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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试论我国反垄断法执行体系的构建
【作者】 刘德龙 赵阳 张晓宇【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反不正当竞争与反垄断法【期刊年份】 2003年
【期号】 12【页码】 7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8344    
  
  法律的执行是任何法律最终成为规范生活秩序、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力量的中间环节。法律执行体系是一国得以将某种法律规范落实到社会生活中去时所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规则架构。一部法律只有辅之以科学、合理的执行体系,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致于沦为“一纸空文”。可以说,一部法律的执行体系是否健全、合理,决定着该部法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地成为“鲜活的”法律。目前,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反垄断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对于其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理论界和实务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就该法制定出来以后,应该辅之以怎样的执行体系却鲜有人论及。
  一、构建我国反垄断法执行体系的原则
  (一)外国体例经验与我国国情相结合。
  反垄断法是现代商品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自其诞生以来,已被世界各国所广泛接纳。尤其是美、英、德、日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更是在反垄断法的立法和执行方面形成了成熟的机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反垄断法是为了克服市场走向垄断,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制定的,是市场机制内在需求的产物,是与市场自身的特性紧密相关的。因而,与反垄断法内容的一致性相对应,各国的反垄断法执行体系与法律自身相比,由于受到一国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有着较大的差异。我们说,一国的反垄断法执行体系只有与本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法制相衔接,才能够有效地克服制度“嫁接”的“排异反应”,我国对于反垄断法的立法反思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进行的,在立法和执行体系的构建上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迟发展”的优势,少走弯路。另外,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等基本国情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决定了我国在设计反垄断法的执行体系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才能使反垄断法在我国的有效运作成为可能。
  (二)兼顾制度的实效与成本。
  在经济学的视野里,制度的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小交易成本,以获取最大的实效。但是,制度本身的运行也是有成本的。如果制度供给的边际成本超过其所减小的交易成本,制度供给将丧失其价值。因此可以说,判断制度价值的尺度便是以最小的制度成本去换取最大的制度实效。法律的实效是通过立法目的的实现来体现的。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结构,保障市场主体间的自由竞争。由于反垄断法在宏观上具有以上功能,使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进而言之,反垄断法执行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国家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转以及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命运,而且事关竞争者、消费者等市场参与主体的个体利益的实现。为了充分保护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结构,应该设立相互约束、相互监督的执行机构,配置专业人员,投入大量的资金,设计精密的执行程序,从而保障个案查处的公正性,通过对市场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正当约束。来保障市场充分竞争。从理论上讲,多设执行机构,复杂的程序,专业化的人员,有利于保障个案的公正。但是庞大的人员,冗长的程序以及高额的培训费用却意味着社会要为此付出更大的成本。如果社会为执行制度所需的成本超出了社会因此而获得的收益,那么,设计该项制度的目的就“落空了”。因而,对反垄断法执行体系的设计既要保障该法的有效实施,又要避免付出过大的制度成本,应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
  (三)弘扬程序理念。
  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实际上,反垄断法的执行体系是落实反垄断实体法的程序体系,是反垄断法得以落实的根本保障。目前,人们已经开始逐渐摆脱过去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程序的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重视,程序正义的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现代程序法中,程序正义的基本理念蕴含着平等、参与诸价值,具体表现在反垄断法的执行过程中便是执行机构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地处理各种争议。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保障市场主体充分参与、表达自己的意见、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反对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专横与独断。
  (四)充分发挥竞争者与消费者的积极性
  垄断行动在宏观上损害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转,在微观上损害其他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由于市场主体普遍存在的“白搭手”心理,所以,作为公共产品的国家权力始终是反对垄断的根本力量。但是,在一国市场上,正如竞争充满市场的每个角落一样,垄断也遍地开花,随地结果。由于国家反垄断机构在人、财、物方面的有限性,使得国家机构不可能将所有的垄断行为都尽收眼底。因而,在设计反垄断执行体系时,必须为竞争者和消费者参与反垄断提供制度空间,鼓励竞争者通过向国家机关检举、控告、起诉、索赔等方式积极地与垄断力量作斗争。一方面,可以强化制度实效,实现制度价值,另一方面,又可以节约国家机关反垄断的成本。这一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谨防骗子
  二、构建我国反垄断法执行体系的制约因素
  在设置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时应要考虑以下几个重要因素:
  1.反垄断法本身的特点、任务和调整对象。反垄断法是反对限制竞争、维护竞争的自由公平和经济活力的法律制度。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侧重维护微观的竞争秩序、防止市场竞争过度相比,反垄断法更注重维护宏观的经济秩序、防止市场竞争不足。反垄断法具有政策性、灵活性和行政主导性的特点,更加偏重事前管制和行政手段。如调查市场结构、掌握和公布市场垄断情况,认定某些交易方式的合法与否,核准企业兼并和卡特尔协议,引导企业达到具有效益和竞争力的规模等,因此专门的行政执法机关不可缺少。同时,反垄断法规制企业垄断行为,往往涉及到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企业。我国反垄断法除了规制企业垄断行为以外,还担负着规制行政垄断的重任,政府及其部门有可能成为执法的对象。因此,反垄断法专门机构不仅要设立,而且还要求有相当的地位与权威性,才能满足有效执法的需要。
  2.竞争立法模式。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共同构成完整的竞争法,但各国因有各自的历史背景而在立法模式上有合并立法与分开立法两种。由于前述两者的不同性质,笔者认为我国可以采取分开立法的模式,以分别体现各自的宗旨和原则。由于我国特定立法背景,我国竞争立法已经现实地走上了分开立法的模式。这对在进行反垄断立法时单独确立反垄断执法机构提供了条件,即将两法的执法机构合一并非必然选择。
  3.现有相关机构的设置情况。在以往的学者讨论中,有一种观点主张应该选择现有机关机构中职能最相近的一个机构确立为反垄断执法机构。但是,我国现有负责市场管理执法、维护市场秩序的机构一般都只是负责微观市场管理和执法的,然而,直接将宏观竞争秩序与产业政策结合起来作为基本职能的机构还没有。因此,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不能从现有机构中确立,而应由反垄断法直接创设。
  4.外国做法的比较借鉴。虽然前述各国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上的具体做法并不一致。总体来说,西方主要国家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具有地位高、权力大、机构精干、人员专家化的共同点。其中,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竞争立法和竞争执法的经验似更值得我国在设置反垄断执法机构某个方面(并非所有方面)的借鉴。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对限制竞争法》是在不同时期分别制定出来的,属于分开立法的模式,其反垄断法强调了专门执法机构的作用,并强调宏观竞争秩序与产业政策的统一。[1]
  三、反垄断法的行政执法体系
  1.行政执法主体。
  纵观世界各国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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