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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关于口供的证据价值的理性思考
【作者】 万永海【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口供;证据价值;“零口供”;刑讯逼供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3)06—0072—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6
【页码】 72
【摘要】

论及口供的证据价值,“刑讯逼供”如同魔影随行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进展中,尤其是在刑事侦查程序中。垂青于“零口供规则”的人,藉此对口供的证据价值给予全面的否定。作者认为,口供对于证明案件事实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证据价值,对口供的证据价值应有一个科学而客观的认识,为获取口供而不惜刑讯逼供固然错误,但因此而否定口供的证据价值也不足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892    
  
  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以及其他案件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口供的内容既包括犯罪嫌疑人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英美法中称之为自白),也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说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还可能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他人犯罪事实的检举揭发。口供作为定罪证据之一,固然因其独有的特点而具不同于其他法定证据的独特价值,但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方面考证,口供又并无超越其他法定证据之处。然而,在对待口供的态度上,我国司法实务界却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是受“罪从供定”、“无供不录案”等封建传统的影响,以刑讯逼供手段非法逼取口供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针对保护人权呼声的日益高涨和对刑讯逼供的深恶痛绝,矫枉过正,提出“零口供规则”。这两种做法均曲解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口供的立法精神,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了正确认识口供,完善证据法的理论,纠正司法实践中的错误,本文试图从口供的证据价值、口供与刑讯逼供、口供与“零口供规则”方面作些思考论证。
  一、口供的证据价值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七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很明确,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口供是法定的七种证据形式之一,具有其特定的证据价值。《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在此,立法机关适用的是“判处”的字眼,即仅指刑事诉讼进展到审判阶段,对被告人适用证据定罪处刑的审判机关。但笔者以为,对此条应作扩充性解释与理解,适用证据进行审查判断的主体,不仅仅限于人民法院,而且包括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仅有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的,担负侦查职责的公安机关不得将其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并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担负提起公诉职责的检察机关也不得将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告人向审判机关提起控诉。“供述”不仅是指被告人的供述,亦应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重证据”,既包括对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六种证据的重视,同时亦包括对作为法定七种证据之一的口供的重视。“不轻信口供”,既包括不轻信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也包括不轻信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无罪辩解,而不能仅仅理解为不轻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描绘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口供证据的适用与采信规则的轮廓:口供是法定证据形式之一,在刑事诉讼中要重证据(包括重口供),但不轻信口供(包括无罪辩解)。仅有口供不能定案;没有口供,其他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定案。既反对“口供至上”,刑讯逼供,又反对漠视口供,实行什么“零口供规则”。口供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对于全面分析研究案情,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准确地处理案件,不枉不纵,合理配置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缩短办案周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首先,口供有利于办案人员迅速查明案情,少走弯路,提高效率,有助于实现公正。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是实施了受到指控的犯罪的人,也可能是没有实施受到指控的犯罪的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以及如何实施犯罪行为,比其他任何人更为清楚,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如实供述,可以全面、详尽地反映其作案的动机、目的,作案的手段、过程。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还可以从各个侧面反映案件全貌。有罪供述经查证属实,可以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辩解,可以提供证实其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和证据线索,同样可以帮助办案人员正确分析案情,使公安司法人员克服主观臆断,做到兼听则明,及时发现和纠正办案中的偏差,防止无罪的人受到错误的刑事追究或者有罪的人罚不当罪,促进办案人员进一步收集新的证据,查获真正的犯罪分子。
  其次,口供有利于发现其他犯罪线索和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常常可以为发现其他犯罪和犯罪嫌疑人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尤其如此,司法实践经验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其辩解中,也能够提供有利于查获真正犯罪人的情况。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检举揭发,往往能给公安司法人员提供新线索、新证据,使一些陈年积案得以侦破,一些隐藏很深的犯罪分子被抓获!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口供对于正确确定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责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次,口供有利于审查核实本案中的其他证据,更好地对其他证据作出正确判断。各种证据只有在相互比较、印证中才能审查核实,口供作为证据的一种,可以与其他证据相互比较、印证,发现和排除矛盾点,使案件最终得到正确处理。最后,口供可以反映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办案机关可以据此确定采用何种强制措施,审判机关据此进行量刑。在其他有罪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是否有口供,对定案并无多少影响。但因我国的刑事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采取认罪悔过的态度,还是抗拒、狡辩、死不认罪,反映出其主观恶性的大小、深浅。办案机关可以根据其是否认罪,有无坦白、立功情节,对其社会危险性加以衡量,采取相应、适当的强制措施。审判机关也会区分不同的情况,根据其悔罪态度,作出适当的刑罚,以体现国家的刑事政策,发挥刑罚的功能。
  当然,由于口供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在适用、审查判断口供时必须加以注意。一是口供的特殊性和直接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是被指控的对象,是刑事诉讼中的核心人物,处于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其口供具有不同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主体的特殊性和证明内容的特定性。其口供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直接性,这是口供的最大特点,也是口供被奉为“证据之王”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口供的虚假性。因案件处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逃避罪责,总是企图否认和抵赖罪行,不作真实的供述,或者答非所问,或者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如果讯问人员存在非法取供的情况,那么口供的内容更可能严重不真实。三是口供的不稳定性和反复性。犯罪嫌疑人出于种种考虑,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前供后翻、时供时翻的现象十分常见,从而导致口供的不稳定性和复杂、多变性,使案情复杂化,为案件的查处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在对口供进行审查判断时,要注意分析研究其内容是否符合情理,有没有矛盾,有没有反复;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认、辩解的动机与目的;审查供认是在什么情况下作出的,讯问时有没有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情况;同时必须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对比分析,只有被其他证据证实的口供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口供与“零口供规则”
  口供作为法定证据之一,如前所述,因其固有的特点,具有独特、重要的证据价值。我们必须重视口供证据的存在,不能任意否定其价值,否则既有悖于法律规定的精神,也有悖于司法证明的规律。但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为了与比较盛行的“口供至上主义”和刑讯逼供现象相抗衡,结果在司法制度改革过程中,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零口供规则”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2000年9月21日,《南方周末》刊载了一篇题为“零口供惊世骇俗出台”的报道,比较详细、全面地介绍了《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主办检察官办案零口供规则》及被适用于司法实践的情况。{1}据文章介绍,“零口供”的主要精神是指,当侦查机关将包括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在内的证据呈送检察院提请批捕或起诉时,检察官应视口供为零,然后根据案件中的其他证据分析判断嫌疑人是否确有犯罪事实,应否批捕或起诉。同时,该“零口供规则”也涉及到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问题。该规则第5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允许其作无罪、罪轻的辩解,允许其保持沉默。
  对于“零口供”及所谓“沉默权”,媒介进行了热炒。有媒体称,这是“中国刑诉的司法观念彻底转变”,是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进步。也有媒体说,这是在中国首次把“沉默权”写进“规章”,“沉默权”终于在中国“浮出了水面”。{2}有学者称:“对于每一位关注中国证据制度乃至司法制度发展的人士来说,这篇报道确实具有惊世骇俗的效果,因为检察官们做了一件立法者都没有做的事情,或者说犯罪嫌疑人未能从立法者那里得到的权利已从检察官那里得到了,许多人的理想轻易地并且意外地变成了现实。”{3}
  确实,“零口供规则”出台后,全国各地以“零口供”定案的案例不绝于报端。“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开了个先例:一审分别对以刘小明为首的6名‘零口供’案犯判处死刑。这六名案犯连作4案,杀害6人,罪大恶极,理当严判。但归案后,有2人拒不供认,有3人先供后翻。对此,专案组既未退避三舍,又未‘大刑伺候’逼出口供,而是调整办案策略,由重口供转移到重证据上来,充分利用原来忽略的微弱检材,证实他们确为杀害6人的凶手,把案犯送上了审判台。……他们的做法,不但是对无供嫌疑人的宣判,而且是对‘口供至上’的宣判。”{4}2002年12月3日《江淮晨报》报道,嫌疑犯扬言炸饭店,马鞍山零口供破获首例恐怖信息案。同年11月3日下午14点29分,马鞍山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接到一名男子打来的电话,声称“有两公斤炸药,下午3点在某大饭店爆炸。警方立即组织多警种五十余名紧急疏散人员,突查关键部位,未发现任何可疑爆炸装置,警方推断为他人故意编造恐怖信息行为,并将该饭店内退职工方城(化名)列为嫌疑人。但方城对发案时自己去向拒不供述。公安部专家通过将录音报警电话中报警人语音同方城的语音样本进行比对检验鉴定,认定方城即报警的犯罪嫌疑人。于是,专案组根据前期调查掌握获取的方城具备作案时间、作案可能、证人旁证材料,以及公安部的鉴定结论所形成的证据链,认定方城作案事实存在,遂“零口供”拿下首例编造恐怖爆炸信息案。{5}中国青年报2002年12月14日报道:深圳首用“零口供”起诉大要案。深圳市中级法院于12月12日开庭审理的一宗涉嫌偷逃500余万元税款的走私大案,成为这个市首起以“零口供”起诉的大要案。在这起特大布料走私案中,海关缉私侦查部门并未对主要犯罪嫌疑人陈某人赃俱获,当时在现场抓获的只是其他十多名走私嫌疑人。虽然证据显示陈某就是主犯,但陈某归案后一直对案情保持沉默,没有作任何犯罪交代。案件移送到深圳市检察院后,陈某仍拒不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他以为不交代,司法机关就拿他没办法。检方与海关警方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工作获得了大量的人证物证,足以证明陈某等人走私犯罪的事实。检察院遂对陈某等11名犯罪嫌疑人批捕并起诉。深圳市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绍,对案情如此复杂,标的如此之大的案件,在没有主要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情况下起诉,不仅在深圳尚属首次,在全国也极为罕见。新《刑法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实施前,传统的司法观念过于强调“口供”在证据中的重要性,深圳市检察院此次“零口供”起诉是一次大胆尝试,将会对深圳乃至全国今后的司法实践产生一定影响。{6}人民法院报2002年12月15日报道: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浙江:无口供照样判死刑。浙江省金华中级人民法院13日对一名在村委会选举时杀人,归案后又拒不认罪的被告人,一审判处死刑。据法院介绍,1993年12月22日晚,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童宅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发生纠纷,被告人童礼生追打村民吕浙江,村民童发财等人出面阻止,童礼生即用随身携带的尖刀对童发财的胸部猛刺一刀,致其死亡。童礼生当晚与其妻逃至浙江临安,潜逃长达8年之久。公安机关在得知线索后于2000年11月在安徽休宁将其抓获。童礼生在被抓获后,一直辩称其没有刺杀童发财。浙江省金华中院综合被害人童发财死前证言及在场其他人提供的证据,依据“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认定被告人童礼生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对其一审判处死刑。{7}诸如此类的报道、披露,还有很多。笔者在此不厌其烦地加以列举,意在为分析口供的构成及什么是真正的“零口供”提供一些实证。
  从一定意义上讲,“零口供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其目的在于向“口供至上”“叫板”,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有值得欣赏与肯定之处。毕竟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在证据的适用方面确有重口供的倾向,有着浓厚的“口供情结”,但正如前文述及,口供除其证明案件事实的直接性外,又有着其特殊性、反复性、易变性、复杂性和较低的准确性。如果证据体系建立在过分依赖口供的基础上或者说主要是以口供作为证据的支撑点,那么一旦出现翻供,证据“大厦”将会坍塌,对案件事实的求证将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成为“海市蜃楼”之虚幻梦境。“零口供规则”有助于办案人员转变观念,改变分外青睐口供,甚至不惜以身试法,以刑讯逼供之方式违法求得口供的工作作风,转为将工作中心与重点放在构建由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形成的完整、缜密、可靠之证据链条方面。也正是在此层面上,我们肯定“零口供规则”的积极意义。但是,综合起来看,仅有出发点的正确和动机的良好是远远不够的,任何司法改革不能违背现行立法的规定,不能背离刑事诉讼固有的证明规律。一个国家全社会法治意识的养成,不仅需要每个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一言一行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更关键的是,从政府机关到司法机关的公务活动,必须更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应该成为守法的模范机关,在法律面前,只有严格依法执法的义务,没有随意“变法”的权力。这样才能让有法必依的现代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法律的权威才能在全社会确立,遵守法律才会成为整个社会的自觉行为,依法治国的目标才能实现。而诸如“零口供规则”等司法改革,恰恰违背了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精神,带来的负面影响十分恶劣。试想:作为以维护法律权威为首要职责的国家司法机关,认为法律不合理,不经法定程序,就可以自行制定有关规则、办法进行所谓的“改革”,那作为当事人,认为法院的判决不合理、不公正,是不是也可以不执行?今后大家是否都可以认为,法律合理就遵守,“不合理”就不执行?所以说,违法的“司法改革”严重损害了法律在公民心目中的地位和权威,会造成法律信用在全社会的缺失,最终给我国的法治建设带来负面影响。司法改革是一个严密的系统工程,绝不能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定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法律改革只有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由立法机关依法“修律”,才可以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施行。{8}因此,笔者质疑“零口供规则”,并对其持否定的评价。
  具体说,第一,“零口供规则”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口供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法定七种证据之一,实行“零口供规则”无异是漠视口供证据的存在,彻底否定了口供的证据价值,有悖于现行立法的规定,也割裂了立法规定的证据体系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第二,“零口供规则”所追求的精神本来就是刑诉法有关口供证据立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刑事诉讼法》第46条已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仅有口供不能定罪。在没有其他证据,仅有口供即认罪供述的情况下,口供的效力与影响为零。在这一点上,46条的规定与“零口供规则”具有相通之处。但在既有其他证据,又有口供的情况下,且口供的获得系依照正当程序取得的,那么,在审查判断和适用证据时,我们为什么要排斥口供的证明力?有什么理由预先设定口供证据的证明力与影响力为零呢?况且,案件事实的证明依赖于一系列直接、间接证据的相互印证才能实现,武断排除了口供,如何实现与其他证据的比较、印证、判断和采信?证据的发现与扩展是由供到证,抑或由证到供,如何查知?前文所举“刘小明故意杀人案”与“童礼生故意杀人案”的定案,充分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规定,而不是“零口供规则”的体现。第三,“零口供规则”关于口供的界定,并不完全符合口供的法定构成。前已述及,口供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和无罪辩解,甚至还包括以口供形式出现的检举揭发。顺城检察院“零口供规则”的原文,笔者并没有见到,但将包括有罪供述在内的口供视为“零”,当然也会包括无罪辩解的口供在内,即将无罪陈述的口供对案件的影响也视为“零”,很明显,这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43条关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的规定,也不利于运用辩解口供中提供的线索,发现、收集新的证据,并与其他证据相印证,从而尽快地将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将无辜者从被指控、甚至被羁押的境地中解脱出来。“‘零口供规则’中‘零口供’的内涵是要求检察官在审查案件时淡化、弱化口供的作用,视被告人在侦查机关做出的有罪供述如无物,其焦点是司法机关对口供的态度问题。”{9}但在对“零口供”字面含义的理解上,应当根据口供的构成做出正确的界定与认识,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既不作无罪辩解,更不做有罪供述的情况下,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任何口供,才能称做“零口供”。有无罪的辩解,没有有罪的供述,不是“零口供”;既有有罪的供述,又有无罪的辩解,更不是“零口供”。不能把仅仅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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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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