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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试论故意伤害罪的特殊形式
【作者】 赵秉志【分类】 刑法分则
【期刊年份】 1984年【期号】 5
【页码】 2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5306    
  一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一条规定,对六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可以在《刑法》相应条款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该条第二项规定的一类犯罪分子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情节恶劣的,或者对检举、揭发、拘捕犯罪分子和制止犯罪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行凶伤害的”。该项后半段关于“对检举、揭发、拘捕犯罪分子和制止犯罪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行凶伤害的”这一规定,是对《刑法》第134条故意伤害罪的重要修改补充,是增设和强调了故意伤害罪的一类特殊形式,它已经在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的斗争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但是对这一重要规定也存在不同的认识甚至错误的理解,因此有必要探讨弄清这一规定的意义、内涵及适用等方面的问题。
  近几年来,由于客观上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剥削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侵袭,十年动乱余毒的影响,以及我们主观上的认识片面和打击不力,社会治安情况还没有根本好转,刑事犯罪活动还比较猖獗,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犯罪分子对检举揭发人、拘捕人、制止人行凶伤害予以报复的情况也颇为严重。针对这种犯罪情况,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第三条规定:“劳教人员、劳改罪犯对检举人、被害人和有关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制止犯罪行为的干部、群众行凶报复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根据全国人人常委会的有权解释,该条的“加重”就是加重一格,即在刑法相应条文法定最高刑以上一格的量刑幅度里判处,而且该条明确把犯罪主体限定为劳教人员和劳改罪犯。这次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通过的《决定》又明确把这类犯罪行为规定为故意伤害罪的一类特殊形式,其立法意义就在于对这类指向特定对象的伤害行为予以严惩,以扶正祛邪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鼓舞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勇敢地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尽快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
  二
  我们认为,对《决定》修改补充的这类特殊形式的故意伤害罪的基本构成、特征及处罚进行研究时,必须注意到以下几点。
  首先,《刑法》第134条规定的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该条对伤害罪所侵害的对象并无特殊限制,伤害任何他人都可以构成该罪。我们之所以认为《决定》第一条第2项规定的是故意伤害罪的一类特殊形式,这主要是因为它把犯罪分子行凶伤害的对象限定为具备特殊情况的人,即“检举、揭发、拘捕犯罪分子和制止犯罪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具体讲,这类特定对象又可分为三种:①检举揭发犯罪分子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②拘捕犯罪分子的国家工作人员及扭送犯罪分子的公民(对后者《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有明确规定);③制止犯罪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在这里正是特定的犯罪对象表现出了这类犯罪行为严重的危害性及对之严惩的必要性。
  第二,《决定》对构成这类特殊形式的故意伤害罪的犯罪主体并没有作特殊限制,但从司法实践来看,立法的原意和锋芒主要是已构成犯罪或者正在进行犯罪的犯罪分子本人及其同伙。当然,这类犯罪的主体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是其他人,如被拘捕的犯罪分子的亲友等,其他人构成这类犯罪也应该依法制裁。
  第三,在客观方面,这类特殊形式的故意伤害罪表现为对法律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行凶伤害的行为。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一是《决定》该项规定的对特定对象的“行凶伤害”,是否必须达到《刑法》第134条第一款轻伤害的程度?二是特定对象的这种“行凶伤害”是仅仅指轻伤言,还是应该包括轻伤、重伤、重伤致死几种情况?关于前者,有些同志认为《决定》该项并没有作这样明确的要求,凡是对法定的特殊对象予以殴打伤害的行为都可以适用《决定》该项,而不必要求必须达到轻伤程度。我们认为,联系《决定》与其所附的《刑法
法宝
》相应条文不难看出,《决定》第一条第2项明显地是对《刑法》第134条故意伤害罪的修改补充,虽然它的后半段补充规定了故意伤害罪的这类特殊形式,但并没有修改或增设罪名,因此,触犯《决定》该项的伤害仍然要求起码达到《刑法》第134条第一款轻伤害的程度。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就不符合立法原意,无法解决定罪问题,因为触犯《决定》该项的“行凶伤害”当然是要定故意伤害罪的,而事实上这种殴打尚未造成轻伤害,无法成立伤害罪。至于后者,有些同志对特定对象的行凶伤害仅仅理解为专指轻伤害,而认为对特定对象的重伤或重伤致死,则应该包括在《决定》该项前半段所说的“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情节恶劣的”规定之中。我们认为这样理解同样是不妥的,《决定》关于对特定对象的“行凶伤害”应该包括轻伤、重伤、重伤致死几种情况,不然法律无法突出对这类特殊形式的故意伤害罪的严厉惩处。根据《决定》同条同项前半段的规定,对非特定对象故意伤害的,恰恰只有在“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并且“情节恶劣”时,才可以适用《决定》规定的严厉刑罚。在这里,立法者正是考虑到了犯罪对象的特殊性及由此决定的犯罪行为的严重性,才对之规定了严厉的刑罚,而没有再要求“情节恶劣”的要件。如果按照前述观点,无异于对特定对象轻伤的法律上不再要求有其它条件就可以适用《决定》规定的严历刑罚,而对特定对象重伤或重伤致死的,按照《决定》同条同项前半段的规定,却还要求再同时具备“情节恶劣”才能适用《决定》规定的严厉刑罚。显然,这种理解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也不符合逻辑和情理,因而决不是法律的原意。
  第四,这类特殊形式的故意伤害罪实施的场所,一般说来,主要是在犯罪分子被拘捕或犯罪行为被制止的当场,但也有一些是在事后进行的行凶报复,而且对检举揭发人的行凶伤害较多的是在事后。不论是当场实施还是事后实施,都应依法制裁。
  第五,关于这类特殊形式的故意伤害罪的处罚,《决定》规定“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判处,直至判处死刑。”这里应该注意两点:首先,“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似应指刑法相应条文规定的最高刑,即《刑法》第134条第一款对轻伤害规定的三年有期徒刑和该条第二款对重伤规定的七年有期徒刑、对重伤致死规定的无期徒刑;而“在最高刑以上判处,直至判处死刑”,似应说可以不受刑法相应条款法定最高刑的限制而加重判处,而且加重判处可以不只一格,加重到死刑都行。其次,这里的“可以”既不能理解为“必须”,“应该”,也不能理解为可以由审判人员随意掌握。“可以”当然是授权性规定而不是命令性规定,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法律中“可以”二字通行的理解,特别是从《决定》的立法精神和当前的社会治安情况来考虑,应该认为这里的“可以”是代表倾向性要求的。就是说,对这类特殊形式的故意伤害罪,一般说要适用《决定》予以加重处罚,但法律又不是限制过死,在某些情况下,综合全部案情考虑,也可以仍按《刑法》相应条款所规定的量刑幅度处罚。
  三
  对《决定》第一条第2项修改补充的这类特殊形式的故意伤害罪的认定和处理,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和研究:
  (一)这类特殊形式的故意伤害罪与流氓罪的区分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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