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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论申请执行时效的适用程序
【副标题】 兼谈权力分工语境下的审执分立【作者】 乔宇
【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分类】 民事诉讼法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4
【页码】 6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2882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将申请执行期限界定为申请执行时效,并规定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人民法院能否依职权对申请执行时效问题进行审查,实践中存有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执行时效与原申请执行期限的适用一样,作为申请执行的一个必要条件,由立案部门在立案时进行审查。经审查,若发现已经超出申请执行期限,则裁定不予受理。第二种观点认为,申请执行时效是申请执行期间,不再作为申请执行立案的必要条件,但是执行部门可以主动适用,执行部门经审查后认为已经超出申请执行期间的,应当裁定终结案件。[1]第三种观点认为,申请执行期间不再作为申请执行立案的必要条件,执行部门不能主动依职权审查,应视被执行人是否就申请执行期间问题提出异议而定。如果被执行人就申请执行期间问题提出异议,执行机构便启动审查程序。经审查,若异议成立,则裁定终结案件;若异议不成立,则裁定驳回异议,案件继续执行。如果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终结前,没有就申请执行期间问题提出异议,则执行机构应当执行。[2]
  执行实务中关于申请执行时效审查问题的争议,只是申请执行时效具体适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之一,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司法实践在申请执行时效适用程序方面的困惑与矛盾,引发对我国目前执行救济程序体系建构的思考。笔者以申请执行时效具体适用程序为视角,围绕申请执行时效审查程序的启动方式和审查权主体,探讨目前执行救济程序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二、申请执行时效适用程序初探:债务人异议之诉的建构
  探讨申请执行时效的适用程序,有必要首先厘清民事诉讼法关于申请执行期间属性的立法本意,基于申请执行时效本身的制度特征,选择适用申请执行时效的正当程序。
  (一)申请执行期间的性质认定
  关于申请执行期间的性质,学术界和实务界长期存在争议。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将消灭时效一体适用于执行程序的立法例,明确将申请执行期间定性为申请执行时效。[3]目前申请执行期间的性质为消灭时效制度的观点已经成为通论。[4]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申请强制执行乃当事人对代表国家之法院所享有的公法上的请求权,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具体体现,不应有期间的限制。申请执行期间制度之设立客观上亦损害了民事实体法所确立的诉讼时效制度的完整适用,造成了民事程序法与民事实体法之间不必要的冲突。从根本上讲,我国民诉法关于申请执行期间制度的设立实乃基于积淀20余年的错误认识之不正确立法,应予以废除。[5]
  所谓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一定期间,而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民事法律制度。消灭时效又称为诉讼时效,其事实状态为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权利,其法律效果是导致权利的丧失或权利效力的减损。[6]诉讼时效直接表现为一定的期间,诉讼时效不过是期限的一种类型。
  期间也可以成为民法上一个重要的法律事实,它可以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例如诉讼时效的届满,导致抗辩权的发生。[7]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将该法215条[8]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间界定为申请执行时效,因此对申请执行期间在性质上与消灭时效作同一认定已不存在法律障碍。申请执行期间为执行名义所确定的私法上给付请求权的消灭时效期间,而不是对当事人基于执行名义产生的公法上请求法院启动强制执行程序的申请执行权(也称强制执行请求权)设定的期限限制。
  这里有必要简单区分强制执行请求权与执行名义所载请求权的概念。强制执行请求权,乃债权人基于执行名义,得请求执行机关行使强制执行权,以实现其执行名义所载请求权之权利。强制执行请求权,因执行名义之成立而发生,其性质为债权人对执行机关之公法上请求权,执行机关基此请求,始得对义务人发动强制执行权。因此,强制执行请求权非对于债务人之私法上请求权。强制执行请求权虽因执行名义成立而取得,但执行名义所载债权人之请求权,乃债权人对债务人之私法上请求权(实体上请求权)。私法上之请求权,权利人得自由处分,并因抛弃而消灭,与强制执行请求权之性质不同。[9]基于执行名义而生之强制执行请求权为公法上之权利,并无消灭时效问题。但执行名义所载债权人之债权仍有消灭时效规定之适用。[10]《民事诉讼法》239条关于申请执行期间(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适用对象为执行名义所载请求权,并非对公法层面上当事人启动执行程序的强制执行请求权设定期限,也未损害民事实体法所确立的诉讼时效制度的完整适用。前述学者观点对《民事诉讼法
果然是京城土著
》修改后关于申请执行期间规定的理解,以及主张废除申请执行期间规定的主张有待商榷。
  还有观点认为,将申请执行期限界定为诉讼时效仍然存在着一些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例如,如并非所有请求权均适用诉讼时效,依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诉讼时效仅适用于债权请求权。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并不仅限于债权请求权,还包括物权请求权。如果将民事诉讼法该条规定适用于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所有民事权利,在解释上,物权请求权亦适用申请执行期限。但学界通说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都认为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民事诉讼法将申请执行期限界定为诉讼时效,这一矛盾无法化解。可采的路径是限缩解释民事诉讼法上述规定的适用范围,将其理解为仅适用于债权请求权。
  《诉讼时效规定》中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债权请求权也不适用于申请执行期限。再如,除民事权利之外,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还包括一些非民事权利,如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等。这些非民事权利本无诉讼时效的适用,是否还应适用申请执行期限?对此仍有研究余地。[11]
  笔者认为,关于申请执行时效的适用范围问题,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在执行程序中引入消灭时效制度后,如果对申请执行时效的适用范围作异于诉讼时效适用范围的解释,将导致时效制度在审判和执行程序中的分裂,有违消灭时效一体适用的初衷。而且,如果将两者区别对待,还会出现《民事诉讼法》239条“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落空的问题。若执行依据所载请求权不属于诉讼时效适用的权利范围,自无该权利诉讼时效中止、中断一说,那么该请求权申请执行时效所谓的“中止、中断”又何来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另外,如果执行依据所载请求权不在诉讼时效适用的权利范围之内,即表明法院对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抗辩持否定态度,审判权不因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届满来评判应否对该权利进行公法上的保护。若因涉及强制执行的问题,法院又在申请执行时效中将其纳入抗辩的范围,将导致审判和执行对同一权利能否主张时效的抗辩进而受到公法层面的保护持相反态度,这一矛盾很难从理论上作出合理解释。因此,申请执行时效适用的权利范围宜与诉讼时效适用的权利范围作同一解释。关于“公法债权”等非民事权利的申请执行期限问题,不能完全适用《民事诉讼法》239条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438条,财产刑由第一审人民法院负责裁判执行的机构执行。财产刑由刑事审判庭移送执行机构执行,不涉及本文讨论的申请执行期限问题。根据《行政强制法》53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此类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申请执行期限不能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84条等相关规定,申请执行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偿调解书等行政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期限也不适用民事诉讼法申请执行期间的规定。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间基本上只限于民事执行范畴。因此,上述问题尚不足以构成将申请执行期间界定为消灭时效的理论障碍。
  执行名义所载请求权之时效,系实体法上问题。[12]根据《民事诉讼法》239条,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诉讼时效适用的权利范围,时效期间的计算,中止、中断的情形等规定可以看出,时效规范的适用不仅是实体法问题,而且是一类相对复杂的实体法律适用问题。处理未决实体法争议的基本思路应当通过诉讼途径,因此从理论上讲,申请执行时效规则的适用程序也应当是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
  (二)申请执行时效适用的正当程序——债务人异议之诉
  申请执行时效规则的适用与审判程序中诉讼时效的适用,在具体程序设计上并非完全相同。申请执行时效的适用程序,因强制执行程序的启动而呈现出与普通民事诉讼不同的特征。强制执行请求权为权利人对执行机关公法上的请求权,执行程序因当事人申请而启动。而申请执行时效适用于执行依据确定的权利人私法上的请求权。我国实务界与理论界大都认为,消灭时效的适用应当遵循抗辩权发生主义。即消灭时效援引与否应首先取决于被告是否以此作为抗辩理由。如果被告不以消灭时效提出抗辩,那么法院不主动审查时效问题,更不主动援引时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表明我国在消灭时效适用方面,遵循抗辩权发生主义。诉讼时效与执行时效性质上同为消灭时效,其规定可以作为执行时效适用时的参考。[13]
  基于以上分析,当事人行使强制执行请求权启动执行程序后,如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届满,应由被执行人主张消灭时效抗辩权才能停止执行程序。被执行人行使时效抗辩权的目的,在于停止法院对其实施的强制执行程序。如上文所述,申请执行时效的适用实质上为民事实体法问题,处理实体法争议的正当法律程序应为民事诉讼。故申请执行时效较为理想的适用程序应具备上述两种功能:一是通过诉讼程序审理实体法律关系争议;二是在公法层面上具备排除执行依据执行力的法律效力。这种两者兼顾的救济程序,指向一种特殊类型的执行程序衍生诉讼——债务人异议之诉。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关于该类诉讼的探讨主要限于理论层面。债务人异议之诉理论主要借鉴于大陆法国家的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债务人异议之诉,指债务人主张执行名义所示之请求权,与债权人在实体法上之权利现状不符,请求以判决排除执行名义之执行力为目的之诉讼而言。执行法院应依执行名义实施强制执行,以实现债权人之权利,但对于当事人间实体法之权利是否存在,不能审查认定。若执行名义所表彰之权利,自始未成立或已发生消灭、妨碍之事由,即与债权人实际存在之权利状态不符,执行法院仍依债权人之声请实施强制执行者,在程序上虽属合法,在实体法上则使债务人蒙受损害,自属不当之执行。为维持公平正义,法律特许债务人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以判决排除该执行名义之执行力,不许据以声请实施强制执行,并撤销已为之执行处分,以保护债务人之利益。故债务人对于执行名义有提起异议之诉之事由存在,而债权人声请为强制执行者,执行法院不得径行驳回,而应由债务人提起异议之诉,以求救济。[14]上述内容是对设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理由的简要概括。关于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性质,有给付之诉说、确认之诉说、形成之诉说、命令之诉说、救济之诉说、新形成之诉说、特殊救济诉讼说等各种理论学说。[15]债务人异议之诉一方面应对执行名义所载请求权发生消灭、妨碍等异议事由是否成立进行实体法上的审理,另一方面还应对是否排除执行名义的执行力作出裁判,判定执行程序是否继续进行。
  设立债务人异议之诉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是:债务人异议之诉是否违背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债务人异议之诉在既判力理论上应如何解释?执行名义所确定之请求权,因有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之事由发生,已全部或一部不存在或不得行使者,如债权人仍据以请求强制执行,即与其真实之权利状态不符,为维持公平正义及诚实信用,并排除债权人之不当执行,法律特许债务人以上述实体上之事由,提起异议之诉。此种诉讼,其标的为除去执行名义执行力之权利。法院认原告之诉为有理由之判决,形成执行名义执行力全部或一部之消灭或变更之效果,对于执行名义所载请求权之存否,则无既判力。债务人主张执行名义所确定之请求权,有消灭或妨碍之事由发生,致失其存在或不得行使,基于此种实体上之法律关系,请求除去执行名义之执行力,与原确定终局判决并非同一因原事实,自不违禁止重诉之原则。[16]就申请执行时效问题而言,属于执行依据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之间新产生的法律关系,申请执行时效是否届满,与原执行依据确定的实体权利分属不同的实体法律关系,诉讼标的并不相同。法院对申请执行时效问题的处理,不涉及对执行依据已经确定的实体法律关系重复评价,自不存在违反一事不再理和禁止重复起诉原则的问题。
  债务人提起异议之诉,须有异议之事由。即债权人之债权,有不得请求执行或不得对于债务人执行之事由。消灭时效完成即属于消灭债权人请求之事由。[17]被执行人行使申请执行时效抗辩权,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以解决时效是否届满的实体争议,并排除执行依据的执行力,从纠纷解决的彻底性和程序保障的完备性等方面看,应为申请执行执行时效规范适用的最佳程序选择。我国目前的执行救济程序体系中并未设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那么对于执行依据确定的请求权已发生消灭、妨碍等事由,被执行人如何救济,就成为执行程序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缺失,导致大量消灭、妨碍申请执行人请求的实体法律争议在执行程序中审查处理,由此带给执行程序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三、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缺失对执行程序的影响:执行权权能的扩张
  债务人异议之诉的事由为变更、消灭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事由,如清偿、抵销、免除、混同、和解、债权人同意延期等。当事人之间与执行程序相关的实体法律关系发生变化而产生的纠纷,从应然的角度审视,宜通过特定的诉讼程序,由民事审判庭对实体法争议进行审理后,作出确定性结论。执行程序进行,也应受此类执行衍生诉讼的结论拘束。在上述制度设计的前提下,执行程序的功能主要定位为执行依据所载实体权利的实现,而当事人之间实体法律关系的最终判定问题,基本上应通过特定的诉讼程序获取结论,并对执行程序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例如设立债务人异议之诉、案外人异议之诉等。此时,执行权承担的角色更贴近该项权力的本质,将实体法事项的最终判定置于权力的视野之外,而由审判权承担实体法事项的裁判职能。这是一种相对纯粹的执行权与审判权的分工模式,与执行权和审判权的权力本质相适应,体现了较为精致的程序设计理念。
  从我国执行程序的现状看,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设立了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并对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提起设置了异议审查前置程序。但是,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效果,可能并未完全达到引进该项制度的目的。法律移植是困难的。案外人异议之诉的移植,就是不成功的例子。移植后的案外人异议处理,分为执行机构审查和案外人异议之诉两个阶段,审判部门和公众接受需要时间,同时导致一个法院内部审查结果不一致的冲突。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更难被普通公众所理解。债务人异议之诉的诉讼结构复杂,诉讼请求和裁判结果是排除执行名义的执行力,或者以判决宣告撤销执行程序。该诉讼尚未被学界普遍接受。对于大陆立法机关、司法实务界来说,理解和吸收更需要一段时间。故短期内建立这种诉讼制度尚有困难。[18]
  司法实践中,执行依据确定的请求权发生消灭、妨害等事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由此引发的争议也是法院无法回避的问题。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缺失,导致被执行人解决实体法律关系争议、排除执行依据执行力的目的不能通过提起异议之诉的方式实现,与此相关的各项实体法纠纷的处理,也难以获得充足的诉讼程序保障。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审判权尚未承担此项职能,但与执行相关的实体法争议总要通过一定程序处理,否则执行程序将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面对这种局面,执行权已不单纯属于实现执行依据确定权利的国家公权力,而或多或少带有裁决某些实体法事项的职能。也就是说,执行权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部分裁决实体法争议的类似审判权的职能,对某些涉及执行程序是否继续进行的实体法争议作出相应的处理。
  例如,本文所讨论的申请执行时效问题,实质上为执行依据生效后,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新实体法律关系争议,对于时效中止、中断、起算等问题的认定,并非单纯适用程序法即可得出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也可参照适用于申请执行时效相关问题的审查。民事诉讼法修改借鉴大陆法国家立法例,将消灭时效一体适用于执行程序,明确将申请执行期间定性为申请执行时效,但未关注申请执行时效适用程序等相关问题,对大陆法国家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的引入作了部分保留。执行法官在审查申请执行时效争议过程中,或多或少担当类似于审判法官的角色。实践中某些申请执行时效争议案件的复杂程度,也不逊于诉讼时效审判案件的处理难度。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部分异议之诉制度缺失对执行程序的影响,执行权的权能已不完全限 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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