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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疑难案件中法官法律解释的功能和标准探讨
【副标题】 从结论决定解释的法官逆向裁判思维展开【作者】 郭琳佳
【作者单位】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4
【页码】 8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2878    
  近年来,在大量疑难案件[1]涌入法院亟待解决的大背景下,法官的法律解释[2]问题逐渐成为法律解释学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许多学者致力于解释方法和解释规则的研究,期望通过提供一套系统的法律解释方法论,为法官审判疑难案件提供知识支援。然而,当我们具体关注一线法官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的真实思维过程后,不得不思考如下问题:疑难案件中法官的法律解释方法是经由什么样的思维过程得以确定?法官仅凭法律解释方法真的能够有效解决疑难案件吗?本文正是沿着这一思路,通过对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几类典型疑难案件的真实决策过程的剖析,揭开法律解释作为一种纯粹知识性追求的“虚饰”面纱,对传统法律解释的功能和标准进行反思,并借此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一、虚饰的表象——解释推导结论的正向裁判思维
  受大陆法系思维传统的影响,学界和实务界许多人长期以来均认同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之前的一个必要步骤,且我国司法判决的形成也基本沿袭了大陆法系国家推崇的演绎三段论模式。因此,作为疑难案件判决理由得以成立的重要逻辑环节,法律解释一般会在判决理由中得以展示,判决理由也成为一般人通常意义上了解法官法律解释方法运用的重要甚至唯一途径。下面笔者将已经多数学者深入论证[3]达成共识的几类疑难案件为标准,分别选取司法实践中的三个典型疑难案件,通过简要陈述法院判决理由来分析法官“对外表现”的判案思路和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
  (一)司法实例:类型化疑难案件的案情及争点简介
  [案例1]因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导致无法确定法律条文含义的疑难案件。2004年,原告王某某之父王某(离婚)与被告某保险公司签订人寿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为王某,保险期间自2004年9月1日至2009年8月31日止;若在此期间王某身故,公司将给付保险金。同年9月,王某离家出走且至今下落不明。2009年4月,原告向被告进行报案登记,被告要求原告向法院申请宣告王某死亡,法院于2010年12月作出宣告陈某死亡的判决,后原告申请理赔被拒遂诉至法院。此案的疑难之处在于对旧《保险法》关于责任免除条款的含义及范围认定问题。原告认为,其已于合同有效期内向被告报案,但依照宣告死亡法定程序必然超过合同有效期,保险人并未就这种事实上已免除己方责任的情形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被告则认为本案并不存在免责条款,被告依约不应承担责任。
  [案例2]可能适用的不同法律规范存在冲突的疑难案件。2010年10月,郑某酒后驾驶小轿车将行人吕某撞伤,公安交警大队对其进行酒精测试后认定为醉驾,并认定伤者吕某无过错,郑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且郑某为肇事车辆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后因未达成民事赔偿协议且郑某实际已无赔付能力,吕某将郑某作为被告、保险公司作为第三人诉至法庭。此案的疑难之处在于保险公司的交强险赔偿责任因适用不同法律而存在截然不同的结论。因为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简称《保险条例》)第22条之规定,保险公司在责任人醉驾情形下只需垫付抢救费用,自然不应承担交强险的赔偿责任;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76条之规定,保险公司的交强险赔付责任是一种严格的无过错责任,并不能因责任人的醉驾过错而当然免除。
  [案例3]严格适用明确的法律规定可能背离规范原意并抵触正义要求的疑难案件。被告某公司于2009年10月成立,原告何某于2009年11月到被告处工作,被告先后派人或书面通知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但原告一直拖延不肯签订。2011年2月,原告结清工资后离开了公司,并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被驳回请求后又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及补偿金。此案的疑难之处在于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相关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双倍工资;但本案原告明显存在恶意拖延时间以获取双倍工资的故意,如果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将会对被告不公。
  (二)司法虚饰:解释推导结论的表面裁判思维
  1.各自的简要裁判理由及解释方法运用
  在案例1中,法院认为,根据旧《保险法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18条之规定,保险人应履行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否则其不能免除保险责任。本案虽不存在明示的免责条款,但结合宣告死亡程序的法定期间和合同有效期条款分析,被告在被保险人因下落不明被宣告死亡的情形下事实上不可能赔付,但其并未将此情形作为免责条款明确载明(文义解释),也未对投保人进行明确说明,有违保险法立法所倡导的最大诚信原则(目的解释)。同时,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对于明确规定的免责条款,保险人尚且要明确说明;对于那些并未明确约定免责的事实免责情形,其更应作明确说明,否则其更不能因此免除保险责任(当然解释)。故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予赔偿。
  在案例2中,法院经审理认为,尽管国务院颁布的《保险条例》第22条规定与《道路交通安全法》76条规定存在冲突,但在法律效力上《道路交通安全法》要高于《保险条例》(法律效力等级原则);且交强险的根本立法目的在于确保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保护,在机动车一方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受害人反而不能得到赔偿,显然背离了国家设立交强险的立法本意(目的解释),故保险公司辩称郑某系醉酒驾驶故其对交强险免赔的理由不能成立,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偿。
  在案例3中,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合同法》82条关于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应支付双倍工资之规定,系该法旨在更好保护劳动者作为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的充分体现(目的解释),但其应在用人单位的过错导致合同不能签订的情形下适用,否则将过度加重用人单位的负担。本案经查系原告一直拖延不与公司签合同,因其从未明确拒绝签合同,公司作为守约诚信方并未终止与其的劳动关系并按时发放工资,后原告擅自离职并要求双倍工资明显存在恶意,这与《劳动合同法》的宗旨相悖,也有违实质公平正义要求(社会学解释),故法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2.小结
  我们不难看出,与简单案件中判决结论可以从前提事实和推论规则中直接推理得出有所不同,在疑难案件中,案件事实并不能轻易地为推论规则所涵摄,规则尚需进一步解释。从上述疑难案件判决的形成过程来看,它们都遵循了演绎三段论推理的传统模式,即以三段论为推论工具,从认定的案件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规范两个前提中,经过法律解释的运用使得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顺理成章地结合,并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这也是传统理论下法官判案的应然思维过程的具体表现。
  二、合理的追问——结论决定解释的逆向裁判思维
  然而,从疑难案件的上述判决中,我们仅仅能看到法官适用的法律是什么及为推论而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但这真的反映了法官真实的裁判思维过程么?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审理疑难案件时,往往首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法律因素,法官更多是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因此法官作出的判决也并非从一般规范经由法律解释逻辑推导而来,而是从假设性结果进行回溯推理的结果。下面笔者将具体展示疑难案件法官作出裁判的真实思维过程。
  (一)发现冲突——从权利主张到价值判断的场域转换
  法官普遍认为,疑难案件产生的最本质原因在于疑难案件涉及的不同利益要求和权利主张背后存在着价值冲突,而这些冲突依据现有法律规则并不能直接得到解决。因此,疑难案件的法官在接触案件后总体上并不十分关心法律上或细节上的问题,其首要面临的问题是确定案件背后隐含的价值冲突问题。前述3个案例即分别涉及法律文本没有明确答案时保险人利益和被保险人利益、受害人利益和保险人利益以及劳动者利益和用人单位利益的利益衡量和价值倾斜问题。抽象来看,疑难案件中总存在着社会价值与法律价值、法律的实质价值与实质价值、法律的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之间的价值张力与价值冲突,[4]需要法官通过利益衡量来进行选择。
  (二)利益衡量——从价值判断到结论初定的后果预测
  面对疑难案件客观存在的价值冲突,法官的社会角色和职责决定了其不得推诿和回避。法官只有从个案的具体实际出发,对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或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进行利益衡平和价值选择,并充分比较和权衡不同判决方案可能带来的后果。法官的这一思维过程远超出了法律的边界,法律只是其中一个不充分但又不可或缺的因素,法律之外的政策、伦理、公众意见以及法官个人的直觉、偏好都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渗透于其中的正是经济学上最基本的逻辑——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5]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以案例1为例,若不支持原告,合法性在于本案确实不存在明显的免责条款,且投保人被宣告死亡时间确实不在保险期间,驳回原告请求易获得多数法律职业者的认可。但风险也最大,因为原告的父亲作为弱势的诚信守约方依约缴纳保费,其并不知道其可能发生的被宣告死亡的保险风险必然不属于该类5年期寿险合同的保险人承保范围,却期待得到保险保障。结果其女在事故发生后事实上得不到赔付,这显然有违公平正义原则,也不符合民众的一般认识,更容易助长保险人利用优势地位免除自身责任的不良趋势,因此不支持原告的选择是高风险的。而不支持保险人,其只需支付约定的赔付金,而这也是他们因未就事实免责情形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应付的代价,这种结果更符合普通民众的心理预期,也为保险行业进一步规范免责条款的制定敲响了警钟,具有良好的社会导向。如此衡量的结果是,原告的诉讼请求应该得到支持。
  (三)寻求理由——从结论初定到法律解释的回溯推理
  法官在充分比较和权衡不同判决可能引发的后果后,会确定一个收益最大化的结论,再以这个已确定的结论来决定法律解释方法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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