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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论对犯罪客体的质疑
【英文标题】 Query of Criminal Object【作者】 李晓明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法学院【分类】 刑法总则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5
【页码】 2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9360    
  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尽管是我国刑法理论界普遍认可的,但一直有部分人从不同方面对“四要件说”提出质疑,虽总体上并没有实质性突破,也没有对原犯罪构成总体地位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和动摇,但这并不说明“四要件说”是完美无缺的。笔者认为,犯罪客体不是一个构成要件。
  一、从法理上看,犯罪客体就是犯罪对象
  犯罪客体是大陆法系刑法学上的概念。我国流行的刑法学理论认为犯罪客体是“社会关系”;西方的刑事规范学派认为犯罪客体是“刑事法律规范”;刑事社会学派则认为犯罪客体是“社会”,犯罪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关于犯罪客体,我国台湾学者将之称为“法益”的较多。本文将对“法益说”予以较详细地分析。“法益”是指法律保护的利益。“法益”有民法上的法益,行政法上的法益以及刑法上的法益。刑法法益是指为国家和社会所公知公认的并以国家刑法加以保护的社会、国家、个人等利益单元以及社会生活利益与社会秩序的基本价值。法益即为刑法之保护客体,法益根据归属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三类。刑法法益的概念比客体的概念要具体,从其规定内容看,不过是指“利益”而已。例如个人法益,就是指由自然人拥有的、并由刑法加以保护的重要生活利益。它包括生命、身体健康、个人自由、名誉与信用以及财产。再看台湾学者提出的另一个类似的概念:行为客体。行为客体是指行为人实现行为时行为指向的对象,通常指人、物或无体物。两相比较,法益与行为客体大同小异,法益牛的生命、身体健康、个人自由都是行为客体牛的“人”的内容;名誉与信用是既可还原为物质利益,也可还原为精神利益;财产则与行政客体中的“物或无体物”无异。由是观之,法益(客体)的概念完全可以被行为客体的概念所代替,而从行为客体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行为客体,其实就是行为对象,因为没有无对象的行为,也没有无行为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行为与对象是一对共存的概念。“对象不同,作用于这些对象的行为也就不同,因而意图也就有所不同。”即使是像重婚罪这种纯正行为犯也是有对象的,那就是配偶的另一方。在社会活动中,人们的一切活动(认识活动和行为活动)只有针对具体的事物、具体的对象,才有进行的可能,才有社会意义。具体的行为只有也只能针对具体的行为客体(对象),活动才能进行下去,只要一个国家的刑法废除了思想犯或精神犯,行为的对象就只能是具体的,它要么是人,要么是物(无体物或有体物)。
  给每个犯罪都套上一个客体,表面上看来这是一种有耐心的理论建设,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简单化,是对哲学领域内主客体理论的生硬照搬。并且,犯罪客体的概念太过空洞与抽象,在司法实践中实在难以操作,其形式的外壳已经严重影响到理论与实践的亲缘关系;在刑事判决书中,犯罪客体这些枯燥空洞的大词对于当事人和司法当局已毫无意义。把犯罪客体这个赘物从刑法学中清除出去已成了每一个理性的负责任的刑法学者最紧迫的任务。把犯罪客体说成是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必然是把犯罪行为看成可跳跃一定的人或物直接与他人之间已存在的社会关系发生接触或联系。然而他人之间已存在的社会关系又无不是以一定的人或物为基础,跳跃一定的人或物,犯罪行为何以与社会发生接触或联系,简直成了真空世界的行为。犯罪客体总是附着在一定的人或物上的,即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密不可分,互为依存。因此,犯罪客体就是犯罪对象,犯罪对象就是犯罪客体,这是两个内涵与外延完全等同的概念,没有必要把两者人为地切割开来,由此也没有必要在犯罪对象头上生造出一个犯罪客体的概念,并将其哲学化与政治化。法宝
  二、从立法上看,犯罪客体并不具有立法本意
  有人认为我国传统犯罪客体理论存在以下弊端:(1)犯罪客体政治功能与法律功能的混淆;(2)犯罪客体立法功能与司法功能的混同;(3)犯罪客体研究的角度和研究目的的混乱。这些评论是很中肯的,应该重新审视犯罪客体理论。主要理由在于:(1)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我们定罪量刑必须严格依据刑法总则和分则的规定。刑法规定的每一种具体犯罪在立法上并没有直接进行客体方面的立法,即使写出来也不是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如刑法252条“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有人认为此法条直接指出了这种犯罪的客体是公民的通信自由权利,但公民的通信自由权利并不是构成本罪的要件。只要实施了隐匿、毁弃或非法开拆他人信件的行为,有刑事责任能力人的故意所为,情节严重的就构成犯罪。这说明即使立法上写出所谓“犯罪客体”也不是犯罪的构成要件。(2)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确混同了刑事立法功能和刑事司法功能。从刑事立法角度讲,立法者确实要考虑一种行为为什么要规定为犯罪,对各种具体犯罪如何进行归类。以社会关系作为一种立法上的分类根据通常情况是可以的,但是否要求司法机关也重复上述本应属于刑事立法的功能呢?显然不能。刑事司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认定某种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的规定,而无需回答行为为什么被规定为犯罪。现代法制社会有一个明确而又普遍的要求,即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相分离。刑事立法所要解决的是设立犯罪的根据和设立犯罪的要件,刑事司法所要解决的是认定犯罪的性质和印证犯罪的诸要件。(3)犯罪客体也不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传统的观点认为犯罪客体通过揭示每一类和每一个具体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使划分罪与非罪的标准进一步具体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把此罪与彼罪区别开来。如盗窃罪与破坏通讯设备罪,正因为二者侵犯的具体社会关系不同(一个是公私财产权,一个是通讯安全)才使二者区别开来。实际上以盗窃方式破坏正在使用的交通工具、交通设备、通讯设备等犯罪,既侵犯了财产所有权,也侵犯了公共安全。立法上将其规定为危害公共安全一类的犯罪,主要是犯罪对象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立法者认为这些特殊的犯罪对象同一般的犯罪对象不同,它们同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以及公共生产、生活都有密切的联系,有必要单独地作出规定。明确这种行为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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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4页。

{3}两高1992年12月11日《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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