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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论中国反恐刑事政策的法治化
【作者】 王娜刘文斌【作者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
【分类】 刑法学【中文关键词】 刑事政策;反恐;法治化
【文章编码】 1673-1565(2014)04-0025-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4
【页码】 25
【摘要】

在严厉反恐刑事政策指导下的世界各国反恐立法,呈现出反恐刑事法网日益严密的趋势,但是,在严厉打击恐怖活动犯罪中,存在如何保护人权的问题。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及反恐经验,结合我国反恐实际情况,在严厉反恐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法律体系,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应该在反恐法律框架内进行。而严厉的反恐刑事立法会存在“严有余,宽不足”的问题,应该在反恐刑事政策司法化的过程中积极发挥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以宽济严”的一面,从而实现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效益的最大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3330    
  一、国内外反恐刑事政策法治化概况
  (一)国外的状况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刑事政策朝着宽松的刑事政策和严厉的刑事政策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1}这一现象又被部分学者称之为“轻轻重重”两极化刑事政策,两极化刑事政策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等主观恶性不重的犯罪,处罚更轻;对严重犯罪,处罚较以往更重。{2}国外对恐怖活动犯罪、毒品犯罪、暴力犯罪采取一种严厉的刑事政策来构建本国的刑事法网。“9?11”事件后,严厉的刑事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具体来说,立法上,制定专门的反恐法,进一步严密反恐刑事法网。“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迅速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的法律,另外,涉及到的反恐法律还包括了《航空与交通安全法》、《加强边境安全和入境签证改革法》等。英国早在1974年就颁布了《防止恐怖主义法》,1998年通过了《反恐怖法案》,“9?11”后英国政府在2001年通过了《反恐怖、犯罪及安全法案》,之后在2006年又通过了《2006年反恐法案》以及《全民身份证法》;俄罗斯1998年颁布了《反恐怖主义法》,2006年通过了新的《俄联邦反恐怖主义法》,2013年,又通过《关于与恐怖主义作斗争新措施法》。刑事司法上,警察权、司法权不断扩张,在诉讼程序中排除适用相关程序原则和证据规则,量刑上也呈现重刑化趋势。美国在军事法庭起诉了“9?11”事件的五名主犯,另外美国《爱国者法案》规定,司法部长有权下令拘留外国人,只要他合理的相信此人可能给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位于古巴的美国关塔那摩监狱里,关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0多名恐怖分子,这一监狱处于美国法律的边缘地带,部分罪犯被长期关押,无法进入司法程序。
  在全球各国严厉的反恐刑事政策法治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法的秩序价值与法的自由价值之间的冲突,在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的抉择中,西方国家倾向于维护社会秩序安全,从而产生了公民人权保护弱化的问题,其中包括恐怖主义罪犯的人权和普通公民的隐私权、言论自由等权利不断受到侵犯。关塔那摩监狱不断爆出虐囚、自残事件,被关押的罪犯的辩护权等基本诉讼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同样受到侵犯,比如俄罗斯的《关于与恐怖主义作斗争新措施法》规定,亲友应为恐怖分子的行为承担责任,赔偿其造成的损失,这一规定让恐怖分子的亲属承担连带责任,突破了传统的个人责任原则;美国《爱国者法案》允许联邦调查局查询图书馆和商业记录,允许使用窃听装置防止被监视目标通过转移电话号码和电脑逃避跟踪,之后在自由与秩序的博弈之中,秩序逐渐向自由倾斜,该法案没能成为一部永久性的法律。此外,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反恐斗争中采取了一种“战争模式”,他们绕开联合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以恐怖主义、杀伤性武器等借口发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战争”,这种反恐模式既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3}反而陷入战争泥潭。
  (二)中国的状况
  据《新疆反恐十年成果展览》资料统计,整个20世纪90年代,恐怖分子在新疆实施暴力恐怖案件250多起,造成600多人伤亡。{4}近几年我国发生了新疆“7?5”事件、北京“10?28”金水桥恐怖袭击事件、昆明“3?1”火车站暴力恐怖等事件,造成了民众恐慌,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安定和社会秩序。为了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在机构组建方面,我国早在1982年便成立了“反劫机特种警察部队”,其任务明确为反劫机、反恐怖、反暴乱。公安部于2002年成立了反恐怖局,2013年成立了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之后又成立了“国安委”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在反恐法律法规方面,1997年新刑法增加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三)》严密了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法网,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法院管辖、辩护人会见以及技术侦查等方面对恐怖活动犯罪作了具体规定。此外,我国积极参加并支持国际反恐行动,签订了共12项国际性反恐公约。
  目前,我国在反恐刑事政策法治化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无论是反恐理论研究还是反恐立法都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没有成熟的反恐经验,没有成套的反恐法律,“反恐立法碎片化和不完整性比较明显”,{5}反恐立法分散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之中,缺少一部专门的反恐法指导国内的反恐斗争和衔接国外的国际反恐合作。本文认为,仅通过反恐严打刑事政策并不是长远之计,严厉反恐刑事政策应当法治化,即要在严厉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构建法治反恐新模式,立法上构建一种又严又厉反恐刑事法网,司法上进一步落实我国的反恐刑事政策,同时注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的一面。
  二、中国反恐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必要性
  (一)对三次“严打”活动的理性反思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犯罪高潮也随之而来。针对刑事犯罪率的居高不下,我国在1983年9月至1987年1月、1996年4月至1997年2月、2001年分别对该时间段的高危犯罪进行了专项性的“严打”活动。所谓“严打”就是“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一般认为“严打”刑事政策是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这一基本刑事政策指导下展开的。“严打”集中调动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有力的打击了当时高发的犯罪现象,但是“严打”没有很好的贯彻当时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这一基本刑事政策。严打是对“惩办”的集中反应,但是却忽视了“宽大”一面,以致在“严打”活动中出现“严有余,宽不足”的现象。有学者认为,严打刑事政策在其内容上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是存在抵触的,它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搁置。{6}在理论认识上,“严打”将犯罪化、重刑化看作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良药,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我国不必要的死刑犯罪增加。此外,“严打”有脱离法治轨道的嫌疑,虽然严打也强调“依法”,但是“从重”思想使刑法向着犯罪化、重刑化方向发展,刑法结构又严又厉;“从快”体现了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通过牺牲程序正义换取实体正义。
  目前新疆反恐局势日益严峻,经中央批准、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决定从2014年5月23日起到2015年6月,以新疆为主战场启动严打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切实维护各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在5月份反恐严打行动中共抓获200余名嫌疑人,有效应对了当前严峻复杂的反恐怖斗争形势。
  当前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反恐严打行动应该贯彻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根据对前三次“严打”的理性反思,本文认为,本次严打中“严”的一面要体现严密刑事法网和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并举,而不是把严打恐怖主义当成治本之策。同时严打恐怖主义不能忽视刑事政策以及刑法规范中“宽”的一面,对此新疆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通告规定,“实施上述行为的违法犯罪分子,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二)法治反恐的现实需求
  据陈光中教授介绍,“严打”最开始提的是“从严从重从快”打击犯罪,后来在“严打”实践中,可能执法者也感到有些过头,就在“从严从重从快”前面加上“依法”两字。然而后来的实践证明,三次“严打”虽冠以“依法”之名,非但没有贯彻基本刑事政策,反而有背离法治的倾向。本次反恐“严打”行动中,孟建柱同志在新疆武警部队反恐维稳誓师大会上强调要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切实保障各名族群众安居乐业,同时新疆高院在部署反恐工作中要求坚持依法从严从快从重审判原则。结合以往的“严打”经验,本文认为中国的反恐斗争要坚持理性反恐的理念,走法治反恐道路,必须正确处理好反恐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首先,必须形成具有合法性的反恐刑事政策,“刑事政策的合法性根据应于刑法法理中去追寻,它的价值目标与刑法的价值目标应是相同的”。{7}反恐“严打”作为当下具体的刑事政策,其价值目标必须符合刑法的价值目标,即预防和控制恐怖主义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稳定。其次,要坚持反恐刑事政策的法治化。在处理刑法和刑事政策关系时,部分学者提倡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所谓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就是在刑法的制定和适用过程中,考虑刑事政策,并将其作为刑法的评价标准、指引和导向。{8}本文提倡反恐刑事政策的法治化,它包括了反恐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和其他反恐法律法规中体现反恐刑事政策。“刑事政策可以调节刑事法律制度的供给,但原则上不能超越法律直接作用与社会关系”。{9}因此落实反恐刑事政策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将刑事政策法治化,严密反恐刑事法网。反恐刑事政策法治化有利于跳出将“严打”恐怖主义视为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犯罪长期、有效手段的误区。“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反恐刑事政策的法治化才能巩固罪刑法定这一刑事法治的基石,并真正实现法治反恐这一反恐新模式。
  (三)国际反恐合作的需要
  我国支持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反恐决议、声明和宣言,并积极参加国际性和区域性的反恐公约,然而我国国内实体法和程序法没有完全吸纳反恐公约中的规定。我国《刑法》第9条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该条规定表明,我国参加的反恐公约不能直接适用,而需要转化适用。国际和区域性的反恐公约与国内法衔接不够紧密,这使得我国开展国际反恐司法合作受阻,比如恐怖主义犯罪人员的引渡问题。由于国内反恐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欠缺,使得我们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中依赖严厉的反恐刑事政策和外交途径,不利于反恐国际合作。一方面,任何刑事政策都会带有某种政治属性,反恐刑事政策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恐怖主义犯罪本身也带有某种政治色彩。所以,部分国家认为中国的反恐政策是一种高压民族政策,并在反恐中坚持“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拒绝将恐怖主义罪犯引渡给中国。为了方便开展国际反恐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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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日]森下忠.犯罪者处遇[M].白绿铉,等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4.

{2}杨春洗.刑事侦查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397.

{3}倪春乐.从当前反恐模式看中国反恐刑事程序立法[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2,(6).

{4}新疆反恐战略流变[J/OL]. http://news.ifeng.com/shendu/zgxwzk/detail_2014_02/10/336613320.shtml.

{5}刘仁文.中国反恐刑事立法的描述与评析[J].法学家,2013,(4).

{6}刘仁文.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研究[J].当代法学,2008,(1).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7}卢建平.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应然追求[J].法学论坛,2007,(3).

{8}黎宏.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及其实现[J].清华大学学报,2004,(5).

{9}卢建平.刑事政策与刑法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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