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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论法律文化对其他文化的主导作用
【英文标题】 On Function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Legal Culture
【作者】 蒋德海【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文关键词】 文化;法律文化;法治建设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6)05—0142—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5
【页码】 142
【摘要】

文化建设和法治建设存在密切关系。不仅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法律文化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法律文化对其他文化形态具有支配作用。法律文化是主导性文化,决定着其他文化形态的方向和发展,并为其他文化形态服务;文化建设必须和法治建设同步。其他文化形态影响法律文化,并和法律文化一起发展。法律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中有其他文化形态的影子,法治建设中有文化建设的贡献。在文化建设中,突出现代法律文化的普及、加强文化建设中的制度转换,注重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批判和清理,不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迫切需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2676    
  一、见义勇为案引发的法律与文化冲突
  去年8月14日下午6时许,胡远辉驾驶两轮摩托车搭乘罗军,在成华区圣灯乡人民塘村,趁一女子不备,抢走其金项链后驾车逃逸。张德军和现场市民刘××等人闻讯后,立即乘坐张德军驾驶的轿车追赶,并多次打电话报警。当追至三环路龙潭立交桥上时,刘××等人责令胡远辉、罗军两人停车,但胡远辉为摆脱追赶,驾驶摩托车高速蛇形行驶。张德军驾驶的轿车与摩托车并行时,摩托车与右侧立交桥护栏和张德军驾驶的轿车发生碰撞后侧翻,致使罗军从摩托车上摔落桥面,造成左小腿骨折等多处损伤,胡远辉摔落桥下死亡。不久,两歹徒的家人向当地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要求追究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法院经过审理,最后判决无罪,旁听的市民纷纷起立鼓掌。
  本案引发的问题在法律上非常简单,即见义勇为者的行为是否有所限制?如果见义勇为者的行为超出了法律的限度,是否应当承担法律的责任?法律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任何行为都必须遵守法律。但在文化上,引伸出必须使我们思考的一系列问题:对见义勇者限制的道德界限在哪里?对于应当惩罚的恶有没有应当保障的权益?如果因为限制见义勇为者而使恶得不到惩罚,这样的限制是否道德?反过来,由于保障恶的合法权益,甚至为了保障恶的合法权益现而追究见义勇为的行为,是提倡见义勇为还是遏制见义勇为?而保障恶的合法权益究竟是鼓励恶还是鼓励善?在今天良好社会风气不健全的情况下,保障恶的合法权益有没有必要?等等。本案中,法院的判决在维护法律权威和弘扬见义勇为风气之间,选择了后者。法院这样做,反映了我们社会特定的文化倾向和传统,本案旁听的市民“纷纷起立鼓掌”就是明证。
  但是,这一案通过法院的判决,一定程度上使法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1]它告诉我们,当年“秋菊打官司”所反映的法治建设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并未因为电影的远去而淡化。相反,伴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许多深层次的法律和文化的矛盾还将在更加深、广的领域展开。为此,有必要认真关注我国法治建设中法律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关系,并将文化建设纳入到我国依法治国的总体框架和法治文明内加以思考。
  二、法律文化深刻而广泛地影响法治建设
  文化和法律有着密切的关系[2]。英国学者罗杰·科特威尔指出:“一切有关法律制度和法律概念的特征的问题都需要与产生法律的社会条件相联系来加以领会,在这种意义上,法律确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3]法律文化是人们在历史和现实中创造的,内隐在法律理论、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当中并通过人们的观念、习惯、心理等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法律因素的总和。法律文化中蕴涵着一个民族或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积累起来的民族习性、民族心理与传统和习惯,是人们对法律的情感、理解和需求的某种行为模式的沉淀。[4]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将文化分为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两大结构。他认为,文化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有形的是显型文化,隐形的是隐型文化。[5]根据这一理解,法律制度、法律设施等有形物是显型文化,而在法律制度背后的法律思想、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就属于隐性文化。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的根。法律制度的形成及其发挥作用,都与法律文化有密切关系。法律建设脱离了法律文化建设,就难以获得成功。
  法律文化影响法治建设的方式,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显性的法律文化,通常通过制度或其他法制设施影响社会,这种法律文化往往占社会的主导。例如我国现行法律,就以先进文化特别是先进法律文化——民主法治、科学、人权为理念,通过法制建设,在社会形成依法治国的法律文化环境。隐性的法律文化,通过心理和习惯影响法治建设。这种影响渗透在人们思想、心理和习惯中,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有时是理性的,有时是非理性的。比如,国家不仅有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公民自身也应有积极维权的意识。但中国长期的封建法律文化中,提倡的是“无讼”和“无争”,“在许多坚持社会理想的人们心目中,对证公堂是鄙下的,为君子所不耻”[6],而社会“无讼”和“无争”成为盛世明君良好的政绩的标志。这一心理状况也影响到我们今天。我们通常把某一方面争讼的增加,视为负面的东西,就有这种封建心理的影响。从理论上说,“无讼”和“无争”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和谐。在法治国家,公民的权益受到损害,有权利寻求保障。法治国家不是要消灭争议,而是能够及时和公平地解决争议。因此,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标志,不是看这个社会争诉或诉讼的多少,而是看这个社会能够多大程度上形成和提供公正及时地解决纠纷的机制。[7]因此,我们的法治建设,不是努力消灭社会争讼,而是要正视争讼,并形成有争讼找法院或依法解决的习惯和心理。
  法律文化对法治建设影响的后果有两种:一种是有利于法律建设。先进的法律文化,能够及时有效地推进社会法治的进步,因而有利于法治建设。资产阶级革命中,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及权力制衡的观念对资本主义法治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资本主义法律文化一方面对封建的法律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另一方面则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法制的形成。资本主义法律文化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马克思曾作过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不利于法治建设的法律文化,也普遍存在。在中国,主要是几千年封建法律文化的影响。这种法律文化时时处处甚至是顽强地影响和干扰着法律建设。回顾新中国建立半个多世纪来的历程,我们的许多曲折中,都有封建法律文化的影子。比如,个人崇拜、个人专断,要人治不要法治的习惯,政策高于法律的心理,清官意识、官本位及重义务轻权利的思想等,至今仍普遍存在并发挥着作用。而中国的法治建设,如果没有对于封建法律文化的批判,并将这种批判引导到制度建设,就难以建成法治国家。
  三、法律文化和其他文化存在互动关系
  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说得好:“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其共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同样对共同文化的历史产生作用”。[8]中国近现代作家的创作规律告诉我们,法律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发展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因为文化是一个整体,“法律像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它们的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它们,”[9]而且因为法律文化和其他文化形态虽然同属上层建筑,但各自的意义不同,在文化建设中有不同的地位。法律文化是主导,决定着其他文化形态的方向,并为其他文化形态服务;其他文化形态则影响法律文化。
  从法律文化的主导作用看,法律文化对于其他文化处于一种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首先是在民主法治条件下,依法治国的宪法性质决定的。宪法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的规定不仅是我们行为的最高准则,也是我国一切文化现象的最高准则。而体现宪法和法律权威的法律文化,是保障宪法和法律统一实施的文化基础。其他一切文化形态,都应当与这一法律文化保持一致,并不得违背这一法律文化的要求。
  法律文化的主导作用,还与法律的权威性有关。在法治建设中,推进法治建设的根本使命之一,就是要推进法律的权威。而法律文化的作用就是将法律的权威,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心理或习惯中去。从这意义上说,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使尊重宪法和法律不仅成为一种规定,而且成为各种文化形态共同推崇的理念。如果没有法律权威就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法治秩序。因此,法律文化的主导作用,是确立法律权威的需要。而确立法律权威离不开法律文化的建设。泸州遗产案中,法院以一种错误的法律文化观,置特殊法和一般法、法律和公序良俗之间关系的适用原则于不顾,最终损害的是法律的权威。其文化上的原因,就是我们社会中,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法律文化还不健全。我们的大众从教育、媒体及其他文化形态中得到的现代法律文化不够。
  法律文化的主导作用,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其他文化建设必须有利于法律文化建设。比如,艺术文化建设,就要有利于现代法律文化建设。艺术家塑造一个形象,必须有利于现代法律文化的进步。我们的艺术如果不是引导和普及现代法律文化,而是宣扬封建法律文化,这种艺术文化建设就是失败的。比如,时下的电视剧,宫廷戏占了极大的比例。但究竟多少宫廷戏是有利于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呢?就值得审视。而不利于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宫廷艺术中的封建糟粕,就应当受到现代法律文化的抵制。
  同时,法律文化也保障其他文化形态。比如哲学文化的发展,除了思想资料的条件外,还受到法律文化环境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封建文化中,哲学文化的发展往往局限于天理人欲和道德良心,难以发展出以自由、人权为特征的启蒙哲学。反过来,如果在一个封建文化强大的环境下,提倡自由和人权,则会被视为离经叛道,受到抵制和追究。在今天民主法治的条件下,现代法律文化的巨大优越性就在于能够从文化上为各种文化形态提供某种背景意义的保障,如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宗教文化、教育文化、哲学文化等。
  法律文化对其他文化的保障有多种途径。
  一是作为法律环境影响其他文化。现代法律文化形成一种良好的法律环境,为其他文化形态提供一种宽松和公正的存在和发展环境。比如,现代法律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关系上,法律文化的信仰自由和权利保障原则,既使人们有权利信仰,也使人们在信仰的时候,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
  二是直接影响其他文化形态,并构成其他文化形态的内容。美国思想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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