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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论夫妻财产制的定位及存在的误区
【副标题】 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为视角【作者】 孙若军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分类】 婚姻、家庭法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4
【页码】 9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2880    
  201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解释三》”),该解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第7条成为争议最大的条款之一,至今仍质疑声不断。《解释三》第7条的规定是:“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18条第3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条的解释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联系起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更为客观,便于司法认定及统一裁量尺度,有利于均衡保护婚姻双方及其父母权益。[1]但反对的意见是,该条款是用市场经济规则调整家庭关系,强调个人本位,缩小了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破坏了家庭伦理、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据此,本文拟围绕这一条款所引发的争议从立法依据、积极意义、适用范围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厘清在婚姻法定位上存在的误区,借以推动我国夫妻财产制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一、《解释三》第7条规定的法律依据辨析
  对《解释三》第7条的指责,主要集中在“越权解释”上,认为《解释三》第7条与婚姻法的立法意旨大相径庭,最高人民法院其实是以“解释”之名僭行“立法”之实。[2]但笔者认为,该规定不仅符合婚姻法的立法原义,而且是基于对社会现实反思后作出的“新法优于旧法”的理性选择。
  第一,《解释三》第7条是对《婚姻法》18条第3款规定的延伸和具体化。我国自2001年《婚姻法》修订后,增设了法定的夫妻特有财产制,为此,《婚姻法》18条明确了夫妻依法各自所有的财产范围,其中第三款的规定是“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为夫妻特有财产”。据此,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2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实际上,《解释三》第7条是对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进一步延伸和具体化,不过是将“财产”、“房屋”延伸到了“不动产”,将“赠与合同”、“除外”扩大到了“不动产登记”,均属法定特有财产的范畴,不涉及对法定共有财产制的改动,更谈不上所谓的“造法”。
  第二,依据不动产登记确认赠与人的意思表示符合婚姻法的立法原义。对《解释三》第7条的批评,源于《婚姻法》18
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条第3款明确规定了赠与人赠与夫妻一方财产,应当采用“赠与合同”的形式,而房屋产权“登记”不属于赠与合同,因此推定该解释突破了婚姻法的规定。但《婚姻法》18条第3款规定的立法本意,并非是在强调“合同”这一特定形式,而是要通过这一形式确认赠与人的真实意愿。在现实生活中,第三人赠与的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由于动产交付后置于家庭财产中由夫妻交互占有,如果没有赠与合同或其他书面形式,难以推定受赠财产的归属。但不动产不同,自2007年物权法实施后,不动产登记成为了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法定形式,是社会确认物权归属的根据。反观2001年婚姻法规定的“赠与合同”,现已不具有设立或变更不动产物权的效力,《解释三》第7条与物权法相衔接,以不动产登记的方式确认产权归属,不仅使赠与人的意思表示更加简便、明确,而且不动产登记较之“赠与合同”或其他形式的“除外”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虽然“合同”与“登记”两者形式不同,但作为确认赠与人意思表示的方式,实无本质差异。物权法是调整财产关系的基础性法律,公示公信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解释三》第7条将婚姻法规定的“赠与合同”扩大到“不动产登记”,不仅符合婚姻法的立法原义,而且,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准则,将不动产的确权从“合同”变更为“登记”,也推动了婚姻法的完善。
  要强调的是,婚姻法调整夫妻财产关系,一向严格区分对内、对外的法律效力,且优先保障社会经济秩序、交易安全以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解释三》第7条是确认赠与人赠与他人不动产物权归属的条款,赠与人系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其处分个人财产的行为受物权法和合同法调整,赠与人的物权行为应当依据物权法判断,而非婚姻法。换句话说,婚姻法涉及的财产规范,仅适用于婚姻关系的当事人,不适用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也就是说,如果夫妻以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登记在一方名下,依法为夫妻共有,但如果赠与人出资购买的房屋,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也确认为夫妻共有,就超出了婚姻法调整的范围,婚姻法不应以维护婚姻为目的而擅自变更赠与人的意愿。
  还要指出的是,为确保《解释三》第7条在适用时符合婚姻法的立法原义,司法实践应当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对不动产所有权的确认,应当严格遵循第7条的规定,即将赠与物限定在“不动产”上,不应包括不动产的“部分出资”。父母资助子女购房的形式很多,但适用第7条的规定应仅限于两种情形,一是赠与人赠与的是具有完全产权的房屋;二是赠与人赠与的是购买房屋的全部款项。除此之外,凡赠与人赠与子女的按揭房、分期付款的房屋,或者只是赠与子女部分购房款,剩余款项需要由子女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的,均不适用《解释三》第7条的规定,该房屋无论登记在夫或妻一方谁的名下,都应视为共同共有。但赠与人的“出资”应视为是对自己子女的赠与,离婚时考虑出资的增值等因素,按比例纳入到受赠人个人财产的范围。其二,第7条的规定虽限于不动产,但以“登记”作为确认赠与人意思表示的方式,应当扩大到以登记为对抗模式的准不动产上。换句话说,无论动产或不动产,都应将“登记”作为确认赠与人意思表示的法律依据。
  在现代,动产与不动产区分的意义已经不大,飞行器、船舶、汽车、有价证券等动产的经济价值甚至超过不动产,因此,物权法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准不动产”的物权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解释三》第7条规定旨在尊重和保护赠与人的意愿,因此,凡婚姻期间赠与人赠与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明确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都应当纳入到夫妻特有财产的范围,为受赠人个人所有。
  第三,《解释三》第7条第2款是基于法律公平所做的特别规定。有观点认为,《解释三》第7条第2款的规定,既不符合物权法确立的不动产登记主义,也不符合婚姻法以夫妻财产共同共有为原则,缺乏理论依据,[3]可以肯定,《解释三》第7条规定的第1款与第2款,是将同一性质的问题人为地设计成了两种不同的法律后果,但笔者认为,如此处理是为了维护法律精神的统一。社会生活复杂多样,不排除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夫妻双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但房屋产权却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情形,如果按照第7条第1款规定的逻辑推演,以不动产登记作为确认赠与人的意思表示,那么,该不动产应视为双方父母对一方的赠与,这显然有违另一方父母的本意,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但如果按照《婚姻法》17、19条,或《物权法》103条的规定,以约定不明确为由推定该不动产为夫妻共同共有,则有可能在双方父母出资比例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出现显失公平的法律后果。由于《解释三》第7条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侧重保障赠与人的合法权益,因而,无论将《解释三》第7条第2款界定为夫妻共同共有或一方所有,都不符合赠与人的本意。为平衡和保障各方的利益,追求实质意义上的公平,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纷争和怨恨,《解释三》第7条第2款作为法律的特别规定,按双方父母各自的出资比例分割财产是较为适宜的。
  二、以产权登记确认赠与人意思表示的积极意义
  婚姻法与物权法衔接,以不动产登记确认赠与人的意思表示是有其积极和现实意义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解释三》第7条的规定是对赠与人的尊重与保护。有学者称,父母为儿子置办婚房,为女儿置办嫁妆,是一种家庭财产制下的上下两代借子女结婚之际进行的家产传递。[4]但要注意的是,这种传统的家产传递模式,形成于夫权及男尊女卑的时代,是以子女家庭关系稳定为前提的。如有学者所言,法律是建立在对人类的典型性行为的一般化的心理假设基础上的,[5]从民政部公布的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看,我国离婚率已连续8年递增,现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在此背景下,父母将倾其一生的积蓄为子女购买房屋,且执意登记在子女一人名下时,已推不出父母诚心诚意将该不动产赠与子女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如果法律执意要求赠与人只能以“赠与合同”或“除外”的方式明确财产的权属,无疑是将父母推向两难的境地,也就是说,父母要么为避免家庭矛盾违心将财产赠与子女夫妻双方,要么为确保财产安全断然以“合同”的方式排除他人所有。而换一种既规范又简便的方式——不动产登记,如此,不仅可以免除赠与人一定要明确强调“给谁不给谁”的尴尬,而且也可以避免“赠与合同”或其他“除外”方式给受赠人的配偶带来直接的心理伤害和家庭冲突,既符合家庭问题的处理方式,同时也是对赠与人的尊重与保护。赠与是有人身专属性的,受赠人的配偶对家庭的贡献,不能强加给婚姻关系之外的人,无论基于何种缘由,法律都应当充分尊重赠与人的意思表示,保障赠与人依法处分其财产的权利,婚姻法不能因有利于夫妻共同利益或实现婚姻法的价值而违背赠与人的意愿。
  第二,《解释三》第7条的规定有利于受赠人的配偶了解事实真相并采取措施规避风险。不动产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意义,而“赠与合同”或其他“除外”的方式却是不公开的,合同具有相对性,赠与人与受赠人均没有告知他人合同内容的义务。如果赠与人旨在将不动产赠与子女,且以“赠与合同”或公证等方式排除他人所有,那么,受赠人的配偶有可能只有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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