向结构的最后环节,对审判前程序没有任何监督权限及制约能力,即使作出裁判仍然要接受公诉机关审判中及审判后监督,也即对瑕疵证据、非法证据等问题证据无能为力,大量的冤假错案已经证明。
  3.标准不一:事实认定差异较大
  证据不足导致的疑罪案件本应在侦查阶段即终结诉讼,但因为侦、诉、审的司法证明标准不一,导致事实认定差异,使案件在司法机关之间来回流转。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在公诉机关审查起诉时退回补充侦查的不在少数;在审判阶段,因为证据的瑕疵、缺失、非法证据等问题建议补充侦查的案件也不在少数。这反映出侦、诉、审未有统一的证据标准,更有迫于各种社会压力,为转嫁矛盾,在事实认定模糊的情况下,尝试性移送起诉、公诉。[10]
  (二)侦、诉、审办案人员的自身因素
  1.侦查取证不规范导致证据缺陷。侦查工作系刑事诉讼的基础工作,基础打不好,诉讼程序肯定不流畅。取证不规范表现为不按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不对重点证据收集、不全面收集证据、不在合适时机收集证据等,导致瑕疵证据、非法证据及缺失证据出现。
  2.公诉审证职能缺失未能识别病灶。审查起诉工作系刑事诉讼的关键工作,系连接侦查与审判的桥梁。审证职能缺失表现为对侦查证据没有进行证据能力及证明力的甄别或甄别不够,即瑕疵证据、非法证据等没有被识别,导致证据带病进入审判程序。
  3.疑案处理模糊心理导致下判不易。审判工作系刑事诉讼的终局工作,是对被追诉者责任承担的决断阶段。证据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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