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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浅析交通肇事罪中“逃逸”之认定
【副标题】 以《刑法》第133条为研究对象【作者】 邹刚石珍
【作者单位】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类】 犯罪学【期刊年份】 2013年
【期号】 4【页码】 9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2874    
交通事故乃现代社会生活中日益频发之事件,其责任归属跨越了民事、行政以及刑事三大领域,且纠结难分。从规范目的的确定与理解、语焉不详的要件定位到错综复杂的竞合问题,无一未引发广泛争议。而就司法实践而言,尤以判定交通肇事之后有无逃逸行为、是否应加重刑事责任的追究为最。故本文则欲选取刑法第133条所涉及的交通肇事逃逸为视角,以司法实践中若干具体案例为着眼点,通过刑罚本质、规范目的、制度离合以及实务分析等视角逐一论证了交通肇事逃逸条款中“逃逸”之内涵,希翼能对刑罚实务有所助益。
  一、司法困境:重探交通肇事逃逸条款之缘由
  对于“交通肇事逃逸”的理解,学界主要有存在着“法律责任逃避说”、“行政法义务不履行说”、“救助义务逃逸说”几种学说。当然,也有学者结合了几种学说的观点,对它们进行整合而形成了“法律责任逃避+救助义务逃逸”说。在司法实务中,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一般采纳“法律责任逃避说”的主要观点,如以下几个案例。
  [案例1]:在张峰交通肇事案[1]中,人民法院认定“尽管张峰在交通肇事后未停车抢救伤者并保护现场,亦未及时报警,但其在案发后较短的时间内即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故不成立交通肇事逃逸”。
  [案例2]:在李心德交通肇事逃逸案[2]中,人民法院认定“尽管李心德没有当场逃逸,但其在将伤者送到医院抢救后,因见伤者伤势严重,担心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决定逃跑,已构成交通肇事逃逸”。
  [案例3]:在陈德国交通肇事案[3]中,人民法院认定“尽管陈德国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主动报警并在现场等候交警调査,且在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交通肇事的主要的犯罪事实并提供担保人为其提供担保,但其在随后的事故处理阶段逃匿近3年,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就法律的实际运用而言,上述判决似乎当无疑义。具体而言,现行法律规范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责任分配主要见于《刑法》13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交通肇事若干规定》)第3条。其中,《刑法》133条并未对“逃逸”的基本内涵做出明确的指示,而《交通肇事若干规定》第3条则明确地把“逃逸”的动机限定为“为逃避法律追究”。因此,为了确保公民能够对自身行为进行稳定、明确的预测,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亦只能将“逃避法律追究”作为评判“逃逸行为”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对于某些躲避被害人家属暴力殴打行为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或某些径直投案而未采取任何救助、保护、报告义务的行为,以及某些逃离现场但电话报案并留下了真实姓名、联系方式的行为,均应该不作“交通事故逃逸”处理。另一方面,对于某些躲避于现场而谎称自己非肇事者的行为,或找人顶罪,即便他们尽其全力对伤者进行了救护并对现场进行了保护,亦因前述行为使得肇事者与事故现场的被损害状况相分离,导致有关机关对肇事者的追究发生困难,而被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甚至,肇事者及时将伤者送至医院抢救后逃离的,亦被追认为“交通肇事逃逸”。
  然而,若细致地对上述案例加以精致地分析,却可发现些许极其不合理的问题。在实务之中,任何肇事者均有义务监控此种危险状态,防止实际损害的扩大或再次发生,此亦为不允许肇事逃逸的首要原因。然而,如仅仅基于案例一中肇事者自行投案的行为而对其不履行报案义务、不保护现场、不救治被害人等行为视而不见,而以对案例二中肇事者脱逃之行为为考量因素便忽略其积极救治被害人的行为,显然有违刑事处罚的公正性。就社会危害性而言,肇事者不履行保护现场义务、不抢救受伤人员亦不及时报警而离开现场去投案的行为对交通公共安全以及受害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威胁。且现实中,由于肇事者未施以援手而导致受害者伤情恶化的事实也比比皆是。故理应对现有之司法解释详加更为细致地分析,以彰显《刑法》133

爱法律,有未来

条本身之旨意。
  二、犯罪本质:释析交通肇事逃逸条款之本意
  为了约束或禁止公民实施某一行为,国家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纲领,通过刑事法律规范确定了犯罪行为及其相应的刑罚责任。依此刑法规范,从而使得公民能预先获知其所采取的各种行为属刑法所允许抑或禁止。若以是否违反了所属刑罚明定的行为规范为依据,来确定犯罪与否,则可称其为犯罪之行为无价值理论,或称为规范违反说。它强调“刑法规范是一种命令或者禁止,赋予了规范接受者以具体的义务,以发挥刑法规范的积极作用,促使人们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4]故该学说认为,“谁破坏了刑法规范,谁就否定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形式,谁就通过自己破坏刑法规范的行动把自己或多或少地贬低为自然的生物。为了证明人不是自然的生物,就需要刑罚。”[5]就交通肇事而言,肇事者从一般人的道德伦理观而言,当然应尽其所能地对受害者进行救助,而不得企图逃避可能的法律责任。且法律规定设定了肇事者不得基于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而逃逸的义务,那么违反此义务者就理所当然地应受刑法处置。
  然而,规范违反说将行为的“规范违反性”作为违法性评价的重点,并将“规范”扩大解释为法规范和社会伦理规范。这就暴露了该学说在限制国家刑罚权以及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上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因为,规范违反说混淆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强调了刑法的社会伦理机能,使刑法的使命沦为对社会伦理的维持和守护。而对于某些伦理规范的理解,却因个人世界观、生活背景等的不同而产生相当大的差异。[6]这就导致了从这些迥异的价值观中遴选出某一个判断标准之时,会存在很大的主观恣意性。
  正是由于规范违反说过于随意主观,难免与现行刑法权利保障的理念相冲突。故刑法一般采取了法益保护说作为其认定犯罪的基础。较之规范违反说,法益保护说认为“即使没有侵害、威胁法益的行为表现出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审判实践上也不得将其作为犯罪处理。”[7]这就确保了刑事作为最终制裁手段的谦抑性。并且,采取法益侵害说有利于正确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使得法律制裁程序与法益的价值(重要性)、侵害的程度以及危险的程度相适应。这样,刑法规范所衍生出的制裁功能并不因违法行为的存在而当然发挥其效应。在违法行为之基础上,尚需对刑罚规范所欲保护的法益产生了实际损害或有实际损害之虞。换言之,某一行为进入刑罚制裁之射程范围时,法律更为关注其对法益造成危害或威胁的程度。盖国家刑罚权之发动,系以行为违反刑法规范之禁止或命令为前提,而将该行为评价为犯罪,并透过刑罚规范之实际效力,基于恢复被侵害的法秩序,针对犯罪作事后处置,以达预防犯罪的目的。[8]
  就我国立法而言,对于一般犯罪,刑法并不评价犯罪嫌疑人在犯罪行为实施之后的逃逸行为,唯独对于交通肇事罪,刑法将逃逸情节纳入了评价的范围。[9]究其原因,在于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客观上将使得正常的救护工作不能得到有效展开,从而导致刑法最为关注的人身法益或财产法益遭受更多的损害,甚至使得原本可以消灭的危险实害化。而如案例二、案例三所示,肇事者履行了其能尽的救治义务,也就得使得在交通事故中处于危险境地的被害人之权益脱离了危险。若对此之后的逃逸行为加以严重的处罚,便缺乏了法益基础。而于案例一中,尽管肇事者及时投案,但其未采取任何手段消减可能造成的危险或损害,使得受害者面临权益再次受害甚至死亡的风险。且肇事者果然经抢救无效而死亡,亦无法排除该结果源于肇事者之不及时送护救治。若对此行为不加以刑事处罚,反而对案例二、案例三中之行为处以更为严厉的制裁,更加显示不当了。
  三、规范目的:述构交通肇事逃逸条款之实质
  从字意上看,交通肇事逃逸显属作为犯,需肇事者实施了积极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然文意解释固然为一切解释之出发点,但《刑法》133条中所指的“逃逸”并未提供任何指示或限制。若将该条款所指称的“逃逸”理解为所有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则显有不当。故最高人民法院以解释将之限定于“逃避法律追究”之目的。从其解释之出发点来看,存在一定的合理之处。毕竟,若非存在逃避肇事责任之故意,往往会及时对受害者施以及时的救助。即便因恐慌、受害人已获他人救助或逃避受害人一方的暴力威胁等事由,未能予受害人以救助,则其亦至少会尽其报警、电告120之义务。然而,以是否存在“逃避法律追究”来断定是否成立交通肇事逃逸,却忽略了交通肇事逃逸该当受严厉惩处之根本原由。
  一般而言,当文意解释过于粗糙或可引发歧义之时,立法沿革的主观解释以及规范目的的客观解释便有关键意义。就交通肇事条款而言,欲理解“逃逸”一词在该条款中的基本内涵,则需要探究其惩处逃逸行为的用意何在。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立法不可能单纯的要求肇事者停留于事故现场而不采取其他动作或手段,例如肇事者仅身处事故现场之内,而一言不发、一事不为,甚至漠视受害人伤情之恶化。若只要求肇事者纯粹地“停留不逃逸”即可,则无所增益,亦无单独予以刑法上否定性评价之必要。其次,若将此处之不逃逸,理解为应采取《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明示的保护现场、施以救助以及报告义务,则有所牵强。第一,参照行政犯的基本立法规律,我国的立法模式一样为以下3种:违反XX条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违反XX条规定,比照刑法第XX条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就《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具体责任条款而言,对其70条义务之违反并未有类似科以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若将《道路交通安全法》70条述及的行政法义务解释为交通肇事逃逸条款中“逃逸”的外延,显然过于牵强。第二,《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意旨的义务,其目的更多的是在为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而设立相应的规则。若将该行政法之义务条款适用于刑事制裁之中,显需要明定的指示。否则,可能导致刑罚权之滥用,而有违刑罚法定原则以及权利保障之神圣。
  综上所述,纯粹地“逃逸”并不具备攻击力,也无法对他们的人身安全或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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