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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法律实证研究中的实验方法
【作者】 何挺【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实证研究;实验;局限性;弥补
【文章编码】 1004-9428(2010)02-0077-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2
【页码】 77
【摘要】

实验方法是指通过实验的方式控制一个或多个变量的变化来评估对一个或多个变量产生的效应,进而揭示事物或现象的本质或规律的方法。在法律研究中运用实验方法对于扩展法律研究的范围、推进法律研究与法律实践的深层次结合、提高法律完善与改革的效度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法律的特殊属性,在法律领域运用实验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加以弥补。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8581    
  
  实证研究指的是与经验、实验或者观察相关或建立在经验、实验、观察基础之上的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的目标是尽可能发现事实及提供最充分的证据,以便将结论或制度建构建立在扎实的事实前提或基础之上。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中,实证研究是与思辨研究相对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建立在发现并分析客观事实这一基础之上的,后者则主要是通过主观思维进行的。[1]实证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首先发端于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随着法社会学、法人类学和法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形成,实证研究方法才逐步在法学领域得以确立,从而改变了法学研究被思辨、比较和价值研究等并非建立在发现与分析客观事实基础上的研究方法所统治的局面。事实上,法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法律与实证研究方法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实证研究方法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有助于拉近立法者、司法者与研究者之间的距离,使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能建立在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和现实情况之上。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法律实证研究方法的传入以及对缺乏实证研究所导致的我国法律改革“水土不服”、“眼高手低”等状况的反思,我国学者也开始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一些具体问题,包括文献分析方法、观察方法、问卷调查方法和实验方法等等。其中,实验方法由于其具有分析法律制度与相关制度产出之间的关系这一功能而备受关注,常常被用于检验某一新的法律制度在真实司法环境中的实有功效。然而,由于法律领域的特殊性,实验方法在法律实证研究中的运用受到许多相关因素的制约,具有一些局限性,需要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予以特别注意。
  一、实验方法的基本原理及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
  实验是一种受控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实验的方式控制一个或多个变量的变化来评估它对一个或多个变量产生的效应,进而揭示事物或现象的本质规律的方法。实验法自近代以来一直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广泛采用,后来逐渐推广到社会科学领域。简单而言,实验就是研究者有意识地、人为地改变某种情形,然后把情形改变以后的结果与改变之前的结果相比较的过程,通过这种比较可以发现情形改变对结果产生了哪些影响。
  实验方法具有以下基本要素:(1)自变量与因变量。实验的基本内容是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其中自变量是实验中的刺激因素,而因变量则是一种由自变量所引起的状况,是研究所要解释的内容。(2)前测与后测。在实施自变量的刺激之前对因变量的测试称为前测,在实施自变量刺激之后对因变量的测试称为后测,因变量前后测试之间的差异被视为受自变量的影响所致。(3)实验组与控制组。实验组即接受自变量刺激的实验对象的组别,控制组亦称对照组,即不接受自变量刺激的实验对象的组别。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进行随机的分配以保证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保持基本一致是区分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基本原则。[2]除了上述三个基本要素外,实验方法还需要控制无关变量的影响,以减少其他因素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干扰。
  具备以上基本要素的实验通常被称为经典实验方案,也是最为理想化的实验方案,但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还存在大量缺乏上述个别基本要素的“准实验”。所谓准实验,就是没有严格地进行指派和严格控制实验刺激的实验方法。准实验很少采用严格的随机抽样,通常也缺乏前测和控制组。准实验虽然并不总是能检验或建立因果关系,但至少能检验相关关系并能发现新的事实。[3]因此,与自然科学中基本全部适用经典实验方案不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准实验因固有的价值而被大量适用。[4]
  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引入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实验可以通过施加一些自然状况下没有的自变量,从而观察到自然状况下无法发现的情况,扩大了研究的范围,这是实验方法区别于观察等非受控研究方法的本质区别。其次,实验方法可以通过排除偶然、次要因素的干扰,使被研究对象以纯粹的状态出现,便于显现相互间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5]最后,实验的结果(因变量)通常是数据资料,可以进行量化分析,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二、实验方法在法律领域中的适用
  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实验方法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起步较晚,但法律本身与实验方法的契合性却决定了实验方法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并非仅仅是一种方法上的创新,而且对于推进法律研究与法律实践的深层次结合、提高法律完善与改革的效度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律与实验方法的契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法学的基本问题源于法律的基本问题,是一种“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互动,而实验方法为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实验方法通过施加特定自变量可以观察到一些自然状况下无法发现的情况,在法律领域运用实验方法可以通过人为地设置一些现实中尚不存在的自变量,来考察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在这些特定因素影响下的互动,从而为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之间的互动提供一种“预知未来”式的互动方式。而且,由于自变量的设置由研究者所控制,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实验方法通过不断变化自变量为研究者提供了“随心所欲”地考察事实与规范互动的途径,[6]这极大地拓展了法学的研究范围,而且为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改革提供了一种事前进行检验的方式。
  另一方面,法律实施在数量上的规模性与时空上的持续统一性为实验方法的开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实验方法需要划分不同的组别,每个组别中又需要包含许多大致相同的实验对象,实验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只有建立在实验对象具有一定数量的基础上才具有说服力。法律规范的适用并非仅针对少数个别人,而是具有一定的规模,这就为实验方法的适用提供了实验对象方面基本的数量要求。同样,法律规范的实施也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和空间上的统一性,这也为实验方法的开展提供了数量上的基本要求和时间上的持续性要求。
  正是由于实验方法与法律的契合性,法律领域开始逐步关注并引入实验方法。波斯纳就曾经指出,法律研究中缺乏“可信的受控实验”。[7]在美国,在New State Ice Co. v. Liebman案的判例中,布兰戴斯法官的少数意见从试错过程的重要性、变革的必要性、个别的州成为渐进的社会改革的实验室的可能性等角度来为法律实验进行辩护,而多数意见的执笔者桑达兰德法官也肯定了在不超出联邦宪法的限制范围的前提下各州具有实验性立法权。可以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法律实验的正当性。[8]美国维拉司法研究所(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一直致力于以实验的研究方法推动刑事司法的改革,其于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市曼哈顿区开展的保释改革实验,最终推动美国保释制度的改革,促成《1966年联邦保释改革法》的通过。目前,实验方法在西方国家法律领域适用较为广泛,尤其是在司法改革方面往往都会采用实验的方法对某一制度的真实功效事先进行研究。
  法律领域中的实验研究通常源于一个如何改善现行制度的假设,即研究者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某一问题,并认为引入一个新的制度或者对现有制度的具体操作方式加以完善能够解决或者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该问题。之后,研究者依照实验研究的程序规范,选择一定范围的案件组成实验组,将新制度的引入或者对现有制度具体操作方式的完善作为自变量施加于实验组,并在一段时间之内考察相应的因变量的变化情况。例如,研究者发现目前保释的适用率非常低,并认为增加一些保释的种类能够在不扩大保释风险的同时提升保释的适用率,那么,他需要在为实验组案件提供更多种类保释方式这一自变量的同时,考察保释适用率的变化情况及相应的保释期间干扰证人作证、脱逃或重新犯罪等风险的变化情况等因变量,以分析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研究者也可以选择一些与实验组案件相似且相对独立的案件作为对比组,对对比组案件不施加自变量的影响,以通过对比实验组与对比组因变量之间的差异来更为精确地体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我国,实验方法在法律领域的运用起步更晚,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改革通常都未经实验研究即付诸实施。近年来,随着实证研究方法在法律领域的推广,实验方法也得到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尤其是在当前司法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之下,实验方法为司法改革的某一具体制度提供了在事前检验效果的可能性。学者们与司法实务部门相结合,开始运用实验的方法测试某项引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的真实功效及其在中国的可行性。[9]而在实务界,关于某一创新制度的“实验”、“试点”也日益增多。[10]
  实验方法在我国法律研究中的运用具有重大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律制度的构建都以法律移植为中心,即以引进西方国家法律制度为主要内容。诚然,在我国法制基础较为薄弱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通过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理念和移植法律制度,确实能够加快我国法制建设的步伐,促进我国同其他国家的交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应当采用什么样的移植方式,是“照搬照抄”还是“选择性、修正性引入”?事实上,是“照搬照抄”还是“选择性、修正性引入”不可一概而论,对于某些法律问题来说,“照搬照抄”可能是正确的,而“选择性、修正性引入”则可能是错误的。[11]对于某一具体问题,究竟哪种方式更为适宜,需要用事实来检验。实验方法为检验法律移植的真实效果提供了一个简便易行的方式。对于欲移植的法律制度在一个限定了范围的真实司法环境中进行实验,不但能够深入全面地考察该制度在我国适用中所体现出来的优势和暴露出来的问题,而且可以通过不断修正实验方案来尝试、验证该制度引入我国的最佳方案。此外,限定范围的实验还可以避免大规模法律变动所带来的风险。而对于一些源生于我国司法实践的新制度、措施也可以首先通过实验的方法检验其在其他地区的真实功效,然后再予以推广。总而言之,在法律研究中运用实验方法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改进,而且对于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建设的方式、提升法律改革的效度也有巨大的推进作用。
  三、实验方法的局限性
  实验方法在法律领域的适用因受制于法律的一些特殊属性而有局限性,并不完全等同于在自然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中的适用。这些局限性需要研究者在运用实验方法时予以特别注意。
  1.以人为实验对象影响实验的有效开展
  法律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法律的主要载体和主要对象都是人,在法律领域进行实验研究同样是以人为实验对象的,而人所具有的“有意识性”、“活动性”等特征都会对实验的有效性产生影响。
  首先,人是有意识的主体,在纳人实验研究之前,他(或她)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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