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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冤假错案形成及防控之法理解构
【副标题】 结合“隧道视野”审视【作者】 唐潇慧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分类】 理论法学
【中文关键词】 冤假错案;隧道视野;个案正义【文章编码】 1008-7966(2017)06-0001-04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6【页码】 1
【摘要】

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性心理为“隧道视野”,该种心理具有不可避免性,功利主义与扭曲的法伦理观是导致该种心理的主观因素,法治传统理念与当代诉讼活动的透明度低是导致该种心理的客观因素,诉讼活动的“隧道视野”困境在主观与客观因素综合作用下引发冤假错案产生。通过对冤假错案防控机制的历史及域外考察,纠正冤假错案“隧道视野”心理, 防控冤假错案应当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合理掌控秩序与个案正义,将个案正义置于优先位置;其次,冤假错案由于过于注重司法效率而发生的现状应当为司法机关格外注意,司法效率的提高应当与保证案件公平并重;最后,从各方面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充分发挥并合理限制外部力量的介入。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884    
  一、诉讼活动中与“隧道视野”之关联
  “隧道视野”一词可追溯至柏拉图的“洞穴之喻”[1],从囚徒困境直至面对太阳,这段“看”的过程即是理性的启蒙发展阶段,而在洞穴或隧道行走的过程则是视野狭隘忽视周边视野的困境阶段。加拿大学者肯特·洛奇针对不同法系国家冤假错案发生之成因进行总结归纳,指出证人、犯罪嫌疑人作证方面以及律师代理不充分是共同原因,并从司法机关角度强调“隧道视野”是导致冤假错案的一种偏见性心理。“隧道视野”作为冤假错案侦查审判主体的根源性心理并不如刑讯逼供、鉴定错误等直接原因为人重视,其特征具有以下几方面:第一,“隧道视野”并非作为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低下之结果而存在;第二,“隧道视野”的存在形式呈现渗透状,体现于诉讼活动的各处细微环节;第三,“隧道视野”对司法活动的影响后果严重程度大。
  二、冤假错案成因之法理解析
  从冤假错案的分类来看,以导致错案原因为标准分为主观原因性刑事错案和客观原因性刑事错案,以职权部门有无滥用权力为标准分为无过错之错案和有过错之错案。从这两种分类可发现,主观原因性形式错案与有过错之错案等同,而客观原因性刑事错案和无过错之错案等同。
  (一)从主观方面解析冤假错案成因
  第一,在功利主义的支配下,“隧道视野”心理决定司法人员的“有罪推定”假设。“有罪推定”可谓是一种心理定式,美国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在其《法律与现代精神》一书中指出法官和普通人达成裁断的过程是一样的{1},人类很少从前提出发而得出结论,恰恰相反的是先形成一个不很确定的结论,从这一结论开始,倒推着努力去发现能够导出该结论的前提。我国古代对于疑罪采取的“疑罪从轻”、“疑罪从赎”态度便是建立在“有罪推定”的心理定式之上,这种过于片面的“隧道视野”心理是司法主体自身的法律素养问题,完全能够避免。
  第二,司法主体扭曲的伦理观导致“隧道视野”普遍蔓延。我国目前案件侦办机关的伦理观普遍存在严重的扭曲现象{2},诉讼过程中的刑讯逼供取证的采纳度依然居高不下,而这种故意违反程序法的现象体现的道德危机是司法主体能够意识到的,然而处于“隧道视野”心理中的侦办人员刻意忽视司法实践中的道德义务,一味关注司法流程的进展,认为目的能够使手段合法化,因此对于刑讯逼供对人权的侵害视而不见。我国法律制度存在诸多司法实践根本不会接触到的“架空条文”,也存在实践层面无处适用的空白条文,在尚不健全的法律制度的背景下,冤假错案便是执法、司法过程违背法治精神、在违背正义目标的短期利益支配下产生的悲剧{3}。
  (二)从客观方面解析冤假错案成因
  因司法主体自身“隧道视野”心理而执法不当是导致冤假错案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社会背景等客观原因同样能导致司法主体产生“隧道视野”心理,引起冤假错案发生的必然。
  第一,当代法治理念承袭传统导致秩序至上。我国司法审判不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采取遵从先例原则、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我国传统法治理念导致秩序至上理念的长期存在,尽管正义观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不断渗透,由于社会秩序缺少灵活性,即便从传统来看,东方秩序中的集体意识较强大{4},这种表象的稳定性不意味着长远的稳定,而社会整体秩序的强大会导致公权力与个体正义的不对等现象,具体到司法实践中便是个案正义容易被忽视,基于这种长期存留下来的“隧道视野”传统,冤假错案的发生具有独特的中国式必然性。
  第二,诉讼活动透明化程度较低。刑法理论是法律规范下的基本法理,是刑法的核心和灵魂{1}。而法律具有“时滞性”,法律漏洞需要靠繁多复杂的司法解释来弥补,而最高院、最高检等司法机关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有时为类推解释,在适用时难免造成司法主体无从选择;立法不明确也会导致专家学者对于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条文的不满意,而严重者会危及社会秩序。冤假错案开端在于侦查机关搜集的证据或非法或不充分,并且我国目前刑事司法评价体系具有浓厚的科层式官僚特质{4},司法机关独立性不强,司法主体易因该种层级压力、上级制定的政绩标准产生“隧道视野”心理。最后,应当介入的外部力量无法展开,并无相应救济机制。辩护权是制约侦查权的最好方式{5},然而作为应当介入的外部力量,辩护律师的权利虽然逐渐得到重视,然而由于法律规定的疏漏,辩护权的行使时常受到侦查机关的阻碍,而辩护律师申诉、控告的救济机制也没有明确严谨的规定。司法主体不应当因辩护律师的干预而忌惮诉讼活动因此中止,并因此阻挠辩护律师辩护权的行使,辩护权与侦查权应当做到相互制约、相互配合。
  三、冤假错案防范机制之历史及域外考察
  (一)冤假错案防范之历史考察
  我国传统法治思想一脉相承,虽受时代价值观及社会体制的局限,但其中先进的思想及对冤假错案的防范机制对纠正当前司法主体“隧道视野”的偏见心理具有重要意义。古谚有云:“捶楚之下, 何求不得?”[2]御史黄降亦曾言“事之最难者莫如疑狱”,冤假错案大都由疑案引起,而我国传统法制对冤案及疑案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屈打成招”是当代“刑讯逼供”的古语,因古代刑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得到承认的,加之监督机制不慎严密,刑讯逼供于古代的肆意实施导致冤假错案大量发生,而史书的记载表明冤案的危害程度高,同时传统法制对冤案的愈加重视也体现正义价值的不断实现。因宋朝无论审判机制还是疑罪处理原则在承袭唐朝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因此着重从宋朝司法活动分析立法者、司法者如何尽力克服“隧道视野”的偏见心理,防范冤狱的发生。开弓没有回头箭
  第一,注重审判过程的非法证据排除。《明公书判清明集》记载的“杀人放火”一案便体现出南宋名公在审判过程中恪守的“疑罪从无”原则。在该案中,州县官认为犯罪现场有两具骸骨便是凶手张千五、叶万一,而审判官蔡久轩审查后认定该州妄自认定凶手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因而纯属猜忌。同时,若将张、叶二人戳尸检验则会造成对尸体的侮辱,这一点也体现出南宋名公对待无辜者的人文精神。
  第二,贯彻“严明矜谨”的断案理念。宋朝对于冤假错案的重视可谓达到一定程度,《折狱龟鉴》高度体现了宋高宗“昭雪冤狱”之期待,该书开篇即是“释冤”、“辩诬”[3],并指出司法主体应当做到“临官莫如平”,但凡关乎当事人生命权或名誉权的审判,如果不能贯彻“严明矜谨”的断案理念,枉法裁判,必然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降低法律权威。
  第三,严苛错案惩罚机制。我国现行刑法的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该条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刑法保障人权之机能,然而一般刑讯逼供不至上升到适用刑法的层面,该种刑讯逼供行为依然能够导致犯罪嫌疑人被迫做出虚假供述。针对这种行为并无明确系统的法律惩罚机制,因而导致司法工作人员在“隧道视野”心理的支配下实施越轨行为。《唐律疏议·断狱》中曾规定:“因为犯罪而被判处死刑的人,如果不等到复奏后的结果就执行死刑的,对官员流放三千里。”{6}由此可见传统立法对于司法主体违反程序的行为惩罚即如此严苛,更不论实体违法行为了,传统立法给予司法主体自由的同时限制其权力的行使,这种灵活的立法手段值得现代立法者采取。
  (二)冤假错案防范之域外考察
  孟德斯鸠描绘的“自动售货机”式的法官即是古典法治主义追求的法官形象{7}。审判过程根据法律条文与既存事实,采用机械的三段论推理进行裁决,“自动售货机”意指法官如机器一般无任何主观能动性,自由裁量权是不被要求的。而与如此注重逻辑推理在审判中的作用相反的,霍姆斯指出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8},其对逻辑推理在审判中的作用的蔑视意味昭然若揭。孟德斯鸠以及之后的霍姆斯法官的不同描述也代表了英美法系同我国的不同,英美法系遵从先例原则,而我国更注重法律的严格适用。
  英美法系的诉讼结构同大陆法系不同,相较于大陆法系更追求实体正义、发现案件真相,英美法系更为关注的是程序正义,而处于“隧道视野”中的审判人员正是过于关注案件真相而往往忽视了程序对于真相的引导性,因此转变审判思想是必要的。冤假错案在英美法系的多发性体现了冤假错案发生必然特征的空间性、普遍性,而基于英美法系于规避“隧道视野”心理的努力过程体现了诸多法理思想,因此比较不同法系对于冤假错案的防范措施,究其深层次法理原因,从而为我国所用,这也是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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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高家雯.我国当代刑事错案产生原因及预防之法理解析[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0.

{2}陈伟,沈丽琴.美国错案透视及其对我国司法防范的启示[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4,(6).

{3}周平.遏制刑事“冤假错案”顶层设计的法治思考.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10).

{4}鲍爽.由我国冤假错案现象引发的法理思考[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4.

{5}刘国庆.从心理偏见审视刑事冤案成因——以柏拉图“洞穴之喻”为视角[J].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 (1).

{6}刘用军.从刑事冤假错案的发生看法治人格构建[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6).

{7}张利.宋代司法文化中的人文精神[D].保定:河北大学,2008.爬数据可耻

{8}佟迪.中国古代疑罪处理原则[D].沈阳:辽宁大学,2015.

{9}王冯.个案正义的法理解构[D].苏州:苏州大学,2008.

{10}[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理哲学与法理方法[M].邓正来,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1}詹建红.刑事错案救济机制的西方经验及其借鉴——以两大法系主要国家为参照[J].法学评论,2015, (2).

{12}沈德咏.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N].人民法院报,2013-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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