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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略论朱熹的司法思想
【英文标题】 Zhu Xi’s View about Adjudication【作者】 李明德
【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期刊年份】 1993年
【期号】 5【页码】 3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095    
  在宋明两代的理学家中,朱熹的法律思想较为丰富,涉及法律起源、德刑关系、人治与法治及立法和司法等许多方面。本文主要叙述他的司法思想。
  1
  司法是封建法制的重要一环,也是维护封建的统治关系和纲常伦理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朱熹十分重视司法。他认为,审判者察究案情,辨别真伪,定罪量刑,与当事人关系极大,与维护统治秩序关系极大,所以应当尽心尽力,慎重小心。他说:“狱讼,……其情伪难通,或旁无佐证,各执两说,系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犹恐有误也。”[1]又说: “狱者,民命之所系,而君子之所尽心也。”[2]
  《周易·旅》爻辞说: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朱熹在上给宋孝宗的奏疏中发挥《周易》爻辞的这一观点说: “君子明谨用刑而不留狱,此圣人观象立教,万世不易之法也。”[3]所谓明谨用刑而不留狱有两层含义:一是明断狱案,谨慎馏刑;一是迅速审判,不滞留狱案。两个方面应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按照宋代的法律规定,州县两级审理的狱案,只要事实清楚,条文相当,即可随时处刑。当论罪和处刑把握不准,或情有可原时,则必须上报中央,由大理寺审理后上奏皇帝裁决。朱熹认为,这一规定深得古人明谨用刑的本意。但在另一方面, “奏案一上,动涉数岁”,狱案长期滞留不决,使罪重者不能尽快伏法,使罪轻者不得早日释放,又严重违背了圣人不留狱的本旨。他说: “若使皆是行劫杀人之贼,偶有疑虑,使之久幽图圄,亦何足恤。其间盖有法重情轻之人,本为有足悯怜,冀得蒙被恩贷,而反淹延禁系,不得早遂解释,则恐非圣人所谓不留狱之意也。”[4]诉讼案件长期滞留不决,这是急待克服的一大弊病。
  在朱熹看来,当时的司法实践中,不仅狱案严重积累, “不留狱”做得不好,就是“明谨用刑"也很值得怀疑。宋代死刑犯的审理程序大体是:县一级审理后移送州,州审理后移送朝廷派往各路的使者。仍有可疑,则移送朝廷。送达中央的死刑案件先由大理寺审理,再出御史台复核,然后上奏皇帝批准执行。朱熹认为,这套制度从谨慎用刑,防止冤滥来说是很完备的。可是在事实上,大理寺的复审,御史台的复核, “不过受成于州县之具狱。”他说: “使其文案粗备,情节稍圆,则虽颠倒是非,出入生死,盖不得而察也。”[5]即大理寺和御史台都是就州县的案卷进行审理和复核,不再提取犯人和核对事实一也不再进行事实审,所以只要州县官吏在文案上做了手脚,能够自圆其说,即使颠倒是非,出入生死,也无人得知。这样一来, “明谨用刑”就成了一句空话。他进一步指出,不仅死刑案如此,而且州郡一般案件的审理也往往不公不正,致使百姓怨忿,对封建统治十分不利。他说: “州郡小大之狱,往往多失其平,怨谎咨嗟,感伤和气,上为圣政之累,莫此为甚。”[6]
  应该说,朱熹从“明谨用刑”和“不留狱”两方面出发对南宋王朝司法弊病的揭露是深刻而切中要害的。但在如何解决这些弊病上,他不是从制度上和有关规定上着手,而是把目光转向了作为司法者个人的“人”的身上。他认为,出现上述弊病的最关键的原因是司法官吏不得力,不合格。针对狱案滞留积累的弊病,他建议皇帝特派大臣一员,督责司法官吏,限期将各州上奏的疑案、难案彻底清理一次, “庶几轻者早得决遣释放,重者不至仓卒枉滥。”[7]针对州县司法官吏通同作弊,不公不正的弊病,他指出:“欲清庶狱之源者,莫若遴选州县治狱之官。“[8]踟认为只要选拨了合格、得力的冶狱官吏,清明公正的审判风气就一定会出现。
  审理狱案是否迅速公正,适用法律是否准确,确实与司法者个人的因素有一定的关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司法人员的素质,撤换不合格、不得力的司法官吏,防止他们破坏封建法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但过于强调人的作用,把一切弊病的产生原因都归之于个人,认为靠几个好司法官吏就可以带来清明公正的审判风气,则走向了极端的人治论。事实上,司法的公正和迅速准确,更重要的是与有关的制度和规定是否严密合理有关,与有关的制度和规定是否得到了切实的贯彻执行有关。在这里,制度的因素远比人的因素重要得多。没有健全合理的制度的保障,仅仅依靠几个所谓的好人或撤换几个司法官吏,永远不可能产生司法的清明公正。中国几千年封建司法的黑暗和弊病丛生正说明了这一点。
  2
   司法方面,朱熹还提出了“以严为本,以宽济之”的原则。《朱子语类》卷一0八记载:“或问:为政者当以宽为本,而以严为济之?日:某谓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须是令行禁止。”所谓以严为本,是指法律政令一旦制定出来,就应严格执行,做到令行禁止,不打折扣。所谓以宽济之,是指在司法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对某些轻微犯罪在处刑上宽缓一些。例如,对于偷漏酒税和因饥荒偷窃一类的犯罪,就可以视具体的情节和后果灵活处理,不一定处以重刑。不过,这种“宽”必须保证令行禁止,保证以严为本。“若日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为宽,则非也。”[9]可见,这一原则的重心是以严为本,要求司法官吏严格执行法律,按照法律的规定定罪量刑,不姑息放纵犯罪者。
  他认为,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有些人之所以一味主张轻刑和宽大,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司法官吏认识糊涂,只看到犯罪者受刑时的可怜,忽略了受害者的痛苦和不幸,这实际上是为犯罪者考虑而不为受害者考虑。他举例说: “如劫盗杀人者,人多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为无辜,是知为盗贼计,而不为良民地也。”[10]在他看来,一些士大夫奉行宽大原则,为按照法律应当处死的犯罪者开脱罪责,处以轻刑,表面上像是推行仁政、宽政,但在实际上,由于审判的结果是罪与刑不相当,却引诱了更多的人犯法,反而成了杀人和害人。他说: “今之士大夫耻为法官,更相循袭,以宽大为事,于法之当死者,反求以生之。……今非法以求其生,则人无所惩惧,陷于法者源重,虽日仁之,适以害之。”[11]
  二是司法官吏受佛教“罪福报应”学说的迷惑,出人之罪。佛教传入中国后,对封建的立法和司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司法官吏受“罪福报应”思想的影响,在审判中千方百计为犯罪者开脱罪责,重者轻刑,轻者免罪,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广积阴德,得到来生来世的福报。朱熹则明确指出: “夫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幸免,是乃所以为恶尔,何福报之有?”[12]
  三是司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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