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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部门法理论批判
【英文标题】 Criticism on the Department Theory of Law
【作者】 刘诚【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政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部门法;批判;法律规范元;法律规范群;构想
【英文关键词】 departnent of law;criticism;norm unit of law;norm group of law;design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3)03—0010—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3
【页码】 10
【摘要】

首先对部门法理论进行了总结,然后从认识论和价值论两个方面对部门法理论进行了批判,并对部门法理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法律分类构想。从理论上来看,部门法理论在概念、划分方法、体系、结构和部门关系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缺陷;从实践上来看,部门法理论弊多利少。部门法理论是苏联模式的产物,目前在我国已经丧失了存在价值。鉴于部门法理论的缺陷,提出了法律分类理论新构想。法律规范分类的最小单位是法律规范元,其集合是法律规范群;法律规范的结构是一个由不同划分标准的划分结果结合起来形成的多维空间交叉结构。

【英文摘要】

In theory, the Department Theory of Law has a series of defects in its concept,classification,system, structure and internal relations;in practic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he Deparment Theory of Law are much less than its negative effects.Considering the deflects of the Depatment Theory of Law,a new classification theory of Law is put forward:the least unit of Norm of Law is Norm Unit of Law,whose integration is Norm Group of Law;the structure of Norm of Law is a multi dimension structure, which i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s under different norm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058    
  
  

部门法理论是源于苏联,至今在中国盛行的法律体系理论——法律规范划分理论。这种所谓法律规范的划分理论破坏了法律体系的统一性,人为造成各法律分支学科划地为牢,混淆了法律关系的性质,割裂了法律规范群之间的联系,扭曲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忽视了理论概念与实践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严重影响了法学的发展,并对立法、司法、执法工作造成了不利影响。

要否定一种理论,首先应弄清其基本观点;然后指明理论的谬误,分析其影响,评价其利弊;同时,应弄清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最后,还应提出新的理论。这是社会科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一是所谓社会科学,实际上是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的混合体[1],既涉及认识论也涉及方法论,既有事实判断也有价值判断。因此,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往往交织在一起,导致理论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即科学性。西方国家某些学者所谓价值中立或只研究事实、不研究价值的说法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价值判断是一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我们只能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而不能脱离价值判断单独研究事实;我们应该保持价值判断的一贯性(即价值判断不以行为主体的变化而变化),而不应该拒绝进行价值判断(即价值中立)。二是概念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争论不休。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的理论,因此无法摆脱人的影响。由于不同时空中(历史性和地域性)人们使用概念的差异性,相同语词往往表达不同的概念。因此,许多所谓争论实际上并不是争论,只是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三是社会科学理论都是特定时空的产物,因而其整体一般只适用于特定时空。至于其中哪些观点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哪些观点没有普遍价值,需要具体分析。四是逻辑学界对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缺乏研究,辩证逻辑至今没有推理规则,停留在经验阶段、哲学和艺术层次,导致推理的任意性,破坏了学术的严谨性。上述原因造成了社会科学领域很少有定论。因此,要否定一种理论,仅仅指出逻辑谬误或相反事实是不够的[2],还必须找出其存在原因,否定其存在根据,并分析其利弊得失,提出新的理论。

本文将首先对部门法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总结归纳。在此基础上,从认识论和价值论两个方面对部门法理论进行评价,并对部门法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进行探讨。最后,提出新的法律规范划分理论。

一、部门法理论概述

部门法理论是形成于苏联,并在社会主义国家广泛流行的法律体系理论。其基本观点是,法律体系是“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法律部门而形成的一国法律有机联系的统一体”{1}。部门法理论主要由五部分内容构成,一是部门法的概念,二是部门法的划分标准,三是法律体系,四是部门法的结构,五是部门法之间的关系。

1.部门法的概念

部门法理论认为,部门法(又称法律部门[3]、法的部门)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这是比较一致的观点,具体定义主要有三种。一是将部门法定义为“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划分的本国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如沈宗灵{2}(葛洪义{3}等也持类似观点)。二是将部门法定义为“对一国现行法律规范按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调整方法的不同所作的一种分类”{4}。三是将部门法定义为“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即根据一定调整对象所划定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如杨紫炬{5}等。

此外,还有不确定的定义,如将部门,法定义为“同类法律”{6}。从其使用情况来看,既指学科,也指规范性文件和判例。还有人认为,“部门法就是由规范性法律文件构成的”{2}“部门法由同类规范性文件构成”{7}。

2.部门法的划分方法

划分方法是法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也是部门法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观点有三种,一是根据划分标准和原则划分部门法(为叙述方便,以下称“多重标准论”)。二是根据划分标准划分部门法(为叙述方便,以下称“双重标准论”),划分标准包括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或手段。三是划分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调整对象(为叙述方便,以下称“对象论”)。换言之,主要观点可以分为三种,即单一标准、两种标准和多种标准。

“多重标准论”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首先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其次是法律调整的方法。此外,还应考虑一些原则。如葛洪义等人认为,应该考虑“粗细得当”(部门不宜过多、也不宜过少)、“多寡合适”(每一部门的法律规范的数量不宜过多、也不宜过少)、“主题定类”(一项规范、一个规范性文件不得兼跨不同法律部门,应根据其主题或主导精神来确定其归属)、“逻辑与实用兼顾”等原则{3}。张文显等也持有类似观点{8}。

“双重标准论”主张根据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两个标准划分法律部门。有的只是简单地提出两个标准{9};有的将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进一步分为主要标准和辅助标准,主要标准是调整对象,辅助标准是调整方式、方法或手段。其论据是,“法律部门与社会关系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即并不是每一类社会关系都应当由一类法律规范或者只能由一类法律规范来调整。有时,某一类社会关系需要由几类法律规范来调整,如经济关系就是由民法、经济法等多类法律规范调整的;有时,一类法律规范又调整几类社会关系的共同侧面或层次,如刑法规范调整经济关系、政治关系、行政管理关系、婚姻家庭关系等社会关系中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即犯罪问题。这说明,仅仅用法律调整的对象来划分法律部门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另外的补充标准,就是法律调整的方法。”{10}

“对象论”认为,划分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调整对象。这种观点主要存在于部门法学界,如杨紫炬等主张,划分法律部门的唯一标准是调整对象{5}。

关于部门法的划分方法,葛洪义等人也有类似的总结,把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总结为多重标准说(划分法律部门既要考虑法律的调整对象,又要考虑法律的调整方法,还要兼顾法律主体的不同、法律文件的多寡等多种因素),主辅标准说(法律部门的划分应以调整对象为首要标准,同时还要以调整方法为辅助标准)和单一标准说(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只能是唯一的,即只应以法律的调整对象为划分标准){3}。

3.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是部门法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法学界研究较多、争议较大的问题。部门法理论认为,法律体系(又称法体系、法的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2}。

关于法伴体系与立法体系(全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关系,部门法理论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二者“大致是相等的”{2},有的学者认为二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不应混混淆{9}。

关于法律部门的组成部分,也存在多种观点。如沈宗灵等认为,法律体系由宪法、行政法、民法和婚姻家庭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军事法、环境法、刑法、诉讼程序法组成{2};张文显等认为,法律部门包括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劳动法、科教文卫法、资源环境保护法、刑法、诉讼法、军事法{8};孙国华等认为,法律部门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婚姻法、劳动法、刑法、诉讼法{9};吴玉璞认为,中国的法的部门大致有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劳动法、婚姻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组织法等{4};卓泽渊等认为,法律体系由宪法、行政法、民法、婚姻法、经济法、刑法、环境自然资源法、诉讼法等组成{10};张云秀等认为,法律体系由九个法律部门组成,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劳动法、环境法、刑法、诉讼法、军事法{7}。

4,部门法的结构

部门法的结构是部门法理论的重要内容,是苏联学者独创的法学理论。部门法理论认为,法的基本单位是法律规范,法律规范的集合是法律制度,法律制度的集合是法律部门。今天的俄罗斯学者继承了这一理论遗产,认为“法律体系就是法客观存在的内部结构,它分为法律部门、分部门和法律制度”。他们还将法律制度分为简单法律制度和复杂或综合的法律制度,简单法律制度指包括同一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复杂或综合的法律制度指包括在不同的、但调整相互联系的同类法律关系的法律部门之中的规范的总和{11}。我国有的学者认为,法律体系的构建方式包括部门结构、部门结构模式和内容结构。内容结构包含四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即法律原理、法律原则、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10}。另有学者认为,由同类规范性法律文件构成相应的法律部门,又由各法律部门构成一国法律的整体{7}。

5.部门法之间的关系

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是法学界研究的一个盲点,没有人深入研究,只是在论述法律体系时顺便提及,没有形成系统理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宪法部门居于统帅地位,其他各个部门是相互独立的(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独立说”);二是认为,宪法部门居于统帅地位,其他法律部门分为交叉部门和独立部门(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部分交叉说”);三是认为,各个部门之间都有交叉(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完全交叉说”)。

“独立说”认为,宪法部门以下各个部门相互独立,部门之间不存在交叉问题。“独立说”主要是从事部门法研究的学者的观点,尤其是部门关系争议较大的民法、经济法和行政法学界。如杨紫(火+亘左右结约)等。

“部分交叉说”认为,宪法部门居于统帅地位,其他法律部门有的相互交叉、有的相互独立。如胡锦光等人认为,法律分为宪法、基本法和应用法三类。刑法、民法、行政法为三大基本法律部门,三者完全独立、互不交叉。而经济法、环保法、科技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为应用法,与民法、行政法和刑法三大基本法律部门交叉。这种观点认为,“现代国家,一般在宪法下,把刑法、民法、行政法并列为三大法律部门。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人们趋向于将经济法、环保法、科技法、劳动法等列入几大部法之中。”{12}

“完全交叉说”认为,法律部门之间皆有交叉。如卓泽渊等人认为,刑法与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婚姻家庭法等,皆存在交叉关系{10}。

二、部门法理论的缺陷(认识论评价)

部门法理论的缺陷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概念方面、划分标准方面、体系方面、结构方面以及部门关系方面。这些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概念的混乱和逻辑上的矛盾。

1.概念方面

部门法理论概念方面的缺陷在于概念的不确定性。一是经常将法律部门、应用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规范性法律文件[4]的类别混淆使用。如有的学者认为,“由同类规范性法律文件构成相应的法律部门,又由各法律部门构成一国法律的整体,这便是法律体系形成的基本框架。”{7}“内部门法学,是从法律的类别来划分的,法学研究的范围首先是国内各部门法,如宪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婚姻法、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等等。与此相适应就有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婚姻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法学等法学分科。”{7}由此可见,法律部门与规范性文件的类别和国内应用法学学科的关系,部门法理论是说不清的。如果部门法的分类等于规范性文件的分类和应用法学的分类,那么,把法律部门作为独立于应用法学学科类别与规范性文件类别的划分就失去了意义。如果部门法只是国内应用法学学科对应的研究对象、法律部门体系只是国内应用法学的研究对象体系,称之为法律体系意义何在?况且,研究对象有必要单独搞出一个体系吗?把部门法定义为某类法律规范的总称,难道规范性法律文件类(如民法)就不是某类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是法律规范这一概念存在歧义,既是作为种概念的部门法的属概念,又是作为属概念的部门法的种概念,并且作为法律规范(属概念、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最小划分单位的“法律规范”[5](种概念)没有明确定义。作为学术理论,一方面,应该保持概念的确定性,同一过程中同一语词应表达同一概念:另一方面,要使用新的概念,首先应对其进行定义。但部门法理论却用法律规范这一语词表达了种、属两个概念,并且没有对作为法律体系基本分类单位的“法律规范”这一概念作出定义。有定义的概念,只是与其他社会规范对应的概念,指的是法律的总体、是个属概念。法律规范这一名词在部门法理论中同时表达种、属两个概念,其逻辑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法律规范是法律规范的集合;法律规范既是作为种概念的法律部门的属概念,又是作为属概念的法律部门的种概念。

三是人为制造了法律制度这一毫无意义的划分层次。一方面,法律制度这一概念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既指全部法律的整体、也指调整某类社会关系的法律(包括类和子类,如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另一方而,除了部门法理论在叙述部门法结构时使用这_概念之外,法学界也根本没有把法律制度作为分类层次使用,这一概念实际上成了多余的概念。

2.划分标准方面

部门法理论在划分标准方面的缺陷表现在划分标准的非独立性和非全集性。无论是调整对象还是调整方法,都缺乏独立性和全集性。具体地说,“多重标准论”和“双重标准论”的缺陷在于,明确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划分规则,并且对此直言不讳。如有的学者明确提出,“既要有一定的形式逻辑根据;又不必过于呆板,还应从实际出发”{3}。但是,那么多划分标准是如何进行分类的呢?划分者没有说。实际上也说不清。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不符合形式逻辑规则的分类,多标准无法划分出独立的类别(互不交叉的类别)。所谓多标准分类,无非是多种分类。一是连续划分,即进行不同层次的划分(大类分小类,小类再细分),如将国家划分为省、省再分为县;二是并列分类,即按多种标准分别分类(按一种标准将类分为一系列子类,再按另外的标准将类分为另外一系列子类),如将人按性别分为男人和女人、按国别分为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等。这种分类是两种标准分别分类,然后结合起来,属于综合分类(见下图)。但不是同时使用两种标准,而是两种标准分别分类之后,进行综合的结果。结合点(交叉元素)即是形成的新的类别,类别数是两种划分类数之积。在这种综合划分中,任一标准划分形成的类别与其他标准划分形成的类别都不是并列概念(如中国人和男人),只有同一标准划分形成的类别和综合划分标准划分形成的交叉元素是并列概念(如中国人和日本人、男人和女人)。如果按多种标准同时分类,则结果是子类包括男人、女人、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等,形成交叉概念并列的局面。总之,所谓的多种标准分类,只不过是每一种标准分类之后,再将其结合起来,此时子类数是每一种标准形成的子类数的乘积。因为划分需要顺序进行,分别进行,多个标准无法同时进行[6]。再譬如,我们可以根据性别将人分成男人和女人两类,也可以根据种族将人分成白人、黄种人和黑人。还可以将两种标准结合起来,将人分成白种男人、黄种男人、黑种男人、白种女人、黄种女人、黑种女人六类。但我们不能将人分成男人、女人、白人、黄种人、黑人五类,也不能将人分成男人、女人、白人、黄种人、黑人、白种男人、黄种男人、黑种男人、白种女人、黄种女人、黑种女人十一类,因为划分标准不同(二者都是按不同标准进行的分类,两种标准结合起来也是一种新的标准)。当然,不能作为并列类别并不等于不承认这些类别,这些类别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类也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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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别 ┃      ┃     ┃      ┃   ┃

┃性别   ┃ 中国人  ┃ 英国人 ┃ 日本人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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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  ┃ 中国男人 ┃美国男人 ┃ 日本男人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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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 中国女人 ┃美国女人 ┃ 日本女人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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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不符合逻辑的分类有没有呢?当然没有。所谓的多标准分类,无非有两种。一是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人们没有发现实际上是单一标准。二是由于辩证逻辑尚停留在经验阶段、哲学和艺术层次,没有发现辩证逻辑的规律、没有总结出辩证逻辑的规则。关于错把单一标准当成多标准的例子比比皆是,只要稍微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比如分桌吃饭。假设有20个人吃饭,安排了两桌。分桌时可能采用许多方法,把关系密切(如年龄、籍贯、学历、职务等)的分到一张桌子上,似乎是多标准分类,其实不然。实际上,分桌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人数(一桌10人)。其他所谓标准是方法,不是标准,二者不在同一层次上。并且,每个人只能属于其中一桌,也必须属于其中一桌。不能有人同时属于两桌,有人不属于任何一桌,否则就不是分桌。再比如应用法学的分类,在教育管理机构的表格上,无论次级学科分为几类,都必须把所有的法学学科划入其中,不能有的学科不属于任何次级学科、有的学科同时属于两个次级学科。至于不同管理机构不同的学科分类,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不同划分),但任何分类系统中,任何学科都有且只有一个位置。规范性文件的分类也是一样,任何一种分类都必须包括所有规范性文件,每一个规范性文件都有且只有一个位置,这就是分类。比如劳动法,无论是学科还是规范性文件的分类,都有且只有一个位置,至于在哪个位置,是另外一个问题。无论是学术争论,还是行政意见不一致,影响的只是分类地位,而不存在重复或者遗漏问题。但部门法的分类却不是这样,既存在交叉、又存在遗漏。由此可见,部门法的划分是一种混乱的划分。

“对象论”的缺陷在于,一边强调必须遵循形式逻辑规则,一边又违反形式逻辑规则。并且,与实际情况也不符。“对象论”把调整对象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唯一标准,首先违反了形式逻辑以属性划分的规则。其次,以对象划分不能保证各子项之间的关系的不相容(即不能避免交叉),不能保证各子项外延之和等于母项的外延,也不能避免划分的越级。因为调整对象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没有放在全部调整对象这一集合概念之下;并且,由于调整对象不是同一划分标准的产物,本身存在交叉问题,因此无法避免交叉和遗漏、也无法避免不同层次分类的混淆。此外,调整对象说也与事实不符,至少刑法的划分学术界公认是按照调整手段进行的。

3.体系方面

部门法理论在体系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脱离法律的分类讨论法律的系统分类;二是脱离法律规范的分类讨论法律规范的系统分类;三是人为割裂了作为规范性文件最小单位的法条与作为法律规范最小单位的“法律规范”的关系,虚构了一个脱离规范性文件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法律体系。

首先,部门法理论对法律体系这一概念的特殊定义,脱离了法律的分类,凭空制造了一个抽象的毫无意义的怪物。我国法理学教科书在法律的分类中,根本不涉及法律体系,而把法律体系单独作为一部分(一般是一章)。从部门法理论对于法律分类和法律体系两个概念的使用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猜测,部门法理论是把法律的简单分类称之为法律分类,而把法律(一般是国内法、也有人将国际法加入)的系统分类称之为法律体系、法律系统分类不属于法律分类。那么,部门法体系不是法,律的分类体系又是什么?部门法理论没有回答,也不可能回答。此外,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只有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使用这一定义。在西方法学作品中,一般使用法律结构和法律分类之类术语{6}。

其次,部门法理论脱离法律规范的分类,把法律规范的简单分类称之为法律规范(或法律规则{9})的分类,而把法律规范的系统分类称之为法律体系。部门法理论在讨论法律规范的分类时,只涉及法律规范的简单分类,而把法律规范的系统分类排除在外。难道法律规范的系统分类不属于法律规范的分类?

第三,部门法理论凭空制造了部门法体系这一概念,企图脱离规范性文件和应用法学学科讨论法律体系、脱离法条讨论“法律规范”,实际上却没有做到、也根本不可能做到。部门法理论一方而把法律规范的分类与规范性文件及应用法学学科的分类割裂开来、“法律规范”与法条割裂开来,不承认其对应性;另一方面,却无时不在根据规范性文件的分类讨论部门法的分类和应用法学学科分类、针对法条讨论“法律规范”,如划分法律部门“应考虑……相应法规的多寡”{13}、将应用法学学科称之为部门法学等。从部门法理论的有关论述来看,其所谓的法律规范划分实际上完全是规范性文件的划分,只不过没有使用法条这一概念。关于这一点,沈宗灵的论述最为典型{13}。部门法理论所谓的“法律规范”(作为最小分类单位的概念)就是规范性文件中的法条。

4.结构方面

部门法理论在部门结构方面的主要缺陷在于违背逻辑规则。主要谬误有四个,一是法律规范的概念不确定,法律规范既是集合概念(属概念),是相对于道德规范等其他社会规范而言的概念;又是法律的最小单位(种概念),是相对于法律制度和法律部门而言的概念。二是作为法律规范最小单位的“法律规范”这一概念没有加以定义和说明,无人知道这一概念到底什么意思。很少有人对此概念加以说明,个别学者关于法律规范与法条具有相关性的观点{9}也值得商榷。三是法律制度的概念不严密,歧义太多。并且,除了在叙述部门法的结构时使用外,别处根本不使用这一概念,别处使用的法律制度一词所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况且,法律制度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不仅法学研究,其他学科也研究(如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就是经济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的共同研究对象)。四是关于法律制度的论述自相矛盾。既然法律制度是法律部门的构成单位,怎么能够跨部门?

5.部门关系方面

“交叉说”的谬误在于,明确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划分规则,并且对此直言不讳。如有的学者明确提出,“既要有一定的形式逻辑根据,又不必过于呆板,还应从实际出发”{3}。并且,该种观点仅仅提出交叉问题,却不去研究其交叉关系,也无视无人研究交叉问题这一事实。“独立说”的谬误在于不自觉地违背了逻辑规则,也与事实不符。首先,调整对象本身的划分不符合形式逻辑规则,缺乏独立性(调整对象本身相互交叉),决定了作为其划分结果的法律部门的非独立性。其次,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的交叉既是客观事实,也得到了法学界的公认。社会保障法无论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还是些为经济法的子部门,都无法回避与劳动法的交叉问题。社会保障法的出现,不仅给劳动法带来了新的课题,同时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独立说”。如果说在此之前“独立说”还勉强可以维持的话,那么社会保障法出现之后,“独立说”则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实际上,法律部门划分是根据规范性文件分类和应用法学科分类而形成的混乱分类,根本不是法律规范的分类。法律部门划分是与规范性文件划分对应的一种划分方法,只不过规范性文件的分类具有确定性,其概念通过明确外延而得到确定;而法律部门的分类缺乏确定性,其概念从缺乏统一性的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表述,导致概念含混不清。法律部门对应于规范性文件的类别,“法律规范”对应于法条。只不过规范性文件的分类是法律工作者(法律家)进行的,规范性文件和法条是他们的术语;法律规范的分类是法学工作者(法学家)进行的,法律部门和“法律规范”是法学家的术语。

关于法的分类,西方法学(民法系)有两个概念,一是法律的分类,二是法律规范的分类。法律分类有两种含义,一是基于法条分类的规范性文件分类。二是应用法学基于研究对象的学科分类。实际上,二者是统一的。因为操作分类之基础是理论分类,规范性文件的类别与学科类别是一致的。只不过规范性文件的类别具有确定性,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的反映;学科研究对象具有不确定性,不同研究者有不同观点。另外,从立法过程来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只不过是对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加以规范,是将涉及同类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的规定以法条的形式放在同一文件的过程;规范性文件是基于法条分类而制定的,是同类法条的集合。规范性文件的分类是基于操作便利,根据各个规范性文件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不同进行的分类。至于法条的交叉[7]和研究对象的交叉[8],是由于具体规范性文件的不可分割性以及具体规范性文件归类标准与法条归类标准的不同,并且法学学科和规范性文件在交叉问题上也是统一的。至于边缘学科,也不过是由于新的划分标准的引入,形成了新的研究对象,可以按其主要研究对象决定其归属。

总之,部门法理论存在一系列谬误。一是划分方法错误、划分标准混乱。根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划分必须符合四项规则:一是各子项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不相容的,二是各子项外延之和必须等于母项的外延,三是每次划分必须使用同一划分标准,四是划分不能越级。从划分方法来看,部门法理论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规则,造成法律规范交叉和遗漏并存的结果。“对象论”(单一标准说)因其分类基础(划分标准)不是正确划分的结果(没有对法律调整的全部社会关系进行系统分类),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法律规范”的交叉和遗漏。从划分标准来看,部门法的划分标准混乱,“法律规范”交叉。理论上的分类必须是对立的分类,否则,分类就失去了意义。如果存在交叉、包含关系,也并列在一起,那么,预算法、审计法、公司法也都可以称之为法律部门。二是无法自圆其说。部门法理论从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只能从操作便利角度论证。但操作便利只涉及学习、研究和实践,学习和研究与学科划分联系在一起,实践与规范性文件分类及法庭划分联系在一起,都与法律部门划分没有关系。“独立说”无法说明违反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劳动法等为什么要负刑事责任,违反经济法等为什么要负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交叉说”无法说明为什么会出现部门法大战,为什么无人研究部门法之间的交叉关系;哪些法律部门的哪些“法律规范”交叉。三是概念具有不确定性。许多学者刘‘规范性文件的分类、法律部门分类和法律学科分类在概念上是混用的,如有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既是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又是规范性文件的集合{7}。有的学者认为国内应用法学包括两类,其中之一是对一个国家的各个法律部门进行研究所形成的学科{3}。许多学者直接使用“国内部门法学”的概念,指称应用法学,将其作为法学的一个门类{7}。四是部门法理论无法说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导致无人研究部门法之间的关系。五是无法说明部门法理论的学术价值。如果说为了操作(立法、司法和执法)便利,有规范性文件的划分和法庭的划分即可;如果是为了研究的深入,有学科划分即可。为什么还要在学科划分之外,再搞出一个法律规范的划分?其学术价值何在?实际意义又何在?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三、部门法理论的影响(价值论评价)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有其存在价值,都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部门法理论也不例外。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社会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因而也必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特定时空中形成的理论,可能只在特定时空中具有价值,也可能具有跨时空的普遍价值;是否具有跨时空的普遍价值只能由实践来检验,即通过影响评价作出判断。

理论的价值评价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评价标准,二是其积极与消极影响的比较,包括该理论与其他理论的价值比较。评价标准是社会实践,包括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两个方面的实践。对理论的影响评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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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法学词典·第三版(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669.

{2}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26,426、428,426,426、428,426、43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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