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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
【副标题】 基于福柯权力谱系学的展开
【英文标题】 Cooperative Judicature: Social Governance Ancestry of Judicial Credibility
【作者】 严本道张俊【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司法权威;社会治理
【英文关键词】 cooperative judicature, judicial credibility, judicial authority, social governance
【文章编码】 1673-1565(2014)04-0041-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4
【页码】 41
【摘要】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英文摘要】

Judicial credibility is vitality of judicature and acting point of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in judicial field. Judicial Oper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re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overnance so as to construct judicial credibility. Cooperative judicature embodies the change of judicature from management to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overnance ancestry. In the approach to cooperative judicature practice, reduction of judicial cost and practice of judicial faimess are two dimensions and it is signiflcant to take both of them into account in constructing judicial credibility by means of cooperative judicatur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3316    
  一、问题的提出
  司法公信力[1]是司法的生命力,也是司法公正的源泉。司法作为社会纠纷解决方式之一,其存在基础即在于民众对司法的认同和支持。离开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司法也只能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民众对司法认同之根基在于司法机关及司法权运行过程所表征的公正特质。人们在决定将正义诉至司法机关裁决之时总是不乏公正期待和功利计量。如果司法被不公正地运作,抑或司法耗费成本过巨,要在整个社会型构司法公信力将会是惘然。因而,司法成本与司法公正共同构成司法公信力的两个向度。提高司法公信力,一方面,要力求降低司法成本,使司法成为一种可获得、具有便宜性的救济渠道;另一方面,要着力维持司法公正的镜像。[2]司法公正在内容上囊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其中,实体公正主要涉及裁决结果的合理、正当。
  程序公正则显得尤为重要,公正的程序具有吸收不满、缓和冲突等重要功用。通过公正、公开的程序运作,不仅可以使得争诉双方在充分的程序参与中达致对裁判制作施加积极影响的效果并进而激发起其对程序本身的价值认同,而且可以使得包括诉讼当事人在内的社会公众从感官到内心遍历公正的“实践”。一言以蔽之,正义不仅应被实践,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获得清晰展现,也即“看得见的正义”。
  传统意义上,司法的运作是单线条的。这可以从司法机关内部、司法机关与当事人两方面予以理解。在司法机关的内部关系上,虽然目前我国宪法、刑事诉讼等法律规定公检法三机关相互之间关系的原则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相互制约”。但司法实践中却存在如下情境:单有分工,缺乏负责和配合,三机关之间的制约性不足等。一方面,公检法三机关承担着法律规定的侦查、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审判职能,在职能上体现司法权运行过程的分工;另一方面,在分工的背后各机关所追求的目标却不尽相同。譬如,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可能会以案件的成功告破作为自己职责的完成,而忽视了侦查过程中对证据的收集、固定和保全,以及案件被检察院成功控诉等更重要的诉讼效果。实践中往往出现的情形是,公安机关违法收集的证据和移送审查起诉中有瑕疵的证据构成检察院顺利完成审查起诉职能、正确权衡案件性质和成功控诉的桎梏。检察院审查起诉往往缺乏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整体评估和法律分析,进而合理行使其所掌握的起诉权,如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法定起诉要件的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证据不足或证据有瑕疵的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要求其补足相关证据;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决定不予起诉,正确适用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等。在案件审判阶段,法院并不总是基于事实和证据裁判,而往往受到诸如行政力量、新闻传媒、法院和司法系统内部等各方面的非正常干扰,其所作出的裁断最终可能基于各方面的考量。从司法机关内部的关系可以看出,制度形态的司法机构与承担具体司法职责的人员可能貌合神离。以我国当下司法体制为例,司法机关相互关系及其运行原则的设计即便科学合理,然而实践中如何运作以及效果都与人的作用不无关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司法机关作为制度化、官僚化的组织机构,在日益“结构化”的现代社会,仅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司法工作人员极有可能沦为社会结构这张大网上的无数“节点”,其履行的仅为制度化的职能,只不过众多的制度职能叠加后产生了功能的“异化”。
  在司法机关与当事人关系的层面上,虽然司法天然地具有被动性[3]特征,然而一旦当事人将争讼诉至司法机关以后,当事人则由主动沦为被动。纠纷在司法系统内获得解决的过程中,当事人并不当然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必须遵循相应的程序流程并接受必要的程序规制,如程序要求、规范和时限等,当事人也不得任意选择退出司法解纷机制(尤其是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撤诉一般是不被允许的),并且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和承担相应的后果。[4]程序的进展和结局很大程度上把持在司法机关之手,当事人对之只能认真遵守和施加积极影响。由此,司法权的独断、专横性暴露无遗。这样造成的后果便是,司法权的肆意扩张,缺乏相应规制,对公民诉讼权利任意侵蚀,使得在饱受纠纷侵扰后的当事人在司法程序运作之后产生“更大的不公”;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几近丧失殆尽,沦为诉讼进程的附庸。
  综上,现行司法体制的单线条运行轨迹及其折射出的司法机关内部、司法机关与当事人关系的不协调、脱节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动因。两者归根结底还是相关主体间“沟通”的缺乏。重塑司法公信力有赖于强化司法运作过程中司法机关内部及其与当事人间的沟通,并在此基础上达致“理解”,进而提供“合作”的基础。
  二、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义
  合作司法正是在司法权威动摇之时,为挽救司法公信力而需在现行司法工作机制中进行适度改革的合理选择。在现代法治国家,行政权的行使模式已经有从传统的管理论向控权论、平衡论转向的趋势。传统的行政权运作主要是以行政机关等行政主体为核心的,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仅为行政权施为之受众;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意识的提升,这种行政权行使方式在完成行政管理职能中的作用并不理想,甚而引发越来越多的对抗、冲突。在合作治理等理论基础上,行政机关在权力行使过程中不断完善相关公民参与程序,强调行政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人间的沟通和对话,并以建立服务政府和阳光行政为终极目标,行政治理效果获得极大改善。司法权作为与行政权相对的国家权力之一,在我国民主法制进程中,不妨也借鉴行政权行使方式改革的合理经验。其理由为:首先,虽然司法天然地具有被动性特征,行政权行使往往是积极主动的,但是两者在社会治理的维度上是能够求同存异而被统御的;其次,合作司法契合了目前司法实践中司法权威动摇而司法公信力日渐稀缺的现实困境,在重塑司法公信力方面具有实践价值和可行性;再次,从合作行政到合作司法,两者的终极目的均为在维持行政权和司法权本然特征前提下,针对其实践和运作中的困境对行政和司法运作机制予以有效改良,故而从追求社会实效的角度,两者的价值目标是趋同的。目前司法公信力岌岌可危的局势,一定程度上与司法领域国家主义优位滥觞的境况有很大关系。司法很大程度上被作为国家权力在司法领域运作之载体,其本身的纠纷解决功能和权利救济功能反而被大打折扣。提升司法公信力、重振司法权威有必要完成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由“管理思维”向“治理思维”的转变,将司法定位于整个社会治理多层级谱系之一,这样可赋予司法过程的参与者“更大活动空间和对公共事务的话语权”{1}。从社会治理[5]的高度认识司法的宏观功能,践行合作司法模式,统筹司法社会治理的宏观功能与以权利救济为核心之纠纷解决的微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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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倡导社会管理创新化、以法治方式推进改革,“无论是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都离不开三者共享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它为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一体发展或者说‘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2}合作治理[6]可谓这一要求的具体细化和延伸。在司法领域,“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尚有很大的制度空间。”{3}挽救司法公信力日渐衰微的局面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合作司法的尝试可谓这一方面努力的关键尝试,对司法公信力的重振和保障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合作司法是治理思维在司法领域的体现。社会治理相比于传统的管理方式更加强调治理的效果,并为效果之达成审慎、客观地对待权力运作的过程,从“沟通”和“对话”等方面构筑权力与权利对话的平台。合作司法彰显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立地位,强化司法以权利救济为本位的纠纷解决功能,并适度弱化司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角色,从更大范围赋予司法机关独立色彩,注重司法运作过程在社会治理维度上的效能。从某种程度上说,好的治理之完成也是公信力构筑的开始。其次,合作司法进一步凸显了司法权运作的本质。司法权天然地具有被动性特征,司法程序的启动是当事人自主选择的结果(即便是刑事诉讼中的公诉案件,国家在启动追诉权能时在权衡社会公益的同时,更多时候不能否认是为被害人权益计量的结果)。合作司法指向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司法机关系统内部在分工负责、独立履行职能基础上的合作。这种合作区别于司法机关间的“通谋”,而受制于诉讼程序的成功运行和诉讼任务的圆满完成,进而摒除部门利益的藩篱。另一方面,是司法机关与诉讼当事人间的合作,共同推进诉讼程序的全面展开。在诉讼进程中,当事人是占支配地位的动因,司法机关应认真遵守法定程序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和自主选择而不应施加过多的限制甚至侵夺当事人是权利。与被动性特征相一致,司法机关仅需以合理合法为标准对当事人的要求进行相应审查即可。审查结果不违背这一标准的,应当即刻批准。审查结果有悖于该项要求的,则应拒绝并书面说明相关理由,告知当事人不满该决定的全部救济方式。在合作司法过程中司法的被动性特征被完满实践,当事人获得充分的诉讼参与、诉求表达机会,从而产生一种“尽全力”、“用尽一切合理手段”的感觉,得到“被尊重”的主体性体验。这样一来,即便最后的裁决结果差强人意,当事人也可获得一种心理和精神“慰藉”。从当事人角度,与此同时产生的是对司法公信力的内心认同;从司法机关系统内部,司法机构工作人员也在顺利推进诉讼程序的过程中没有留下“遗憾”,其所关注的焦点已然不仅是结果主义的狭隘视域,还包括程序责任的完成,充满着对程序本身的尊重,而程序正是司法的要义所在。再次,合作司法代表了司法工作的演进方向。在法治发达国家,司法权被认为包含两项权能:对个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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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苏霞.层级化网络治理:多层级村庄自治架构及其运行机制——基于秭归“幸福村落”的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4,(1):34.

{2}陈金剑.对“以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解读[J].河北法学,2014,(2):17.

{3}张文显.全面推进法制改革,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法学解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1).

{4}Lukes, S.,Power: A Radical View, Macmillan,1974,p.15.

{5} Fouccault, M.,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1, Allen Lane ,1979(1976). P.32.

{6}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48-251.

{7}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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