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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精准扶贫战略中免于贫困权利的法律保障面向
【英文标题】 The Legal Guarante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from Poverty unde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作者】 胡永平龚战梅【作者单位】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分类】 法哲学
【中文关键词】 精准扶贫;免于贫困权利;人权要素;法哲学理据;法律保障机制
【英文关键词】 right to freedom from poverty;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factors of human rights; philosophical justification of law; legal protection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9)08-0131-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8
【页码】 131
【摘要】 贫困阻碍充分享受人权,克服贫困是充分享有人权的必要手段。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将免于贫困作为贫困者的一项人权进行审视,可以补缺以往对待贫困问题的局限和疏漏,无论是对于精准扶贫战略的有效实施还是对于贫困者自身权利的实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免于贫困的权利符合人权的基本构成要素,因而是一项独立的基本人权,不能被其他权利所替代或覆盖。社会正义论与社会契约论为免于贫困的权利提供了深厚的法哲学基础。免于贫困的权利具有内在诉求的正当性,因而具有法律权利的属性。只有通过完备的法律机制的保障,免于贫困的权利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英文摘要】 Poverty hinders the full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and overcoming poverty is a necessary means to the full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amine the freedom from poverty as a human right of the poor, so as to make up for the limitations and omissions in the previous treatment of poverty, both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and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poor. The right to freedom from povert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elements of human rights and, as such, is an independent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that cannot be replaced or covered by other rights. The theory of social justice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contract provide a deep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the right to freedom from poverty. The right to freedom from poverty has the inherent legitimacy of appeal and thus has the attribute of legal rights. The right to freedom from poverty can be realized only through the guarantee of a complete legal mechanis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1040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使社会财富不断得到累加,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各项人权也得到不同程度地满足和实现。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部分地区和人口依然处于贫困状态。贫困既是一种事实状态,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会阻碍人类充分地享有人权。如果不消除贫穷,就无法在近期内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消除贫困、普遍发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党的重要使命。为此,党中央又部署了“精准扶贫”的基本战略,使扶贫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但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长期以来中国的反贫困政策都将贫困问题视作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没能将反贫困作为一个权利问题来看。”{1}目前,国际学术界和国际法律文件越来越重视从人权的角度看待贫困问题,并日益关注贫困者自身权利的状况。既然“贫困是权利体系的函数”{2},就十分有必要从贫困者的立场去审视其基本需求,将“免于贫困”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诉求,从人权体系中离析出来并寻求行之有效的法律机制,并反思滋生贫困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则会补缺以往对待贫困问题的思维局限和制度疏漏,其无论是对于精准扶贫战略的有效实施还是对于贫困者自身权利的实现,在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胜的关键时期均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一、免于贫困的权利的人权要素证成
  贫困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各国学者对贫困概念的界定纷呈。英国学者凯里·奥本海默从社会学的角度将贫困描述为“贫困是物质上的、社会上的和情感上的匮乏,它意味着在食物、保暖和衣着方面的开支要少于平均水平”{3}。无论贫困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还是生存权利受限,都会使贫困者产生摆脱生活贫穷的境况、免受贫穷带来各种苦难的愿望,因而就会产生“免于贫困”的权利需求。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将研究的着力点依然放在“基于人权的减贫方法”,将减贫作为实现人权的一种手段,而忽略了对“免于贫困的权利”自身是否属于一项独立人权的研究。“权利包含内在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利益、自由和要求他们内在价值的主张。”{4}同时权利主体当然有资格享有权利带来的各种利益和自由。由此可见,人权至少包含利益、自由、资格、主张等要素。考量一项权利是否具有人权属性,则需要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权的基本构成要素。
  (一)利益
  利益是权利的本质属性,权利是一种制度化的利益。作为个体的人始终无法脱离其自然属性,满足吃、穿、住等基本的生理需要以维持生存是出于人的本能需求。而贫穷恰恰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大威胁,物质资料的匮乏使人类时常陷入生存危机而无法满足各种生存欲望。而免于贫困的权利直接指向贫困者的利益,这项权利的实现使贫困者基本生理需求得以满足,不再遭受贫穷带来的各种困扰。“免于严重的贫困是最重要的人类利益之一。我们为了舒适的生活——确切地说是为了各个方面的舒适生活而需要获得安全的食物和饮水、衣着、住房及基本医疗服务的血肉之躯。”{5}如果贫困者长期处于生活极端贫困的状况,不仅阻碍其充分有效地享受人权,而且在走投无路时为了维持生计而有可能会实施盗窃、抢劫、欺诈等不良行为,成为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贫困群体对资源掠夺式开发和环境的过度破坏使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无以为继。免于贫困的权利实现,能够使人们安居乐业、和睦相处,避免采取不当或者非法的行为方式,从而维护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因此,该项权利的实现不仅使穷人衣食无忧,还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扩大。
  (二)自由
  自由是不受限制和阻碍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为的可能性,自由与能力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贫困不仅意味着收入低下,还意味着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或者剥夺。“由于自由的程度决定着权利的实际存在,而贫困的程度会影响到自由的程度,因此贫困会影响人们可享有的权利”{6}。正如伯林所言,“如果一个人太穷,而不能利用他的法律权利,那么这些权利赋予他的自由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7}免于贫困的权利使权利主体通过减贫措施获得物质上的富足,为个人能力的提升奠定物质基础,从而获得行为和精神上的自由。“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它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8}在物质资料充裕的基础上,人的天赋和潜力才能得到提升和发挥、个性和兴趣才能得到释放和张扬,人就会最大程度地摆脱各种枷锁而无限地接近自由。
  (三)资格
  由于个人先天禀赋和后天的境遇的不同,或者社会制度对财富分配的不公,导致个体或者家庭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均等,从而产生贫富差距,因此导致贫困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人类个体在生活中随时可能会面临比如遭遇灾祸、疾病、失业、伤残、年老、堕落等各种社会风险,以致断绝了经济来源或者收入无法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准,从而陷入生存的困境。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贫困者往往会因能力的缺乏而受到社会的排斥,并逐渐被边缘化,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然而,基于社会正义和人格尊严平等的理念,贫困者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分子,任何人不应加以蔑视或将其视为可有可无的存在,其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完全有资格要求自己同他人处于相同的生活水准而免受贫困带来的伤害。
  (四)主张
  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有些强势集团依靠自身的优势和不合理的分配机制而攫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当残留的社会资源不足以维持其他人的基本需要时,势必会使部分人陷入生活上的贫穷,直接损害了这部分弱小社会群体的利益。赤贫不仅会引发生存危机,甚至威胁到生命的存续和身体的健康。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中,每个个人都有尽力使自己的生命和肢体免遭他人侵犯的自然权利。”{9}因此,基于满足生存欲望的需求,每个人都有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贫困者一方面有权要求排斥公共权力和他人的侵害或妨碍,另一方面当自身力量过于弱小而无法自救、难以摆脱贫困的陷阱时,有权主张国家采取各种积极的措施给予物质保障,以获得维系体面生活的资料。国家作为义务主体也负有削减贫困、平衡社会财富的责任。
  因此,免于贫困的权利完全符合人权的基本构成要素,具有人权的属性和价值。汪习根教授将免于贫困的权利界定为:“人的个体或集体享有免于贫困,并通过参与、促进减贫的积极行为来获得维持体面生活的一项人权”{10}。免于贫困的权利与生存权有着紧密的联系,生存权既包括生命权,又包括财产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发展权以及环境权等,是诸多权利的总称{11}。毫无疑问,只有免于饥饿和贫困,人的生命才能得以保全,生存权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免于贫困的权利属于生存权的核心内容。但是免于贫困的权利主体仅限于贫困者,而生存权的主体泛指全人类,两者保护权益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所以免于贫困的权利不能被生存权所替代或覆盖,是一项独立的基本人权。此外,免于贫困的权利也不同于适当生活水准权,适当生活水准权是人们在正常情况下的权利。而免于贫困的权利是人们在疾病、失业、残废、年老等非正常情况下,由于经济收入来源的减少而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时所主张的一项权利。因此,适当生活水准权与免于贫困的权利是人们在不同生活状态下而产生的不同层次的需求,不能将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二、免于贫困权利的法哲学理据
  免于贫困的权利是人根据其本性而享有的避免物资匮乏并能过上正常生活的权利,是一项最低限度的人权。这项权利不限于权利主体仅仅解决温饱问题,还在于贫困者精神与文化层面的提高,关涉到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权利和基本自由,旨在使每个人在个性、精神、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和最自由的发展。”{12}对人权的向往促使人们产生对法律的诉求,人权与法律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法谚所说“权利是主观的法律,法律是客观的权利”,在法治时代人权主要通过法律的保障得以实现。因此,从法哲学的角度探讨免于贫困的权利所蕴含的正当性,能为该项权利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
  (一)社会正义理论
  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美德,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是社会善治的基础,也是法治社会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13}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分为“分配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所谓“分配的正义”就是按照均衡平等原则将万事万物公平地分配给社会的全体成员,即“同样的情况应当被同样的对待”。分配正义强调对人的一视同仁,而不考虑每个人的智慧、能力、权力、地位、经济或健康状况等个体之间的差异。这种形式上的正义并不能保证必然产生结果上的正义,对减少社会实质上的不公平无能为力,只能使不平等变得天经地义,甚至使不平等不断加剧。为了弥补亚氏正义观的不足,罗尔斯提出了新的正义论。罗尔斯的正义论包括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机会平等。所有人应当在资格和能力方面都有权利获得这种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和社会生活的机会。第二,差别原则。即在保证了尽可能的平等自由基础上,对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要能够得到最大利益。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应当适合于最少惠者的最大利益{14}。罗尔斯认为现实生活中不平等的分配是不可避免和自然存在的,为帮助处于社会不幸者地位的那些最少受惠者,通过将社会资源的集中再分配,对社会中少数不幸者提供特殊的制度安排,以一种补偿最少受惠者的方式使社会成员达到平等状态。所以罗尔斯提出的正义原则是对形式正义的矫正,使社会最终达到实质上的公平。
  贫困者应当属于罗尔斯所称的处于不幸地位的“最少受惠者”的范畴,尽管致贫的原因千差万别,但是国际著名政治哲学家托马斯·博格认为包括贫困在内的侵犯人权问题都可以追溯到一国内的体制因素和全球国际法编纂的体制安排{15}。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不正义的国际秩序日益累加的结果,而国内贫困的根源隐藏于不合理的社会体制中。因此要消除贫困不仅要发展生产力积累社会财富,更要解决滋生贫困的社会结构问题。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这是我国长期城乡二元体制下根据不同的身份给予不同的政策对待导致的必然结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但是国家富强并不等于国民人人富裕。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度经济和社会数据显示,全国最富的20%人口占有45.8%的社会财富,是最低收入20%人口的10.9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1,2016年社会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465,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当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政策必须适时进行调整,在讲求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即使再少的财富也应该得到公平地分配,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目前反贫困工作的重心应该是修正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调整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免于贫困的权利要求国家作为制度的供给者,通过宏观调控进行合理的经济政策干预,改革收入分配的方式,缩小贫富分化的差距,使社会资源得到重新配置,使财富能够装进穷人的口袋里。通过提供更为优惠的经济政策,加大对贫困人员的资金投入力度,为最不幸者的穷苦民众谋利。通过经济补偿改善受困群众的社会处境,从而为贫困者提供真正的机会平等。
  (二)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作为解释国家起源的理论假设盛行于17—18世纪的西方欧洲,这个时期的契约论以自然法学说为基础,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没有国家和法律的自然状态中,并受自然法的支配。但是每个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都只关注个人利益,为了自身利益的实现而陷入了对财产无休止地争夺,因此利益纷争和冲突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为了克服自然状态中的各种混乱和缺陷,维持社会最基本的秩序和增进人类的福祉,达到自由和至善,人们在订立契约的基础上成立国家,以求得到和平与幸福。霍布斯认为国家的产生是出于人们理性和幸福的需要,国家的权力是缔约者个人通过契约让渡出来的。洛克在继承霍布斯观点的基础上认为政府受人们的委托,政府拥有的权力应当是有限的,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人民可以收回委托并更换政府。卢梭认为人们订立社会契约是为了维护社会共同利益,他的合法性就在于体现了“公意”{16}。
  根据社会契约论,既然国家是民众订立社会契约的产物,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等共同利益。因此,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包括免于贫困的权利是国家的基本义务和责任。如果国家不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免于贫困的权利不能实现,贫困者有权利督促国家尽快履行义务。因此,减贫措施的实施并非政府对穷人的一种施舍或者恩赐,而是其应尽的责任。免于贫困并获得物质帮助不仅是一项道义诉求,更是一项法律权利主张。国家作为义务的承担者,负有减缓并消除贫困、缓和社会矛盾并维持社会稳定的职责。国家不仅不应制度性地剥夺贫困者的致富的机会,更应该尊重贫困者的尊严和价值、保护贫困者的人格自由、满足贫困者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促进贫困者社会地位的改善。
  三、免于贫困的权利法律性质确证
  人权是每个人基于其本性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个人理性、良知和自由意志的产物,人权的根本价值在于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与保护。人权最初只是一个伦理或道德概念,与法律社会制度无关。尽管法律并不能创造人权,也不能剥夺或消灭人权,但是通过法律的确认和保障,使应然的人权转变为实然的人权是人权实现的有效途径。将免于贫困的权利由自然的权利上升为法律权利,其实现才有制度安排和法律规范的基础。
  (一)免于贫困的权利法律性质的正当性
  一项权利是否具有合法性,能否被国家制定法所确认,从而上升为法律权利,取决于法律保障该权益的正当性。免于贫困的权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项法律权利,应源于人格尊严的平等性。贫困不仅意味着物质资料的短缺,文化教育及参与社会活动能力的匮乏,还表现为难以维持体面而又尊严的生活。人格尊严是人有别于其他生物的重要标志,虽然财富并不决定尊严,但是财富绝对与尊严有关。“一个被剥夺相应的生存方式或工作机会的赤贫者,正遭受着人格尊严和内在价值的侮辱”{17}。贫困者往往会由于生存资料的短缺而内心产生自卑感,自然地产生“人格减等”;当他们苦苦地挣扎在社会底层为养家糊口而奔波,为支付大额费用而忧虑时,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当他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窘迫与富人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的奢华形成鲜明对比时,心理会严重失衡;当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无力而被社会排斥与隔离时,就会产生被剥夺或被孤立感;经济资源的短缺会引发贫困者对未来生活产生不安、恐惧和绝望,对社会产生质疑、否定和不信任感,有些贫困人员在极端思想的左右下可能最终会选择自杀。所以贫困者不仅要背负物质资料缺乏的煎熬,同时还要忍受精神悲苦的折磨。而人性之所以丰满,不仅在于人作为动物的自然属性,还在于与之不可分离的人格尊严、精神文化等社会属性。贫困不仅使穷人的物质需求受限,而且使穷人的人格尊严受损{18}。对于他们而言,经济上的救助固然迫切,但是精神上的慰藉和人格上的尊重同样重要。
  托马斯·阿奎那指出,“生命价值的平等与生命本身的尊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尊严与生命同等重要,基于人格尊严的平等性,任何人都应该不受羞辱地从事社会活动,都应该能够通过有尊严的方式满足生存需求。“任何人都不应生活在只能通过乞讨、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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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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