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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从青岛学生状告教育部一案谈宪法司法化
【英文标题】 From TsingDao Students Impleading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the Constitution Applied in Courts
【作者】 张建平【作者单位】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管理系
【分类】 中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宪法司法化;宪法诉讼;违宪审查;基本权利
【英文关键词】 constitution applied in courts:constitutional lawsuit;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fundamental rights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2)04—0120—0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4
【页码】 120
【摘要】

宪法司法化有着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宪法司法化与违宪审查、宪法解释是不同的概念。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是宪法作为法的效力的当然体现。宪法应用于司法实践,主要是审理那些涉及到侵犯公民及各种组织宪法基本权利,而在普通法律中没有具体规定或采用普通诉讼方式无法救济的案件。应当赋予各级人民法院宪法诉讼案件的管辖权。

【英文摘要】

It has ampl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to apply the Constitution in Courts.Applying constitution in courts.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and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 are three different concepts.Applying constitution in courts is utilization of constitution in concrete case,and is natural embodiment of validity of constitution as law.Constitution applying in judicial practice,mainly try such cases as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al right belonging to citizens or organization has been infringed, and couldn’t acquired valid relief in light of ordinary laws and ordinary litigant approaches.The People’s courts should been empowered jurisdiction about constitutional complai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967    
  
  

近几年来,中国各省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巨大差异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2001年8月,围绕《中国青年报》关于高考分数线的一篇新闻调查,全国各种媒体展开了一场“全民”大讨论,反响极为强烈。据统计,1999年,北京理科考生600分以上的有600多人,清华大学在北京招收400人,而湖北当年600分以上的考生有8000人,清华只在那里招收100人。2001年,北京的文科重点控制线是454分,而青岛却是580分,相差达120多分!整个北京市2001年高考录取比例是1.43:1,而山东省的比例是2.2:1。按照这个比例推算,山东一个孩子考上大学,要比北京的孩子多付出50%的努力。

2001年8月,山东青岛三名高中应届毕业生栾倩、姜妍和张天珠来到北京,状告教育部侵犯公民平等受教育权。据她们的代理律师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对现行高考制度提起的诉讼。此事立即成为一个极好的新闻话题,引起了全国新闻媒体的关注,而法律界人士也纷纷就此事展开热烈的讨论,试图探讨其司法层面的价值和意义。

在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的诉状中,三位起诉人请求法院确认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所做出的行政行为——关于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高等教育招生计划——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并请求法院向被告提出司法建议书,督促被告今后避免做出类似违法行政行为。

三位女生的代理律师认为:教育部2001年4月16日做出的《关于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教育招生计划》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受教育权。宪法赋予了中国公民广泛的基本权利,包含了平等权和受教育权;教育法第五章第36条则明确指出“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而教育部在该行政行为中,根据不同地域范围对招生人数做了不同的限定,这种限定使不同地域的考生被划分成了高低不同的等级,并在这不同的等级中参加高考;等级之间分数标准差异巨大,从而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平等的受教育权意味着接受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资格平等,权利能力的平等。而这种资格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一年一度的国家统一考试——高考。除非特殊专业需要特殊的身体条件,否则,所有考生在高考中只有一种区别体现,那就是分数;只有分数的区别才可以决定考生最终是否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以及进入哪一家高校接受教育。

2001年8月23日8点30分,三位青岛学生和他们的律师李强到达最高人民法院,在门卫室说明情况,门卫室经过请示以后,通知李强等人到北京南站附近接待室接受接待。按照规定,接待室接待的一般都是上访人员,李强认为这是一件普通诉讼.不属于上访,他们于是就在正义路邮局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诉状。9月3日,最高院立案厅一位姓侯的法官分别给三位当事人打来电话(因为起诉是分别起诉,不是集团诉讼),告知他们: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4条第二款规定,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做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由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也就是说,三位当事人应该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鉴于以上原因,诉状寄回。 据报道,三位当事人及其家长决定9月8日终止这起诉讼。

本案是宪法诉讼吗?

一、管辖权问题

从表面上来看,最高人民法院这位姓侯的法官关于本案管辖的认识是正确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4条的规定,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又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7条的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似乎从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都具有无可争议的管辖权。

与此相关的一件案件发生在2000年,山东一位农民考生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英语和总分都已过线,却因某种原因没有被录取;他要求教育部对此事做出调查,却被告知没有问题;此位考生遂将教育部告上北京市第一中院,理由是行政不作为。

但是从本质上,这种关于管辖权的认识却是错误的,原因在于混淆了宪法诉讼与一般行政诉讼的概念。虽然宪法诉讼与行政诉讼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从严格意义上,两者的区别在于:宪法我我我什么都没做诉讼是合宪性审查,行政诉讼是合法性审查;宪法诉讼的审查依据是宪法,行政诉讼的审查依据是法律法规。虽然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宪法诉讼制度和实践,但并不能否认中国宪法案件的存在。同样是状告教育部,三位青岛考生一案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案件,因为涉及到受教育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权利问题:山东农民考生一案则是普通的行政案件,因为争诉的是教育部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的问题。

二、最高院程序上的错误

很有意思的是,本案的处理是法官分别电话通知三位原告此案不属本院管辖,并将诉状寄回。按照三大诉讼法规定,即使是按照行政诉讼法,一审人民法院认为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包括受案范围、管辖权等等)的,应在接到诉状之日起7日内做出裁定,通知原告不予受理。当事人在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当事人没有上诉权,但最高院的这种处理显然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

三、三位考生的权利救济途径

以现存的法制框架,三位考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权利的保护:

1.申请行政复议。首先要明确教育部2001年4月16日作出的《关于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教育招生计划》的行政行为性质。如果界定为具体的行政行为,可以按照《行政复议法》第14条的规定,向育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可以向北京市第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界定为抽象行政行为,可以将山东省教育厅或报考院校的未录取行为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以未录取行为的依据——教育部的《计划》——不合法为由,向教育部提起行政复议,同时申请一并对该《计划》进行审查。

2.直接起诉。三位考生也可以直接向北京市第一中院提院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计划》违法,并可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

3.向国务院提出审查申请。根据《立法法》第88条第三项的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虽然没有规定具体的审查程序,但是我认为,三位考生可以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建议,由国务院对教育部的《计划》进行审查,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

宪法司法化的界定

虽然本案最后无果而终,但是本案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宪法司法化的进一步思考。针对本案,特别是此前山东冒名上学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8.13《批复》,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反响强烈并且争论激烈。尽管存在争论,但是该案为宪法司法化这一重要话题提供了交流的良好契机。如果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能够在认识层面上达成一定的共识,那么,这对中国的法治进程、对中国宪政的建立和完善也将是一个推动。

一、宪法司法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从本案来看,宪法司法化有着充分的必要性:首先,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违宪案件,法院往往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不予受理。最典型的是1998年北京民族饭店员工王某等16人诉民族饭店侵犯选举权一案。宪法司法化能使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及时救济,使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得到及时解决,真正体现依法治国的精神和内在要求。其次,宪法司法化能使宪法的法律效力进一步强化。作为其它法律规范的“母法”,宪法长期被虚置,宪法在大众心目中往往被误认为是司法领域外的指导性的“总章程”,宪法司法化能改变宪法的这种尴尬地位,真正使人们认识到宪法的权威和尊严。最后,宪法司法化能适应司法实践的要求。面对一些新型案件和特殊案件,各级法院的法官无所适从,最后往往将当事人赶出门外,这就违反了西方最古老的法谚“裁判者不得因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诉讼”。宪法曾经瘦过你也是厉害司法化能够消除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弥补普通法律规范的缺陷和漏洞,消除司法实践中的空白地带,使所有的法律关系都能通过司法渠道解决。

我国宪法规定,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但这并未否认宪法的司法效力。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种监督权本质上属于立法上的监督权,是抽象性的监督权;而宪法的规定并未否认宪法的实施权由司法机关行使,宪法的实施权是具体的。不能用立法上的监督来代替宪法的司法作用。同样,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复函》,仅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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