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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
【英文标题】 Research On the“Amount”In the Crime of Amount
【作者】 王昭振【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数额犯;数额要件;数额截断原理
【英文关键词】 the amount;the element of amount;the doctrine of demarcation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6)03—0057—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3
【页码】 57
【摘要】 数额犯的类型化是我国刑法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立法现象。数额要件的存在不仅仅是对刑法犯罪概念“但书”的具体化,其实它对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内部构造以及犯罪的既、未遂形态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发挥了数额要件的“截断”功能。这种数额“截断”功能在数额犯中具有普适性,可以被统称为“数额截断原理”。
【英文摘要】 The crime of amount is a very special kind of legislative practice in the criminal law of China.The element of amount as one of the particular content of the“Proviso”in the crime concept,in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criminal law,it has a vital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lements of crime.It the demarcation of the attempted.It completed crime and is a common principle in the crime of amount,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the doctrine of demarc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215    
  数额犯是我国刑法中一种比较特殊的犯罪类型,随着对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研究的逐步深入,笔者以为它极有可能对我国的犯罪构成乃至整个犯罪论体系都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本文中“数额”概念的展开也旨在探求数额犯中所共同存在的某些基本原理。
  一、前言
  所谓数额犯,依照刑法学界通行的理解就是指在我国刑法中以一定的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一种犯罪形态。[1]{1}为行文方便的需要,本文探讨的数额犯只限于数额基本犯而不涉及数额加重犯。实际上数额犯是对我国刑法分则中所有规定“数额较大”等罪状的具体罪名的一种理论归纳与总结,坚持的是犯罪构成的标准,那么数额犯中的“数额”自然就应涵括了此类犯罪中与定罪量刑相关的所有数额与数量因素。[2]
  (一)“数额”存在的逻辑层次数额作为刑法分则诸多具体个罪的“罪量因素”,[3]它本身具有多重性质:
  1.作为具体存在样态的“数额”。比如具体数额与概括性数额的划分,纯正数额与不纯正数额的分类,犯罪指向数额、犯罪所及数额、犯罪所得数额与犯罪损失数额的划分以及犯罪构成的结果数额与犯罪构成的行为数额的分类等,体现了刑事立法的不同形式与技术。
  2.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数额”。具体到数额犯中,“数额”的存在对于具体数额犯的成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此“数额”是数额犯犯罪构成要件的有机组成部分即数额要件,是犯罪构成规格中的一种限量要求。
  3.作为犯罪概念定量因素的“数额”。我国犯罪概念采用的是“定性+定量”的立法模式,立法者在界定犯罪的概念时既对行为性质进行考察又对行为中所包含的“数量”因素进行评价,是否达到一定的数量要求对决定某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从而有别于西方国家立法定性司法定量模式。{2}在犯罪构成要件之中,体现罪量因素的要求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个重要特色。数额犯中“数额”的存在是我国犯罪概念坚持“立法定性定量”立法模式的重要体现。
  (二)数额要件存在的实质与意义
  关于数额要件存在的实质与意义,从法律价值取向上看,西方刑法犯罪概念中“立法定性司法定量”模式注重的是法律的公正价值,司法被认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在我国犯罪概念中纳入数额等法定定量因素的要求,强调的是法的秩序与效率价值。{3}将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纳入到不同法律领域加以调整。从宏观的刑事政策上来看,犯罪概念以及犯罪构成中所存在的数额定量因素实际上体现了国家刑罚权发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国家刑法究竟在多大范围与程度上来保护法益。可以说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犯罪构成要件的存在都是依法益保护作为理论根基的,对它们的理解与阐释我们同样应当立足于法益保护的基本原理。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德日刑法的犯罪构成要件在其产生之初主要是建立在立法定性的基础之上而并不涉及立法定量问题,由此他们的犯罪论体系也是以此作为理论逻辑起点加以构建起来的,那么对于主观罪过的认定或界定,对犯罪的完成与未完成形态的定位思考也是基于此的。如果将犯罪构成建立在存有法定数额等这样一些定量因素要求的犯罪概念之上,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我们的犯罪构成的内在结构乃至整个犯罪论体系,将是我们不得不加以认真思考的问题。[4]
  数额犯中的数额要件作为一种立法现象,它应当在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得到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在笔者看来,数额犯中数额要件的体系性地位至少应在以下的两个重要问题中得到说明与阐释。
  二、“数额要件”在数额犯主观罪过界定中的“截断”功能
  我国刑法分则具体罪名中存在诸多表明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罪量因素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从而产生了在一个具体犯罪中对行为与结果存在不同主观心理态度的情况,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主观罪过难以具体认定。“丢失枪支不报罪”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围绕“丢失枪支不报罪”主观罪过形式的问题产生了以下几种学说:
  第一,“客观的超过要素”学说。{4}张明楷教授根据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客观处罚条件”理论以及“主观的超过要素”概念的启示,提出“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认为在犯罪构成之中并不意味着必须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完全的对应。
  第二,“复合罪过理论”,{5}由储槐植教授所倡导。此种学说依据“模糊理论”,结合英美法系以及大陆法系有关犯罪主观罪过形式的立法与理论实践,试图突破我国刑法理论通行的“同一法条规定的同一罪名只能有一种罪过形式,或是故意,或是过失,不能兼有”的戒律,以解决我国刑法分则中具有“造成严重后果”、“严重危害”等定罪情节犯罪的主观罪过问题。
  第三,“严格责任理论”,{6}此种学说由李文燕教授等所倡导。这种学说构建基础方面与“复合罪过形式理论”存在相同之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根据与心理学的模糊理论。认为罪过的具体形式是故意、过失必择其一还是不强求罪过形式单一化,这完全有赖于犯罪构成方式的选定。第四,陈兴良教授作倡导的“罪体——罪责——罪量”三位一体学说。{7}认为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罪量因素的性质是犯罪成立的要件,应当属于犯罪构成的要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处罚条件,而这些罪量因素既有客观要素又有主观要素,它应当成为犯罪构成之中的一个独立的罪量要件。
  从以上四种学说的具体论述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实际上遵循了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路。“客观的超过要素”学说与“罪体——罪责——罪量”三位一体学说,虽然在具体认识上存在某些不同,但是他们都主张法定罪量要素对犯罪故意的界定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当然他们的罪量因素的具体指代范围是存在不同的,张明楷教授做出了严格限定,而陈兴良教授则是指代所有的罪量因素),不是行为人主观罪过认识的内容。而“复合罪过形式理论”与“严格责任理论”则是主张这些法定罪量因素是犯罪主观罪过的认识内容与要素,只是在对它们的认识中存在相当大的模糊性,在实践中尚难做出明确的界分,从而或主张“严格责任理论”,或主张“复合罪过形式”。这样一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进路就分道扬镳了。那么这些法定的罪量因素是否是行为人应当认识的内容?它对于主观罪过的认定有无实质性的影响?笔者以为答案是否定的。
  当然在展开论述之前,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我们需要加以解决,即“客观的超过要素”与罪量因素的关系问题。“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是否可以用来阐释不存在上述复杂主观心态的犯罪,比如数额犯呢?笔者以为“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同样可以应用于非复杂主观心态的犯罪,它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客观的超过要素”只不过是罪量因素在复杂主观心态犯罪的主观罪过界定过程中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只是由于存在复杂主观心态的犯罪的主观罪过界定的特殊性才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所以“客观的超过要素”的客观存在既不是大陆法系德日刑法理论中“客观的处罚条件”启示的结果,也不是对“主观的超过要素”概念的借鉴。它存在的根本性基础在于我国刑法犯罪概念以及犯罪构成设计中所存在的罪量因素。
  法律规范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在法治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更多涉及到的是善与恶、对与错的行为评价问题。从心理学上看,人们对一个社会中行为的考量首先涉及到的是行为的性质问题,而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往往不是行为人本身只需要加以认识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它涉及到价值评判,是立法者需要加以具体价值评价的问题。如果某一行为达不到一定的程度便不作为犯罪,不予处罚,实际上会导致国民对规则本身的漠视,因此需要使国民明确行为的被禁止性,至于某些轻微行为不被处罚则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8}应该说这也是行为规范本身的性质所在。
  自从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宾丁发现了刑罚法规背后的刑法规范,从而使刑罚法规与刑法规范相区分以来,人们逐渐深化了对刑法规范的认识,进而从它们不同的作用形式将它们区分为行为规范与评价规范,行为规范主要是针对行为人的,传达的是行为规范的一种命令或禁止,而刑法评价规范则主要是针对司法者的,表明的是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价值评价。体现在犯罪论之中便是犯罪构成原理的具体运用,“构成要件”起初只具有“质”的规定性,而没有“量”的内在要求。即使在当今的德日构成要件理论之中仍然体现了这一基本原则。在有关犯罪故意的界定中一般认为故意是指对犯罪事实的表象与容认。{9}故意由符合特定构成要件的客观的事实和实现其内容的意思所构成。{10}即使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也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基本原则。虽然我国刑法犯罪概念的界定中已经纳入了价值评价的因素,但实际上它仍然不涉及到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具体认识要求。通说仍然认为犯罪故意概念中认识的内容只能是犯罪构成要件规定的事实——危害行为、危害结果以及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相联系的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与犯罪构成要件无关的实施情况,不论行为人是否认识,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11}由此将体现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的罪量因素作为主观罪过的内容不符合行为规范的性质,也不符合中外刑法有关主观罪过的界定要求。所以“客观的超过要素”学说与“罪体——罪责——罪量”三位一体学说对于数额的犯罪构成地位更具有理论说服力与借鉴意义。而且数额与其他罪量因素(比如情节的具体要求与危害后果的定量要求等)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它们都是犯罪概念中定量因素在刑法分则中的具体体现。上述学说虽然不是针对数额要求加以论述的,但在笔者看来,它们的基本原理应当同样可以用来阐释数额的犯罪构成地位问题。
  既然作为罪量因素重要组成部分的数额不应成为犯罪故意的认识的内容(数额犯主要存在于故意犯罪之中,所以本文主要论述的是数额犯中的故意犯罪),那么数额要件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地位应当怎样具体安排呢?
  如前所述,虽然张明楷教授提出了“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从其论述来看,这一“客观的超过要素”显然是不包括数额定量因素的。陈兴良教授提出的“罪体——罪责——罪量”三位一体学说则使数额这一罪量因素具有了与犯罪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相并列的独立的存在地位。笔者赞同陈兴良教授所给予罪量因素以独立的构成要件地位的观点以及其所具有的理论创造力,但这一理论对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将是一个巨大挑战与冲击。在保持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框架内运用“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或许具有更强的理论阐释功能,将数额作为一种“客观的超过要素”对于数额要件的犯罪构成地位更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因为它们都是罪量因素的具体体现。如上文所论证的,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数额”既然不是犯罪主观罪过所应当认识的内容,那么它就超出了行为人主观罪过的范围,从而也就“截断”了犯罪主观罪过界定中所设定的区域,使主观罪过的认识与意志只限于行为本身“质”的规定性,而不涉及“量”的领域。这种“截断”功能的发挥,使数额要件成为“客观的超过要素”。由此可见“客观的超过要素”超过的是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发挥的是行为人主观罪过界定层面上的“截断”功能。既然数额的定量要求实质上是对刑法保护法益的规格与程度要求,则有关它的具体的判定是由司法者必须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立法所作的数额限定本来就是针对司法者的,对于行为人来说它是“客观的超过要素”,但对于司法者来说它却是必须加以认识与判定的内容。一个犯罪的构成实际上是由行为人与法官或者说司法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使我国的犯罪构成的内部结构具有了“双重”性质,这是西方刑法犯罪构成中所不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行为人对“数额”这种“客观的超过要素”应当具有认识的可能性吗?笔者也认为行为人应当对此具有认识的可能性,但与张明楷教授的具体看法与认识角度存在不同,[5]这种认识可能性的存在不是用来界定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不是行为人主观罪过界定的根据,而是为行为的犯罪构成及其归责确定一个适当的标准与范围,在于限制法官或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限,是法官或司法者自由裁量的对象,而不是针对行为人的。司法者只能在行为人预见可能性的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判定行为人的危害行为的法益侵害是否达到法定数额要件的限制,从而将达到法定数额限制的危害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如果我们要求法官或司法者的这种归责具有合理性,那么行为人的认识可能性就是必要的,并且要使这种合理性的归责应当坚持一个适当的标准,行为人的认识可能性同样是必要的,这个适当的标准就是社会一般人的认识水平,使行为人的认识可能性建立在社会一般人认识能力的标准之上。如果超出了这一限定范围进行自由裁量就是一种“客观归罪”。这样一来,数额犯中数额要件存在的“截断”功能实质上也就限定了刑法规范对行为人主观罪过的评价范围,同时也就明确了司法者对数额要件进行自由裁量的许可空间。总之,我们要求行为人对数额这种“客观的超过要素”具有认识可能性不是出于行为人主观罪过界定根据的考虑而是为将体现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数额限度归责于行为人确定一个适当与合理的标准,为法官的自由裁量确立一个合理的范围。
  三、“数额要件”在数额犯既、未遂形态中的“截断功能”
  要探讨数额犯中“数额要件”对其既、未遂形态的实质影响,我们首先应当明确以下几个前提性的问题。
  (一)刑法分则规定的立法模式
  刑法分则规定是以既遂为模式还是以犯罪成立模式加以构建的?我国刑法学界对此存在激烈争论。传统的刑法理论认为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是以单独实行的既遂犯为模式加以构建起来的,由此将犯罪构成分类为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正的犯罪构成。{12}犯罪构成是判断犯罪是否成立的规格或标准,既是第一的,也是最终的,因此也是唯一的标准,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13}因此,一个犯罪只能有一个犯罪构成,只有这样犯罪构成才能起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作用。这样一来,将犯罪构成区分为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正的犯罪构成实际上违反了上述的基本逻辑,混淆了犯罪构成与犯罪停止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因为按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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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579.
{2}储槐植.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J).法学研究,1988,(4);储槐植,汪永乐.再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J).法学研究,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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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刘之雄.犯罪既遂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133.
{21}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92—493.
{22}冯亚东,胡东飞.犯罪既遂标准新论——以刑法目的为视角的剖析(J).法学,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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