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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多元思想背景下的伦理法制
【副标题】 兼议东晋南朝法律思想的时代特点
【英文标题】 Metaphysics;Confucianism;ethical legality;Dong Jin and Nan Chao
【作者】 林明【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法学院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文关键词】 玄学;儒家学说;伦理法制;东晋南朝
【英文关键词】 Metaphysics;Confucianism;ethical legality;Dong Jin and Nan Chao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4)01—0094—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1
【页码】 94
【摘要】

东晋南朝时期,玄学成为当时具有时代特色的主流学术和政治思潮。但此时的思想界又呈多元化局面,玄、儒、佛、道各家思想对意识形态及政治领域各个层次的影响和作用并不相同。在统治者治国的实际指导思想方面,儒家学说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表现在江左君臣们仍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立论的出发点,还表现在儒家思想对当时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司法者主张情、理、法结合,提出了符合伦理人情的原则和方法。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作用和影响推动着封建法律伦理化进入新的阶段。

【英文摘要】

In the times of Dong Jin and Nan Chao,Metaphysics was the mainstream learning and political thought which was of epoch characteristic at that time.However,thoughts was plural at that time,all sorts of thoughts including Metaphysics,Confucianism,Buddhism,Taoism played deferent roles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and political field.But as far as instructional thought for managing state affairs is concerned,Confucianism was still in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on.Because it was still the principle of argumentation on theory,and it exerted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atory in practice.When justice dealt with specific cases,they combined emotion,reason with law,and put up som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it the current ethic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933    
  
  东晋南朝时期,玄学的实际影响日益扩大,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儒家独尊的地位发生动摇。晋室南迁后,作为晋王朝统治支柱的北方士族大批逃往江南,在剧烈的社会动荡面前空虚绝望,而其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表现,就是玄学的发展和佛教的盛行。一般认为,在东晋和南朝时期,由于江左士人大都崇尚释老,热衷玄学,轻视名法,咸不以鞫狱为要务,而以清谈为高逸,以致造成“江左以清谈相尚,不崇名法,故其时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1}的局面。那么,儒家正统思想在受到玄佛等思想的冲击而发生动摇之后,在江左统治集团治国方略中处于何种地位?真的毫无作为了吗?他们是如何看待、修复和适用儒家学说的?儒家思想在与各家思想的论争和融合过程中是如何继续对封建法制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的?这一时期的政治法律思想是否修正了传统的儒家学说?这都是值得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一
  东汉后期,尤其经过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的荡涤,以谶纬迷信为中心的儒家神学宣告破产。东汉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儒家名教之治,已丧失维系人心的效能而渐趋衰微。在曹魏政权支持下,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又看中了“独尊儒术”后被罢黜的先秦诸子学说中的名学和法学的思想学说。因为名法之术,能适应曹魏时期“术兼名法”、“用人唯才”的政治需要;而名法思潮则成为后来魏晋玄学思想的萌芽。西晋时形成门阀士族统治,玄学思想即在西晋士族腐朽生活的基础上得以泛滥。在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儒家思想已经丧失其支配的地位,进入衰运。虽然在西晋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改良办法恢复生产,使中原经济出现活跃现象,形成所谓太康之际的“繁荣”,反映到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上,被认为是儒家政治复兴的象征,于是一度沉寂的儒家思想开始给予玄学派以猛烈抨击。但是在西晋儒玄两家的思想交锋中,儒家思想一直处在劣势的地位。
  到东晋南朝时期,道、佛二教兴起,成为维护门阀士族统治的新的思想武器。由于佛学的兴盛和儒、佛、道、玄四家分离结合,争论调和,在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呈现出战国时期以来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东晋时期,就玄学而言,思想界讨论的主题已不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因为这一命题已经在郭象哲学那里得到了解决,标志着玄学理论的发展达到了自身的极限,以至东晋时期玄学理论再难有重大突破。当然,这并不表示玄学理论家完全沉默。面对当时严重的阶级和民族矛盾,以及战乱带来的生离死别等痛苦,思想界关注的中心已不是现实政治问题,而是个人的生死解脱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玄学派仍然力图予以解答,张湛的《列子注》就是代表作。张湛的思想是复杂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一方面宣扬“任其自然”的纵欲主义思想,在《杨朱篇注》中他说:“当生之所乐者,厚味、美服、好色、音声而已耳。而复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娱,以仁义为关键,用礼教为衿带,自枯槁于当年,求余名于后世,是不达乎生生之乐趣也。”就是要人们冲破封建礼法的一切束缚,尽情地去追求人生之乐趣,至于国家兴衰,政权存亡,都不用去考虑。这种放纵人生的观点,充分反映了东晋统治者和世家大族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既无力解决这些矛盾,又想苟且偷安、追求享乐的颓废没落的思想情绪。另一方面,张湛也试图去解答生死解脱这一时代课题。他在《列子注序》中,提出了其解脱理论的命题是:“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就是说,太虚是宇宙的母体,万事万物都要最终消灭,融汇到太虚之中去。与太虚为一体,则得到了永恒的解脱。但是,执著于现世生命价值的贵族士大夫们,不可能从最终肉体消灭的理论中得到解脱,相反,他们最能接受的是肉身成仙或灵魂不朽。在这个问题上,玄学的回答是软弱无力的,而佛教道教的优势则正在于此,尤其是佛教,由于它更适应玄学造成的注重思辨求理的理性主义文化环境,所以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东晋南朝的思想主流。{1}以至当时一些帝王都崇尚释老,弃道归佛。
  与佛教成为江左思想主流的同时,玄学的影响仍在日益扩大。据思想史的一般规律,某种理论创新的停滞并不等于实践影响的削弱。相反,一种学说的真正流行,有时并不与某种思想学说的创立同步。玄学也是如此,东晋时期,尽管玄学理论创新不多,但其社会影响却日益扩大。这种影响扩大的主要表现是,它不仅再是一种理论,而且转化为一代知识分子官员的自觉实践。面对由于过度放纵导致政务弛废而加速西晋覆灭的历史教训,士族名士们大都身体力行名教与自然同一的玄学主张,表现为礼玄双修,清谈与政务两不误。当时,像王导、谢安之类的风流名士,同时又是支持东晋偏安局面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此外,玄学在江左影响扩大的另一标志是,它开始逐渐渗入政府的官学中,与传统的经学并列。自正始玄学创立直至东晋,尽管玄学著作大量出现,并在知识界广泛流传,但却一直没有取得正式的官学地位。这一状况自东晋中期以后才有所改变。据《宋书·隐逸·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宋文帝征雷次宗到京师开馆办学,“会稽朱膺之、颖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建康实录·卷第十二》说,元嘉十五年冬十月,“立儒学于北郊,延雷次宗居之……明年,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集门徒,多就业者。”由此可见,玄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南朝宋时的官学中已开始与经学并立,此后玄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一直存在于南朝的官学中。总之,在这一时期的思想界中,玄学与佛学处于主流地位。
  二
  毫无疑问,玄学是魏晋时期影响最大和最富有时代特色的学术思潮,但是我们又看到它并没有取得像汉代儒学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那样的官方独尊地位。魏晋南朝的思想界是多元的,官方哲学也是多元的。从纵向发展看,玄学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加深,但从横向断面看,即从意识形态各个层次的影响看,其作用程度并不尽相同。
  首先,江左时期封建皇权仍是主要统治形式,作为封建皇权伴侣的儒家的天命观始终是其存在的精神支柱。这一点,并没有因为玄学的出现而对其发生动摇。在这一时期,每当王朝更替之际,新兴的皇权都把天命和谶纬神学作为登基根据。东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时,就用了谶纬之学来论证自己登位的合理性。南朝的换代之时,新登基的皇帝也都是用接受天命来解释王朝变更的。另外,所谓“祥瑞”、“灾变”都被视为天人感应的大事对待,以此决定军国大计和重要官员任免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次,在统治者治国的实际指导思想方面,儒家学说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南朝宋武帝刘裕称帝之后,重视儒学,广兴学校,下诏曰:“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学艺,修建庠序。”要求“选备儒官,弘振国学。”{2}宋文帝刘义隆在当政的三十年间,实行安国宁民的政治法律措施,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之术,强调“本立化成”,他所谓的“本”,即儒家思想的精义,封建的伦理纲常。南陈统治者鉴于梁季丧乱,刑典滋繁,思革其弊,重申儒家德刑并用,务存平简的立法指导思想,主张治民必须以礼义教化为主,反对苛法严刑,认为“惟刑止暴,惟德成物。”南朝一部分士大夫官僚代表人物,出于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提出了许多重建儒家思想统治的观点与建议。他们作为上层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观点和主张对当时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南朝的法律思想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元嘉年间曾任御史中丞的傅隆强调礼义纲纪是治乱兴亡的根本。他在申明礼之大义时说:“夫礼者,三千之本,人伦之至道。故用之家国,君臣以之尊,父子以之亲。……所谓极乎天、播乎地、穷高远、测深厚,莫尚于礼也。”{3}孝武帝时录事参军周朗亦说:“凡治者何哉?为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则,又随以刑逐之,岂为政之道欤。”他主张“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学经;十八至二十,尽使修武。训以书记图律,忠孝仁义之礼,廉让勤恭之则。”通达礼教经书者擢之,“经不明”者则“不足取”。在他看来,礼教是经国治世的根本,若不能掌握,则无入仕的资格。{4}南齐崔祖思强调,治国必以礼教为先。他说:“《礼》、《诰》者,人伦之襟冕,帝王之枢柄。”在论及德化的作用时他认为:“论儒者以德化为本;谈法者以刻削为体。道教治世之梁肉,刑宪乱世之药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风霜”,他同意这种比喻关系,并说:“是以有耻且格,敬让之枢纽;令行禁止,为国之关键。”{5}可见,他们这些人仍是以正统儒家所主张的纲常礼教和德主刑辅说作为立论出发点的。
  最后,江左时期以儒家学说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还表现在儒家思想对立法实践的影响上。众所周知,南朝以因袭晋律为始终,各朝虽有自己的法典,但其基本精神和内容都是晋律的继续。而晋律在法律史上的地位,则是以礼律并重著称。[1]礼律并重并非始自晋律,但在唐律之前,晋律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晋律在汉律一定程度儒家化的基础上,进一步遵循和吸收儒家礼的精神和某些规范原则,如晋律重奸伯叔母之令;父母死,吏民必须依礼居丧;崇嫁娶之要,以下聘为正等规定,都反映了礼的精神和规范已被吸收进法律内容之中。二是首创以服制定罪,明确提出“竣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的刑法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原则,成为封建社会法律依服制定罪的开端。三是立“存留养亲”制。从孝道的“尊亲养老”和家族主义“慈孝”原则出发,凡罪名在十恶以外,即使犯死罪也往往因亲老疾废而留养,缓其执行。从晋代开始就有罪至弃市而亲老无侍,特免死刑执行的案例记载。南朝法律除继承了上述制度外,南陈律还创立了“官当”制,允许封建官吏以官当徒,这同样也是儒家所主张的“刑不上大夫”思想的法律化表现。
  总之,儒家思想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在整个东晋南朝时期,并没有发生根本动摇。即使在西晋末年,放达之风部分影响政治实践的情况下,官方的文告也从未放弃承认儒家政治观点的合法地位,至东晋,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倾向被迅速克服,外儒内法的治国方略被进一步确立并坚持下去。
  三
  情、礼(或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中,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封建统治者在司法实践中力图协调解决的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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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程树德.九朝律考(卷四).南朝诸律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311.

{2}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86.

{3}沈约.宋书(卷三).武帝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4.51.

{4}沈约.宋书(卷五十五).傅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50.

{5}沈约.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89.

{6}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十八).崔祖思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517.

{7}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五).朱谦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962.

{8}沈约.宋书(卷五十一).宗室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75.

{9}沈约.宋书(卷八十一).顾觊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79.

{10}沈约.宋书(卷六十四).何承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01.

{11}沈约.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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