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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变动登记效力模式探析
【副标题】 以专利权为例【作者】 梅锋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分类】 专利法
【中文关键词】 专利权;知识产权变动;登记效力
【英文关键词】 patent right chang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change; registration effectiveness.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2
【页码】 47
【摘要】

专利权作为绝对权,在变动过程中关涉不特定多数人利益,因此其在变动中的公示方式及其效力模式的选择至关重要。通过分析,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专利权变动宜采登记证明主义和登记生效主义,但在应然层面上,或许采登记证明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更为合适。专利权变动登记模式可以适用于整个知识产权。

【英文摘要】

As an absolute right, the patent right is related with non-given third persons' interest in the processof patent right change, so it appears rather important for the public measure and public effect in the patent rightchange. Under China's current law system, patent right change may take registration validity and evidencedoctrine. while from the sight it ought to be, it may be more reasonable to take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and evidence doctrine. As a rule, patent registration mode can be applied to the whol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9601    
  引言
  知识产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其变动关乎当事人、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及交易秩序,而登记制度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对此加以研究意义重大。目前学界对知识产权变动登记进行的研究多限于国内,内容主要是具体的著作权、专利权变动登记,很多学者借用物权变动登记规则加以分析,结论无外乎登记生效主义或对抗主义两种观点。本文在方法上也以物权变动登记作为参照系,并以专利权变动登记为代表来分析知识产权变动登记的效力,对比不同变动模式的理论分歧及实践效果。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在符合我国当前民法体系前提下,专利权变动登记宜采登记证明主义和登记生效主义两种模式;虽然在效力层次上,登记生效主义包含了登记对抗主义,但在实践上,二者的效果基本相同,由此从理论上的“殊途”变为实践中的“同归”,共同起着保障交易安全的目的。故以交易效率计,在应然层面上,专利权变动登记宜采登记证明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专利权变动登记的效力模式也可以适用于知识产权的变动登记。
  一、专利权变动登记效力模式之争
  专利权变动,内涵上是指专利权主体发生变更的情形,外延上包括许可、质押、转让等[1]。国家立法例关于专利权变动登记的效力模式,有登记对抗主义和登记生效主义两种模式。
  登记对抗主义,如美国、法国、我国台湾地区。美国专利法规定了专利权转让、许可的登记对抗主义,即“专利申请权、专利权或者任何与之有关的权利的转让,均应以书面形式进行……未经公告,任何转让、授权及让与不得对抗在后的支付合理对价的受让人或抵押权人,除非(在先的转让、授权或让与发生之日起)3个月内或先于在后交易或抵押(之日前)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进行记载。”[2]该条所体现的登记对抗主义,同时也体现了善意第三人制度,因为登记只能对抗知晓公告,或未登记的第三人,而如果第三人不知晓在先转让公告、先行受让、完成登记且支付合理对价的,则为善意第三人,优先获得专利权。有学者将该条的规则形象描述为“竞赛一记载”行为[3],即竞赛的第一名首先获得冠军,而如果后来的受让人未知晓在先的转让公告,并且完成了对自身交易的公告和记载,那么将优先成为权利人。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4]就工业品外观设计、发明专利和植物新品种的权利转让行为采纳了“登记对抗模式”,而非传统理论所认为的“登记生效模式”。该法第L. 512-4条规定,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任何改动或转让注册外观设计权利的行为,凡未在一个称作全国外观设计注册簿的公共注册簿中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第L. 613-9条又规定,发明专利“申请或专利的权利转让或变动行为,非经在国家工业产权局设立的全国专利注册簿上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是,该行为在登记前可用以对抗在取得该权利之前即己知悉该行为并在该行为之后取得权利的第三人。”第L. 623-14条规定了植物新品种权变动的登记效力:“植物新品种有关证书的颁发、所有权的转让、使用许可或质押未按照行政法院法规规定的条件正式公布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我国台湾地区“专利法”第59条也规定了专利转让、许可的登记对抗主义:“发明专利权人以其发明专利权让与他人或授权他人实施,非经向专利专责机关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
  日本《特许法》[5]将专利许可分为普通许可和独占许可,其中第99条也规定了普通实施权的登记对抗主义:1)普通实施权已经注册时,对在其后取得该专利权或独占实施权或者对于该专利权的独占实施权者,亦发生效力……3 )普通实施权的转移、变更、消灭或处分的限制,或者以通实施权为标的的质权的设定、移转、变更、消灭或处分的限制,未经注册,不得对抗第三人。[6]
  登记生效主义,如我国和日本。日本《特许法》第98条第1款规定:“下列事项,未经注册不发生效力:a.专利权的移转[7]、因放弃而消灭或者处分的限制;b.独占实施权的设定、转移[8]、变更、消灭[9]或者处分的限制;c.以专利权或者独占实施权为标的的质权的设定、转移[10]、变更、消灭[11]或者处分的限制。”日本独占实施许可、质押、转让均采登记生效主义。
  我国对专利权变动的规定比较松散。第一,关于专利权许可,《专利法》第12条简单规定了专利许可制度,而《实施细则》第14条第2款仅规定了许可合同登记备案制度,登记效力几近缺失。“备案式登记缺乏专利许可使用权的权利变动公示的功能,给法律的实践带来了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造成大量专利许可使用权之间的权利冲突。造成多个专利许可使用权权利冲突的现象。”[12]第二,关于专利权质押,我国《物权法》率先在第227条第1款对此予以规定:“以……专利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根据物权法的这一改变,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0年10月1日施行新的《专利权质押登记办法》取代原《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并在新办法第12条规定:“专利权质押登记申请经审查合格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专利登记簿上予以登记,并向当事人发送《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质权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时设立。”然而,2008年底修订专利法时仍然没有提及专利质押问题,仅仅是国务院2010年1月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4条上新增一款:“以专利权出质的,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共同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出质登记。”第三,关于专利权转让,我国《专利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转让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很明显,专利法明确赋予了专利申请权、专利权转让登记的生效力,而非对抗力或专利权转让合同的生效力。
  二、专利权变动登记效力的现实选择
  不同国家选择不同的专利权变动登记模式,无不与自身的政治、法律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当然也要考虑权利变动中的交易安全。不同国家可能有所侧重,进而选择不同的权利变动模式(见图1),并进一步衍生出不同的登记效力模式。
  相对权意思主义,是指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权利即告转移,无须登记。此立法例下,登记不是权利变动的生效要件,而只是对抗要件或仅仅是权利变动的证明要件;绝对权主义,是指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并不导致权利发生变动,还需要完成登记手续,而且只有经过登记,权利才告转移,未经登记,权利不发生变动,债权人仅享有要求债务人履行登记的请求权。绝对权主义可以分为绝对权意思主义和绝对权形式主义,绝对权形式主义是指权利变动采登记生效主义,并且与原因行为具有“可分性”,原因行为无效的,登记行为依然有效,权利发生变动;绝对权意思主义介于相对权意思主义和绝对权形式主义之间,是指权利变动采登记生效主义,其与原因行为具有“不可分性”,原因行为无效的,登记行为也无效,一方有权要求撤销权利变动登记。瑞士及中国的物权法采此种模式,我国的专利权变动未明确规定。
  两种效力模式中,相对权指债权,绝对权则指物权及知识产权,之所以作如此概念区分,在于如果将物权的概念(如物权意思主义)套用到专利权制度中,则容易导致专利权乃至知识产权制度自身的混杂,不利于知识产权自身制度体系的建立。
  决定两种权利变动效力模式的价值理念有所不同,如果侧重于鼓励交易,那么就应当减少对当事人交易的干涉,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无须登记,专利权即告变动,于是采相对权形式主义。如果侧重于保障交易安全,那么需要登记,并赋予登记以生效力,于是采绝对权主义。但这里需要追问两个问题:第一,专利权变动追求的到底是鼓励交易还是交易安全?第二,鼓励交易和交易安全是否不可调和?如是,是否存在一种兼顾二者的制度设计?
  对于第一个问题,欧美许多国家深受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影响,多采相对权主义及登记对抗力。但对于市场经济不够发达的中国,交易安全更被看重,结合实践。本文认为我国的专利权变动原则目前具有可行性的模式可以是绝对权意思主义和登记生效力,理由在于:
  1.专利权本身的无体性,及物理属性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人们无法像占有有体物那样实际占有技术方案,因此专利权在变动中面临较多风险,加之我国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专利权变动的交易安全价值应当高于鼓励交易价值。虽然登记生效主义对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约束更多,且增加了当事人的交易成本。如果交易安全不能保障,鼓励交易意义何在?
  2.我国的物权变动主要采绝对权意思主义,而物权与专利权都是绝对权,对社会交易安全影响甚大,因此专利权变动有必要采绝对权意思主义,以及登记生效主义。作为原则,《物权法》第9条开宗明义提出不动产以“登记生效主义”为原则,“登记对抗主义”为例外。比起动产,专利权的对象与不动产更加相似,例如二者主要是通过登记来表彰权利,而非像动产那样通过实际占有加以表彰。在法国,“依传统观念,人们认为无形财产所有权具有动产性质,因其非土地的定着物,如各种知识产权。但现在,人们承认这些无形的、‘在纸上’的权利为不动产权利。”[14]
  3.登记生效主义下,尽量提高登记效率、降低登记成本也是可行的,现行登记流程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例子[15]。进一步,现有技术条件完全允许建立联网的登记系统,当事人以自行确定的格式通过登记系统上传必要材料,登记机构进行后台审查。
  据此,专利权变动所采的效力模式具体如下:
  1.专利权许可的效力。专利权许可的变动模式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未分析专利权许可与物权变动的区别,就提出专利权许可采“登记生效主义”或“登记对抗主义”,这或许有失片面。专利权许可是对技术方案的利用,属于“用益型”专利权,在变动时,普通许可应采登记证明主义,独占或排他许可应采绝对权意思主义与登记生效主义:
  (1)专利权普通许可登记采相对权意思主义及登记证明主义,即普通许可自当事人意思一致即行成立,无须登记,登记不具有生效力或对抗力,而仅具有证明力。原因在于:普通许可的被许可人既然接受普通许可的专利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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