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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山东审判)》
关于完善减刑假释制度的调研报告
【作者】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分类】 刑法总则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4
【页码】 3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8143    
  第一部分:减刑假释制度实施执行情况分析
  一、山东法院减刑、假释适用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山东减刑假释适用呈现以下特点:
  (一)减刑适用稳中有升,假释适用维持低位,减刑适用数量、比例高于假释适用。2001-2007年山东法院平均每年度减刑适用率为25.38%,平均每年度假释适用率为9.01%,前者较后者高16.37个百分点。整体而言,减刑适用呈缓慢上升趋势,假释适用趋于稳定,大致持平。
  (二)假释适用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统计结果表明,2005-2007年全国法院假释适用率分别为1.18%、1.29%、1.06%,山东法院假释适用率分别为7.63%、9.62%和8.5%,三年的年均假释适用率后较前者要高7.4个百分点,足可见山东假释适用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各地减刑适用和假释适用情况不一,减刑标准不统一,有的差别很大。以青岛监狱和聊城监狱为例,2005-2007年,青岛监狱减刑率分别为17.5%、16.1%、17.7%,假释率分别为18.1%、20.3%、17.6%。而押犯人数大致相同的聊城监狱,2005-2007年的减刑适用率分别为24.2%、36.1%、30.1%,假释适用率仅为3.2%、0.5%、0.2%;其中,2007年3386名服刑罪犯中,仅有7人适用假释,且主要集中在老病残犯。
  (四)减刑和假释的适用缺乏明确界限,往往采用同一放宽标准,刑法意义上的假释并不多见。调查组随机抽取了潍坊、泰安、运河监狱、省未成年犯管教所2005-2007年减刑、假释适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有期徒刑罪犯假释考验期平均为1年7个月,最短的只有1个月18天,与减刑的奖励幅度大致相当,加之假释需要和减刑相同的分数积累,且假释后尚存在考验期,因此部分罪犯宁愿被减刑也不愿被假释。行刑实践中存在大量被动假释,即如果罪犯余刑在3个月以上,受减刑幅度限制不能办理前文所述减余刑释放的,则对其适用假释;或在理论上折分减刑(大于1年)后余刑仍在3个月之内的,也适用假释。
  (五)老病残罪犯减刑、假释适用率明显低于普通罪犯。以济宁运河监狱为例,2007年减刑适用率为25.42%,假释适用率为5.93%,属全省中等水平。其中,老病残罪犯押犯人数为342人,占监狱押犯总数的7.75%,而老病残罪犯的减刑适用仅为48人,占当年减刑人数的3.99%,减刑适用率为14.04%;假释适用12人,假释适用率为3.51%。
  (六)轻刑犯假释适用率较重刑犯高。调查组从全省29所监狱中抽取了15所监狱的押犯情况、不同刑期罪犯的减刑、假释适用情况,统计结果表明,2005-2007年,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罪犯的年平均假释适用率为5.23%,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假释适用率为10.87%,重型犯的假释适用率较轻刑犯要低5.64个百分点。
  (七)假释再犯罪率普遍较低,社会效果要好于减刑释放及减余刑释放。见下表:
  2005年-2007年部分监狱假释罪犯再犯罪及撤销假释情况统计表

┌──┬───┬───┬───────┬─────┬─────────┐
  │监狱│假释总│撤销假│撤销假释人数占│考验期内犯│考验期内犯新罪人数│
  │  │人数 │释人数│假释总人数比例│新罪人数 │占假释总人数比例 │
  ├──┼───┼───┼───────┼─────┼─────────┤
  │青岛│1906 │15  │0.79%    │1     │0.05%      │
  │运河│256  │8   │3.13%    │1     │0.39%      │
  │潍坊│781  │5   │0.67%    │1     │0.13%      │
  └──┴───┴───┴───────┴─────┴─────────┘

  第二部分: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规定的减刑条件缺乏可操作性。“确有悔改表现”的减刑条件具有相当的概括性和主观性,实务中执行机关最广泛使用的计分考核制度也反映了“重行为表现,轻思想改造”的倾向。
  (二)减刑对象限制性规定过多。现行规定使得罪犯原判刑罚越短实际服刑期限相对越长,罪犯平均实际服刑期限普遍偏长;不满五年短刑期罪犯的减刑机会和减刑比例偏少,挫伤了该部分罪犯努力改造的积极性。
  (三)减刑标准不统一。各监狱的奖分条件、奖分方法不同,各地减刑、假释的实际条件和标准也不统一,不同监狱不同标准,不同法院不同标准,导致全国执法标准不统一。
  (四)减刑、假释制度缺乏监督考察及事后制约。现行的检察监督是一种事后监督,监督方式不科学、监督职能受限,监督效果甚微。同时,减刑制度缺乏事后制约力,只能对罪犯减刑裁定前的行为予以肯定,而不能制约其减刑后的行为,不利于罪犯改造。谁敢欺负我的人
  二、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假释实质适用条件操作性不强。“不致再危害社会”是一个主客观综合判断标准,是就罪犯将来违法、犯罪可能性进行预测,对如何认定一名罪犯“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考察、评定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难以把握。
  (二)假释适用率偏低,假释功能发挥远远不够。假释适用率低,使假释制度所蕴涵的多方面功效未得以发挥,对罪犯改造、回归社会、监狱行刑带来消极影响。
  (三)不得假释规定不合理。累犯和五种暴力性犯罪判处十年以上徒刑及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的规定不利于实现刑罚的个别化,不符合行刑平等原则。
  (四)社区矫正制度缺位,社区矫正工作不规范。社区矫正虽逐步扩大试点范围,但组织形式、矫正对象适用范围、执法权限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社区矫正行政管理色彩浓厚,规范化程度不高,带有行业或单一行政部门管理制度的局限性。
  第三部分:我国减刑制度的完善
  完善减刑制度的关键在于完善徒刑罪犯的减刑和死缓犯的减刑。
  一、死缓罪犯减刑制度的完善
  实践中,死缓罪犯绝大多数只能减为无期徒刑,按现行的程序死缓犯减为无期徒刑,行刑成本过高,也浪费了过多的司法资源。因此应当建立死缓犯法定自动减为无期徒刑的机制。按照刑法理论,死缓犯减刑是依照法律的特别规定按期进行的,实质是死缓制度的组成部分。建议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有关规定,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考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考验期满第二日,即自动减为无期徒刑;符合减为有期徒刑条件的,由监狱提出建议,经省监狱管理部门审核后,报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二、徒刑罪犯减刑制度的完善
  (一)尊重行刑机关用分数量化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做法
  就罪犯的减刑来说,尽管多部法律多篇幅地规定了立功、重大立功,但在刑罚执行实践中操作的现实可能性不大;罪犯减刑大多是依据量化的悔改表现进行的,而法律对于如何量化悔改这一减刑评判标准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够。行刑机关用分数量化罪犯现实表现的做法解决了这一难题。当然,用数据来表达法律的绝对公正或作为评定罪犯悔罪表现的唯一标准,显然也会存在一些问题。“但在不得不以数据评定做为重要参数的情况下,通过对罪犯考核数据的合理分解,改进现有计分方式,在程序上体现相对的公正合理,并将其作为受刑人悔罪的主要评判体系,又有一定的可行性,它至少能给受刑人一种可供参照的行为基准。”[1]
  (二)明确累进处遇制
  对过失犯、偶犯、初犯、未成年犯、老年犯、女犯等社会危险性小的罪犯,在累进制中是靠前的,同等条件下,可以较惯犯、累犯、集团犯、黑恶势力犯、重长刑犯等在处遇制中靠后的罪犯可以多减一定幅度的刑期。具体的操作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减刑幅度和间隔时间可以比同等条件的成年罪犯适当放宽。减刑幅度可多减6个月以下,两次减刑之间一般间隔9个月以上。如一次减刑2年至3年后,再次减刑时,其间隔时间一般不得少于1年6个月。[2]符合减刑条件的老、病、残罪犯,女性罪犯,确有悔改表现,可以减刑。减刑幅度比照一般罪犯适当放宽,一般可以比同等条件的其他罪犯多减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组织、领导、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的罪犯,累犯,毒品犯罪的再犯等需要从严掌握的罪犯,对应2个月或5个月;对于一般的罪犯,对应3个月或6个月;对于初犯、偶犯、过失犯、老病残犯、女犯等需要从宽掌握的罪犯,对应4个月或7个月。
  (三)法律应设定减刑约束适用机制
  前述减刑适用扩张削弱了减刑的功能。建议法律设定每年罪犯减刑假释的比例;其次规定罪犯获得行政奖励及获各种专项奖励之和(立功、重大立功除外),对应减刑幅度不得超过同期获得奖励的服刑时间;再次就是罪犯减刑后再次减刑的间隔期,不低于上次减刑的幅度;还有就是罪犯减刑后,呈报减刑前的一切行政奖励全部归零,通过这些措施来限制减刑适用的扩张。
  (四)改进减刑的限度性规定
  建议修改刑法关于减刑限度的规定,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3/5;无期徒刑执行5年以后方可减刑,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15年。
  (五)设立减刑考验期及撤销制度
  为把减刑效能最佳化,对所有罪犯的减刑都应确定一个减刑考验期,减刑考验期应为1年以上,且不低于罪犯的减刑幅度,在减刑考验期间内,如果被减刑的罪犯有违法乱纪行为或犯罪行为,由减刑机关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予以撤销减刑。具体措施是:被减刑的罪犯,在减刑考验期内又故意犯新罪的,应当撤销减刑;过失犯罪的,可以撤销减刑,这里的“可以”由法院根据其过失大小和危害程序进行自由裁量。在减刑考验期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严重违反监狱管理规定但不构成犯罪的,对其采取禁闭处分的,应当撤销减刑;对其采取严管、记过、警告处分的,可以不撤销减刑[3]。
  罪犯减刑以后,发现被减刑的罪犯在判决之前还有其他的罪没有判决,若是罪犯主动向司法机关坦白余罪的,可以不撤销减刑;若是未交待余罪,后被发现受到追诉加刑处理的,说明其悔改表现具有很大的虚假成分,应当撤销减刑。但是,原判死刑缓期执行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经过多次减刑以后,且实际执行的刑期已经很长,又发现漏罪的,考虑到新判决确定的刑罚仍为死缓或者无期徒刑且从新判决确定之日起重新计算,这样对罪犯可能极为不利,因此,在以后再次减为有期徒刑时可以充分考虑这一因素,予以一定适度的放宽。
  (六)完善减刑案件的审理制度
  1.完善减刑制度立法,使人民法院对减刑的审理形成科学、完整的诉讼程序。一是通过立法明确执行机关、法院、检察院在减刑过程中的责任,明确执行机关和驻监检察机关对罪犯改造表现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法院对适用法律的正确性和裁判的准确性负责,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保障罪犯改造表现材料的真实性,提高减刑效率、公正性。二是急需完善在考核标准中增加对罪犯悔罪程度及再社会化可能的考核标准并提高计分权重。三是将影响减刑的因素法定化。目前,刑法对影响假释的因素做出了规定,但对影响减刑的因素没有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只对少年犯和老残罪犯两种因素作了规定,与执行的实际需求相差较远。
  2.在目前尚无专门审理机构的司法体制下,改革法院内部机构设置,成立专门的审判庭。
  3.改革审理方式,确立裁前公示和听证制度。与检察院联合公示,将拟裁定减刑罪犯名单、拟减刑期等内容公开。在监狱显要位置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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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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