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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部法学评论》
司法权威的社会结构分析
【作者】 杨建国【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司法【中文关键词】 司法权威;社会结构
【文章编码】 1674-3687(2010)04-0102-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4
【页码】 102
【摘要】

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变迁的核心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权威是在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所以,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对权威产生影响。在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社会中,权威主体必须对其权威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做出调整,在权威需求者对权威服从的最大化和对权威的抗拒最小化之间寻求平衡。否则,其权威必将受到损害,并最终丧失权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9314    
  一、社会结构与权威
  不论如何对权威进行分类,权威似乎都内含有这样两个层次:首先,权威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其次,权威是一种自愿的服从关系。前者是指权威产生的基础,无论这种基础是合法的权力还是人格魅力;后者是指权威的产生与强制无关,即权威服从者对权威存在需求。社会结构的形成和有机运行需要权威,而在社会运行中形成的权威又受社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社会结构的影响巨大。
  (一)权威是社会结构秩序化的需要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不同的学者对社会结构有不同的定义。但这些定义一般都强调这一结构中不同要素的相互关系,而不论这些要素是具体的个人、家庭、群体、阶级和国家,还是抽象的文化、意识和制度。如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认为社会结构是构成社会的要素间相对恒常的结合,“这些构成要素可以从接近个人行动层次(微观层次)到整个社会的层次(宏观层次)划分出若干阶段,按着微观到宏观的顺序可以排列为角色、制度、社会群体、社会、社会阶层、国民社会。”{1}社会结构的这些组成要素要想有序组合并秩序化,即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就需要权威的存在,不管这种权威是马克思·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提出的传统型权威、超凡魅力型权威或法理型权威,还是美国学者丹尼斯·朗提出的强制性权威、诱导性权威、合法权威、合格权威或个人权威。
  就具体的社会组成要素而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洽、家庭关系的和睦、群体的有序、阶级关系的缓和及国家的稳定都要有权威的维持;就抽象的社会组成要素而言,权威的存在就要求主流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占居支配性优势。因而,权威在社会结构的形成和稳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形成和优化社会结构,而权威的缺失必将导致社会结构的混乱和社会秩序的破坏,从而损害社会有机体的和谐运作。
  权威对社会结构的秩序化非常重要,而独立的权威则是在社会各组成要素间出现冲突并导致社会结构的失序时公正、有效解决矛盾的关键。社会之所以需要独立的权威,是因为权威具有有限性,在权威系统内部权威者具有影响力,超出这个系统其权威则没有影响力;同时,权威又具有封闭性,一个系统内部只能有一个权威,其他权威的侵入必然导致该系统的秩序混乱。所以,当两个不同的社会结构系统之间发生矛盾或纠纷时,两个结构系统中的权威就都难以发挥其影响力,必然要求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权威。
  (二)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权威有重要影响
  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变迁的核心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权威是在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所以,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对权威产生影响。就具体的社会结构而言,其变迁意味着组成要素的流动、结构系统的拆分和重新组合。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会导致一些权威主体丧失权威,而且会产生新的权威需求,使得新的权威主体获得权威。因而,在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社会中,权威主体必须对其权威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做出调整,在权威需求者对权威服从的最大化和对权威的抗拒最小化之间寻求平衡。否则,其权威必将受到损害,并最终丧失权威。
  法治社会是法律秩序为主导的社会形态,而法律秩序的形成则要求法律的权威,强调法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和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实践中的司法权威则是法律权威的外化和表现形式,其作为一种社会最高的整合机制,通过对权利的维护和社会关系的修复,可以将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在法治的框架内解决,以形成一种法律秩序。柏拉图说:“如果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任何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我国古代法家的代表作《韩非子》也强调:“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司法一旦没有权威,必将导致法律权威的丧失,从而危及法治社会的基础。
  司法权威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威类型,其构成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司法文化与社会化正义价值观之间的文化价值同构性,即形成普遍司法价值认同;二是司法裁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对所形成的利益整合模式,既符合社会认同的形式正义或司法程序正义的要求,也称符合一定条件下主体所期待的利益分配结果;三是司法制度功能性特质保证了裁判的最终决定性和裁判的不可拒绝性,即司法的外在强制性威胁。{2}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的意识结构、制度结构以及参与司法活动的不同社会阶层结构对司法权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法律意识结构与司法权威
  (一)法律意识结构失衡对司法权威的影响
  2008年11月24日,湖南郴州私营企业主彭北京在网上发布《决斗书》,要求与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及该院执行局局长进行“决斗”。彭在《决斗书》和《我为何要与法官决斗》的文章中称,1999年他在一起股权转让纠纷案中,被郴州市中级法院违法判决和违法执行,认为该民事案件经过了一审、二审和两次再审以及数年的上访、申诉、举报,仍然是一个不公正的结果。“决斗门”事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也引起人们对司法权威的思考。从司法权威的构成因素来看,构成司法权威的普遍司法价值认同和符合一定条件下主体所期待的利益分配结果,其实就是要求司法具有公信力,这是司法在法律意识层面上产生拘束力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公众丧失了对普遍司法价值的认同和对利益分配结果的合理期待,司法就丧失了公信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司法的外在强制性威胁,也并不能保证裁判的最终决定性和裁判的不可拒绝性,因为司法的拘束力因失去了自愿服从的基础而不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威。
  在由传统社会向法治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量原本由其他途径解决的纠纷诉诸司法程序。法律意识在法治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具有极强的可变性,司法裁判对法律意识的影响比单纯的法律知识的普及更为直接。因而,社会法治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律意识整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司法公正与否将对是否能够形成正确的法律意识结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意识的结构应当是以司法权威为主导、其他权威形式为辅的结构。当一个应该纳入司法轨道解决的纠纷出现时,纠纷利害关系人基于其法律意识中对司法权威的认同和基于对司法裁判的合理期待,就会诉诸司法程序以期获得公正的裁判。如果司法裁判的过程以公众普遍认同的正义程序进行,并产生了利害关系人所预期的结果,司法裁判的结果就会产生正当的拘束力,司法的权威也随之确立。正如庞德所言,“尽管正义还指出其他的东西,人们深深感到,当他们必须服从一种权威时,所指的应是公正无私的权威。正常的人总是服从来自这种权威的外部控制,他感到这完全适合关于他的人类的尊严。法律为此提出了办法,从而使裁判成为相互冲突的个人愿望和要求的社会解决的象征。”{3}
  但如果司法裁判的程序或结果不具有公正性或其公正性值得怀疑,司法裁判的拘束力也将受到质疑,裁判的权威并不因司法程序的终结而产生必然的不可抗拒力。这时,司法权威在公众的法律意识结构中将不再占居主导地位,其后果是公众在司法权威之外寻求其他权威,从而削弱司法权威在法治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和调整作用。当今社会中,不仅“涉讼上访”事件越来越多,而且还存在大量不经过诉讼直接寻求上访的情况,其实质是司法权威在公众法律意识结构中主导地位不断弱化的表现,即“司法权威虚无主义”或“法治权力化”。当公众认为司法权威不公正或只具有有限的公正时,就会放弃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矛盾和纠纷,再加上公众意识中公权力至上的传统观念,上访就成为寻求公正的必然选择;而对于“涉讼上访”者来说,司法权威就丧失了应有的终局性,寻求公权力的救济成为改变司法权威的补救措施。在“决斗门”事件中,彭北京认为“郴州市中级法院违法判决和违法执行”,最终的裁判结果是一个不公正的结果,所以即使已经司法作出最终裁判、在中国的司法体制内已经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情况下仍然要采取跟法官“决斗”的方式,其实质上是在他形成“司法权威不正当”的法律意识后,在数年寻求上访、申诉、举报等式途径后都难以获得其他权威形式的救济时,对司法权威的挑战。
爱法律,有未来

  (二)法律意识结构失衡的社会历史原因
  目前,我国正处在向法治社会转型的的进程中,法律意识的具有多元化的结构也是必然现象,这与我国社会变迁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社会治理的方式主要是礼与法相结合的方式,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人刑,相为表里者也。”{4}礼所容许的也就是法所容许的,礼所不容许的也是法所禁止的。这实质上是将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这就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法律意识中形成了以礼的精神和原则为主导、法律制裁为辅的意识结构,而且这里的法律意识是一种公法权力型的法律意识,即司法权威是通过刑罚来维护集权统治的需要,而不是满足广大民众维护其利益的需求。“西学东渐”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传统中国社会中以礼为主导的法律意识受到冲击,法律意识虽然有所发展,但法治意识却没有相应建立起来,中国社会实际上是行政权力统治的社会并占居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由于刚刚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新的法律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在人民的新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作依据”。同时,20世纪50年代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等法律确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别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和侦查权的司法体制,体制结构上为司法权威的确立提供了保障,但这一时期法律权威并没有真正形成,党的政策、纲领和政府的各项决议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意识形态上长期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位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法制思想领域里对资产阶级法制的否定、批判成为焦点,而对传统的专制主义法制理念没有有效清算。前者最终导致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其间公、检、法机构遭到破坏,意识上的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司法权威更是荡然无存。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长期没有对传统专制法制理念进行有效的清算,其在法律意识中产生的潜在影响使在法治建设过程中着重强调人民普遍遵纪守法,却不重视对法律的监督,实质是没有在权威需求者对权威服从的最大化和对权威的抗拒最小化之间寻求到平衡。当司法腐败、司法不公大量出现时,公众遵纪守法的法律意识就和对司法公信力的动摇发生激烈冲突,不能满足公众对公平、正义需求的司法权威自然就丧失其公信力。
  三、司法权威与诉讼结构
  如前所述,权威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司法权威也不例外。就司法的公信力而言,其产生的基础就在于司法权的合理设置、司法权的正确行使和对公正的预期。要实现这一基础,就要求有合理诉讼结构,包括刑事诉讼结构和民事诉讼结构。其中,刑事诉讼结构对司法权威的影响最为显著。
  (一)刑事诉讼证据调查结构对司法权威的影响
  就刑事案件的调查结构而言,西方国家实行的是“双轨制”证据调查结构,即允许辩护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独立进行证据调查的权利,以强化辩护方对侦查机关证据调查权的制衡。这样,控诉方和辩护方在刑事诉讼中就具有同等的手段进行对抗,以防止国家公权力对私权的侵犯。因此,当制度结构允许处于弱势地位的被控方穷尽一切手段与公权力相抗衡时,司法裁判就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再加上西方国家一般都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凡是涉及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强制侦查措施必须取得司法令状,以防私权受到公权力的不当侵犯。因此,这种将侦查权等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权力纳入司法审查程序的程序结构,很容易让公众产生对司法公正的依赖。在这种诉讼结构中,即使司法没有查清事实甚至案件最后被证明是错案,公众也不会动摇对司法权威的依赖。而在我国,刑事案件的侦查是侦查机关独享的权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基本没有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取证的权利。因此,面对享有强大公权力的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与之相抗衡的手段,完全沦为刑事诉讼的客体而非诉讼主体。这种案件调查结构决定了不对等对的诉讼抗结构,其裁判很难从心理上获得案件利害关系人的认同,司法权威的公信力在公众的法律意识中必然大大减损。
  (二)刑事诉讼结构对司法权威的影响
  一般认为,刑事诉讼是控、辩、审三方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等腰三角形结构。刑事诉讼结构是指基本诉讼主体在诉讼中所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5}在这种三角形的诉讼结构中,控诉方和辩护方地位平等、权利对等,作为审判者的法官与双方保持同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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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17-20.

{2}季金华著.司法权威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1-2.

{3}[美]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沈宗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7.

{4}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 349.北大法宝

{5}陈卫东.刑事诉讼法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0.

{6}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09.

{7}李昌林.民众参与刑事审判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8}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53.

{9}何家弘.外国刑事司法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78-279.

{10}文昌法院.文昌法院加强人民陪审员管理,整合审判资源,促进审判民主和司法公正.[EB/OL],http://www. hicourt.gov. cn/news/news_detail. asp?

{11}成都商报.新陪审员制度施行半年多法院落实有喜有忧.[EB/OL], http://www. scol. com. cn/nsichuan/edgj/20051128/200511281113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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