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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东方法学》
民法典中立法目的条款的表达与设计
【副标题】 兼评《民法总则》(送审稿)第1条【作者】 刘颖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立法目的;立法宗旨;民法典编纂;目的论解释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
【页码】 89
【摘要】

现行民事基本法律将第1条设置为立法目的条款,是我国独有的做法。我国民法典的第1条仍应坚持设置为立法目的条款。现行民法体系中立法目的条款的文本表达有诸多的问题,但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利益衡量、目的论解释等重要作用。当前各版本民法典(民法总则)草案中的第1条在语言风格、基本定位和内容表达上存在诸多不足,为保持法典的安定性,作为立法价值的立法目的条款应排除不必要因素的影响,以保持第1条的稳定性。基于此,民法典中立法目的条款的文本设计应统合民法与商法之间关系、彰显私法价值、注重宪法与民法之间关系三个基本面向。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1021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以来,民法典编纂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但目前理论界关于《民法总则》的讨论,多聚焦于权利主体、客体、时效制度等问题,而对于《民法总则》第1条立法目的条款的研究尚付之阙如,[1]立法目的条款作为我国的一种立法惯例,通常在我国法律文本中第1条明确规定。现行民事法律体系中,各民事单行法中均在其第1条以“为了……制定本法”的模式确立了立法目的。[2]2016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民法总则》(草案),《民法总则》的出台迫在眉睫。就《民法总则》中立法目的条款的问题,还有诸多问题有待深入讨论,如民法典中的立法目的条款的设计与现行民事单行法中诸多立法目的如何协调衔接或安排,是统一整合成第1条,还是在各编之中均保留自身的立法目的,立法目的条款中如何体现民法的利益位阶或价值。可见,立法目的条款不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更是立法价值问题。
  二、关于民法典中是否设立立法目的条款的理论争议
  目前,理论界关于民法典(民法总则)是否应当将第1条设立为立法目的条款大致有反对说与赞成说两种观点。
  (一)民法典中设置立法目的条款的“反对说”
  关于民法典中的立法目的条款“反对说”认为,在民法典设置立法目的条款只是宣示性规定,并无特定的立法目的。苏永钦教授认为,秩序法诸如民法、刑法和诉讼法等,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备的规范,秩序法规定目的的意义就不大。[3]并且,他认为民法典加上目的宣示规定反而会把民法这样的基本法律“做小了”。[4]同样,梁慧星教授则认为,第1条只具有一种宣示的性质,不是实质性的东西,不值得过分关注。起草的时候,考虑到中国立法的惯例,不想在这些问题上唱反调。[5]朱庆育教授则认为,当法律通过自身条款明确宣称,它是为实现立法者特定目的而存在时,固然能够充分反映立法者的意志,却同时意味着法律不过是无自身独立价值的政治工具。立法者根据政治目标的不同,可以不受制约地为法律设定相应的任务。[6]私法中的自治充其量是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手段,立法目的条款作为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手段不妨从权甚至舍弃。刘风景教授认为,立法目的条款的设置与否,需要根据不同的法律类型提出设置或者废除的主张。私法领域尤其是民法、商法的大部分法律规范都是在对社会关系整体予以承认的基础上所作的微调或局部变动的调整性规范,并无特定的立法目的,因此无需设置立法目的条款。[7]此外,徐国栋教授所起草的《绿色民法典》草案,也未将立法目的条款作为总则篇的必备内容。
  (二)民法典中设置立法目的条款的“赞成说”
  有学者认为,民法典中应当设置立法目的条款。张玉敏教授认为,作为基本法的民法不但需要表明自身的立法位阶和方向,也需要展示自身的特色,第1条就是为这样一个精神而设,民法的立法目的、宗旨和与宪法的关系就成了民法典的开场白。[8]在我国,法律总则大多在第1条规定立法的目的、宗旨和依据。从立法技术学来看,作为法律总则,甚至非总则结构状态下法律文本的立法目的和宗旨,都是法律必备条款。[9]所以,在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设计第1条作为立法目的条款。
  (三)关于理论争议的检讨
  基于立法目的条款的文本表达不完善等历史因素,目前关于我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中立法目的条款的认识与理论争议,主要是对立法目的条款功能、地位的认识不足所导致的。持反对观点的学者们,主要认为作为第1条的立法目的条款并无实际意义;而持支持观点的学者们,主要基于第1条作为立法目的条款已经成为了一种立法习惯。笔者认为,在民法典民法总则编中有必要将第1条设置为立法目的条款,理由如下:
  第一,立法目的条款已经成为我国立法技术的一般要求。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5.1的规定,“法律一般需要明示立法目的,表述为:‘为了……,制定本法’,用‘为了’,不用‘为’”。民法典作为我国基本法律之一,须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因此全国常委会人大法工委是民法典(草案)起草的最主要直接的力量,也势必将遵循《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的要求草拟草案。
  第二,作为立法目的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法学方法论中,目的论解释是比较重要的解释方法之一,法律解释所追求的目标也有主客观之争,立法目的(法的目的)或法典的目的一直被认为是难以确认,即目的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一直备受诟病。明确将立法目的在法典中的法律规范中予以设定,有利于立法目的的确定,亦有利于法律解释。“立法的目的和宗旨是立法者为法律适用者提供的立法背景信息,既是法官解释法律的依据,为法官自由裁量提供方向和限制。”[10]此为,立法目的条款的功能所决定的。
  第三,立法目的条款可以彰显民法典的价值。法的目的价值,是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的价值,[11]现行民事法律体系的立法目的条款彰显了我国民事立法的价值坚持权利本位。民法的基本目的,是指民法的基本观念,或基本任务,或基本作用,也称之为民法的本位。[12]居于民事基本法地位的《民法通则》第1条体现了以权利为中心,以及《侵权责任法》第1条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为立法目的,可知中国现行民事立法仍属于权利本位的法律。[13]因此,作为民法典民法总则编的第1条立法目的条款同样可以彰显民法典的价值。
  第四,基于历史因素,新中国历次民法典草案,均在第1条列明了立法目的。苏永钦教授认为,新中国所有民事立法都以第1条“开宗明义”宣示其立法目的,原因在于民事发展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宏观调控经济,在此基础上“回填”一个更基础的市场自治规范。[14]此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的。回顾我国民事立法史,自1949年以来的历次民法典草案总则编,均将第1条作为立法目的条款。如20世纪50年代的《民法总贝ü〉草案中,几乎都在第1条规定了立法目的条款,1955年10月5日的草案中第1条为“为保护民事权利的正确行使,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特制定本法”;[15]在60年代的民法草案中,同样在第1条规定了立法目的,[16]但其中内容的表述却有些不同;直至《民法通则》第1条规定了现行民法的立法目的。可见,我国民法典中关于第1条列明立法目的,并非出于“回填”市场自治规范的原因,而是一种历史惯性或路径依赖的影响。
  总之,民法体系中的立法目的条款既作为立法技术的一种手段,也是作为彰显民法典立法价值的重要窗口。
  三、现行民事法律体系中立法目的条款的表达与实践
  (一)民事单行法中立法目的条款的文本表达

法小宝


  1.民事单行法中立法目的条款的层次结构和逻辑条理不够清晰
  在立法目的条款的句式结构中,一般都会有多个动宾结构短语,其所表达的即为法律所追求的
  表1现行民事单行法中立法目的条款[17]

┌──┬────────────┬─────────────────────┐
│  │民事单行法名称     │第1条                   │
├──┼────────────┼─────────────────────┤
│1  │《民法通则》(1986年)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
│  │            │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
│  │            │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
│  │            │动的实践经验,制定本法。         │
├──┼────────────┼─────────────────────┤
│2  │《合同法》(1999年)   │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
│  │            │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 │
├──┼────────────┼─────────────────────┤
│3  │《侵权责任法》(2009年) │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
│  │            │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
│  │            │法。                   │
├──┼────────────┼─────────────────────┤
│4  │《物权法》(2007年)   │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
│  │            │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
│  │            │权利人的物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
├──┼────────────┼─────────────────────┤
│5  │《担保法》(1995年)   │为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保障债权的实现,│
│  │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定本法。     │
├──┼────────────┼─────────────────────┤
│6  │《婚姻法》(1981年)   │本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      │
├──┼────────────┼─────────────────────┤
│7  │《收养法》(1991年)   │为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维护收养关系当事人的│
│  │            │权利,制定本法。             │
├──┼────────────┼─────────────────────┤
│8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了明确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合理解决涉│
│  │》(2010年)       │外民事争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
│  │            │。                    │
├──┼────────────┼─────────────────────┤
│9  │《继承法》(1985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为保护公民│
│  │            │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制定本法。      │
├──┼────────────┼─────────────────────┤
│10 │《著作权法》(1990年)  │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
│  │            │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
│  │            │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
│  │            │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
│  │            │宪法制定本法。              │
├──┼────────────┼─────────────────────┤
│11 │《商标法》(1982年)   │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促使生产│
│  │            │、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
│  │            │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
│  │            │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法。     │
├──┼────────────┼─────────────────────┤
│12 │《专利法》(1984年)   │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
│  │            │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
│  │            │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制定本法。    │
└──┴────────────┴─────────────────────┘

  多重目的。动宾结构短语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多个立法目的之间的层次结构问题。根据《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法工委发〔2009〕62号)的要求,立法目的的内容表述应当直接、具体、明确,一般按照由直接到间接、由具体到抽象、由微观到宏观的顺序排列。通过上述表格的分析与考察,可以发现我国现行民事单行法中立法目的条款存在层次结构稍显混乱与逻辑条例不够清晰的问题。其一,有的民事单行法第1条遵循由具体到抽象、由微观到宏观的顺序排列。如《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立法目的条款即为如此,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到调整民事关系,再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其二,有的民事单行法则遵循由抽象到具体、由宏观到微观的顺序排列,如《物权法》的根本目的为体现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并维护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而其最直接的目的是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18]但其表述是“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居首,依次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因此排列顺序为由间接到直接、由宏观到微观的规则。其三,有的民事单行法关于立法目的的表述比较混乱。以《侵权责任法》为例,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是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目的,这一目的的实现途径是“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这一目的的实现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是侵权责任法的目的,也是所有法律的目的。[19]
  2.民事单行法中立法目的条款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立法目的条款作为法典中的第1条,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主要表现为在现行民事单行法中立法目的条款修订次数比较少。《民法通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物权法》、《涉外法律关系适用法》、《担保法》等单行法颁布实施后均未进行法律条文修订,第1条自然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而《婚姻法》(1980年)、《收养法》(1991年)分别在2001年、1998年曾有修正案,《著作权法》也曾于2001年、2010年有过两次修正,但并未就立法目的内容作出调整。立法目的条款的稳定性,符合法安定性原则。同时,法的安定性也要求立法目的条款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如齐佩利乌斯所言:“法不应被过于轻易地修改,不应允许一种随机性的立法模式,使得任何兴之所至的念头都能不受约束地转化为立法。”[20]
  唯独例外的是,《专利法》(1984年)、《商标法》(1982年)曾多次修订,并对立法目的进行修正与调整,具体如《专利法》(1984年)曾于1992年、2000年、2008年通过三次修正案,其中2008年修正案对《专利法》的立法目的予以调整,将“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表述调整为“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并删除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商标法》(1982年)也有过三次修正案(1993年、2001年、2013年),并在2001年修正案中对立法目的予以修订,将“促使生产者保证商品质量和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调整为“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的义务,同时将“生产、经营者”纳入保障的利益群体范围,还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替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民事单行法中立法目的条款与政策紧密联系
  鉴于历史条件的不成熟等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民事立法的思路逐步由制定民法典转变为“批发转零售”,从1986年的《民法通则》开始,民法典的主要组成部分陆续以民事单行法的形式颁行或施行。因此,我国不同时期通过的民事单行法,具有一定的时代印记,即与当时的政策或政治口号紧密联系。“随着阶级斗争哲学逐渐消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公式开始成为决定法律任务的主要依据……基本上,只要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发生哪怕是些微的变化,法律必紧随其后,亦步亦趋。”[21]如《民法通则》中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商标法》中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22]再到《物权法》中的“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23]最后到《侵权责任法》中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又如2008年12月《专利法》修订为例,将原第1条规定中的“创新”一词变更为“提高创新能力”并单列为一项独立的立法目的,这一改动表明国家在新时期对创新重要性的充分认识以及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的重视。之所以作此修改,是因为在修订《专利法》前夕,即在2008年6月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该纲要主要是为了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由此也给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带来了新的挑战,于是立法机关相应地将《专利法》的立法目的提升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可见,立法目的条款的表述与政策之间的紧密联系,均毫无例外地显示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衔接我国民事单行法律与政策关系[24]的功能。但是,立法目的条款中存在这些不切实际的内容,将部门法立法目的与社会主义总的立法目的弄混,这样的语言使得立法目的内容显得空洞,不切实际,也不好指引法律制度的构建。[25]因此,不要讲空话、套话,也不要把非目的性的内容写进目的条文中去。例如不要起草任何法律目的条文,都把“为了保障(或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写进条文中去。[26]
  4.关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律性问题
  在我国民事单行法的立法目的条款之中,后段表述经常会出现“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等语句。如《民法通则》、《物权法》、《继承法》、《著作权法》等均有此类表述,甚至《继承法》第1条直接明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制定本法”。如何理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规范内涵?
  关于《物权法》第1条中“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解释,立法释义中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母法,其他法律都是由宪法派生的。宪法规定大政方针,其他法律都必须体现宪法精神,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物权法必须体现宪法的精神。物权法将宪法规定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立法目的,同时将基本经济制度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27]此为“宪法母法论”的解释,似乎由此可以认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是一种确立法源的形式。但是,民事立法主要是对社会中的事实规则进行确认,属于确认性立法,应当主要遵循不抵触的法源原则,即立法机关确认的事实规则不得抵触宪法上关于民事关系的直接规定。[28]其实,根据立法技术角度看,“根据……,制定本法”的结构是一种立法依据,为我国法制发展过程中的立法惯例之一。
  (二)司法实践中立法目的条款运用的案例类型化
  持反对设置立法目的条款的论者认为,第1条只具有一种宣示的性质,不是实质性的东西,不值得过分关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运用第1条的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进行类型化,大致可将作为立法目的条款的第1条在民事司法裁判中的作用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1.作为区分权益保护的范围
  在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和《专利法》中的第1条都明确将“合法权益”作为法律的保护范围。因此,在实践中,法院需要进行区分当事人所主张的权益是否为“合法权益”,否则将不能给予权利的救济与保护。如在“充某某诉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大同广灵有限公司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29]中,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条之规定,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该条明确规定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是合法权益。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条之规定,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上诉人亢某某向被上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大同广灵有限公司购买该宅地基后又自行建设房屋及打井行为,均未办理有关变更登记及审批手续,违反了物权权属的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亢某某对争议房屋不具有合法权益。”据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30]
  2.作为判断合同的效力考虑因素或作为补足性的说明理由
  判断合同有效与否,我国《合同法》第52条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如何理解《合同法》52条第5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直是争议的焦点问题,有的法院在判断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效力规定时,将是否符合立法目的作为考虑因素。在“柯某诉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31]中,法院认为陈某作为柯某与陈某乙双方共同投资成立某公司进行‘数控四面铁’的研发与生产事宜的策划人,其自愿为该项目的成败提供风险担保,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因该担保的目的是为引进柯某投资,进行商品生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1条‘促进资金融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不违反相关法律的禁止性效力规定,故该担保行为有效。”另外,在“何某某诉王某某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32]中,法院在认定原告何某某与被告戴某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是否有效时,首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规定的是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能转让,并未规定转让就是无效的,其属于对物权变动的规定,而并非对合同效力性强制规定,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未办理房产证并不影响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的效力。其次,又认为“本案中的房屋系移民联户建房,因库区移民迁建工作的特殊性,移民联户建房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便出卖房屋的现象在开县普遍存在,且开县房价现在大幅上涨,认定本案合同有效,更能够维护交易安全,有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1条规定的‘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立法目的”,据此法院认定该房屋买卖合同有效。[33]
  3.立法目的条款作为目的性限缩的依据
  法律词语的文义有其本身的含义,但由于立法者的疏忽或不可预见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可能将导致含义涵盖的类型超出了规范目的,因此需要采用目的性限缩进行法律漏洞的补充。目的性限缩,是指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发现有关法律规范适用于某个特定案件,不符合法律目的的要求,则可以缩小待解释条文的适用范围,将该案件排除在法律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外。[34]此时,立法目的是目的性限缩的依据和参照标准。在“沈阳隆迪食品有限公司与南宁隆润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上诉案”[35]中,法院认为,“注册商标专用权并不是绝对的,根据《商标法》第1条之规定,商标制度确立的意义和功能不仅在于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保障消费者和生产者、经营者的利益,而且还在于维护市场诚信、公平竞争,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商标权人行使商标权不应使他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妨碍正常的商品流转,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即权利人不能以侵犯商标权为由阻止商标合理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49条‘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常使用’之规定”,注册商标权利人不应要求对商标中通用名称和公共词汇部分的专用,否则不但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而且也背离了商标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即法院最终认定注册商标专用权不是绝对的,而应根据《商标法》第1条的立法目的予以目的性限缩为商标权利人不能以侵犯商标权为由阻止商标合理使用。
  4.立法目的作为不确定概念具体化的主要依据
  不确定概念的具体化,是指通过法律解释的过程,使不确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得以明晰,从而能够作为裁判依据,适用于个案。[36]法官将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具体化,并非为同类案件厘定一个标准,而是随各个具体案件,依照法律的精神、立法目的,针对社会的情形和需要予以具体化。[37]在不确定概念中,立法者已经作出了一定的价值指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对法官具体化的拘束和操作中方向性的指导。[38]立法目的即为立法者所作出的价值指引。以《著作权法》中的“独创性”为例,“独创性”是作品的本质属性,也是著作权认定的主要构成要件,但其本身是一个不确定性概念。对于“独创性”的具体含义,在《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均无明确规定,于是如何来解读独创性成了司法实践中的难题。此时,《著作权法》第1条作为立法目的在解释确定“独创性”的概念时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在“谷歌公司诉爱思美(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39]中,法院在如何界定“独创性”时认为要求作品应达到基本的智力创作性高度,系因为著作权法第1条对该法的基本立法目的进行了明确规定,即鼓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并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在独创性是作品核心属性的情况下,作品独创性的要求当然亦应符合该目的。这一立法目的决定了作品应具有基本的智力创作性高度。对于未达到基本的智力创作性高度的智力成果而言,因创作者在该智力成果中所进行的智力投人过少或微不足道,如对其予以保护,将既可能导致客观上难以对于作品的创作或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起到基本的促进作用,从而与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并无直接关联,亦可能导致不合理地占有公有资源,从而不合理地损害公共利益。”、据此认为,作品只有达到基本的智力创造性高度才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符合作品独创性的要求。[40]
  5.立法目的条款作为利益衡量的工具
  作为第1条的立法目的条款,其目的分句一般均具有多个动宾结构短语,不同的动宾短语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立法目的,即立法目的具有多重性,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在多重目的之间协调统一也是难点之一。在“胡某某诉教育部考试中心侵犯著作权纠纷案”[41]中,法院认为我国著作权法是一部旨在保护著作权人利益的法律,但同时亦有其他立法目的存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条规定,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第四条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可见,我国著作权法虽以保护作者利益为立法目的之一,但亦将公共利益作为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从而在公共利益较著作权人利益明显重要时,有条件地限制著作权人的相关权利,以达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合理使用制度即是在著作权人利益原则上受保护的基础上,对作者的一种例外限制,其目的在于平衡著作权人、作品传播者以及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另外,考虑特定情况,司法实践中对于著作权人修改权、署名权的保护亦受制于以上原则。如就著作权人的修改权而言,虽然修改作品的权利理所当然的属于作者,但在某些情况下,出于社会利益的实际需要,修改权有时也可由他人行使。
  6.立法目的条款作为法条理解适用的依据
  由于法律规范是由语言构成的,但语言在词义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于是如何理解和正确适用法条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此时法院可以通过立法目的条款来判断法条的规范目的,以正确适用法条,作出相应的裁判。在“中国某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宁县支公司与毛某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上诉案”[42]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2条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如何理解与适用。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理,被盗抢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保险公司不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且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第一,《侵权责任法》第1条确定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也在于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强制保险具有公共服务或者说具有社会公益的性质。在此意义上,交通事故发生后,应首要考虑受害人的损失如何赔偿。第二,以此立法目的为出发点,《侵权责任法》第48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而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的规定来看,保险公司免责的唯一理由就是受害人的故意,只要不是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就应当赔偿受害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第三,从法律解释的方法上来看,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为法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为行政法规。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唯一不予赔偿的事 菊花碎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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